《中庸》這篇儒家論文和《大學》的寫作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其首段，同樣是整篇論文的論點和文膽，其文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
從這段文字中，可看出，《中庸》所表達出的儒家思想充滿了親和力，像陽光一樣，普照著大眾。其不僅有追求人類道德之本原的哲學論述，也隱含著特殊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用此思想與孔、孟的思想比較，能使人判斷出，《中庸》所表述的思想在儒家思想發展的歷程中達到的層次應是處於儒家思想臻至成熟階段的位置。我設想，如果可以把儒家思想分段的話，那麼孔子思想可被看作儒家思想「美麗」的開端，是一粒飽滿的種子；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宣揚儒家思想的時期可以被看作是儒家思想的初成階段，是儒學種子厚藏於地下，經過滋潤，發芽並鑽出地面的一段時期；孟子充分展示儒家思想之政治魅力的時期，可被看作是儒家思想趨於繁盛的階位，是儒家這棵樹正在長粗，枝葉正在旺茂的階段；《中庸》和《大學》的出現，是儒家深化其思想，並使這思想向更哲學化的方向發展的階段，是儒家思想已經發展成熟為枝杈參天的大樹的時候；《荀子》思想的出現，表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即將出現的時候力求跟上時代，積極變革，可被認為，儒家這顆樹已經有分枝可以獨立成長，另闢天地了；秦後儒家思想逐漸變得保守的情況，則是儒家這顆大樹因為對「民間（此「民間」是指隱藏在民間的各種中國其他傳統哲學）」和隨時代進步發展的科學知識的的營養吸收的不夠，從而漸次萎縮的階段，其中雖有王陽明這樣的儒家大師給儒家思想注入了一絲活力，使儒家這顆半死不活的樹「發」了幾條新枝，但儒家思想想振興已無力、想回天已乏術了；到了當今，儒家思想則是正在被重新認識具有存在和實用價值、被重新「利用」的階段，不過因為儒家思想經過兩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侵蝕，已變的很僵化，很多糟粕性的內容已很難被剔除，所以儒家思想在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這一以國家政權面目出現的主體「揉」入治國政策里去應用時，也只能是部分的被採納。下面就讓我結合我剛才提出的對《中庸》的這些認識，與《中庸》的論點及《中庸》中的一些論證，還有孔子、孟子思想中的一些內容，展開來探討、探討。
為什麼說《中庸》思想具有親和力呢？在「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句中就能讓人體會出這一點來。我認為，到了《中庸》成文時，儒家所稱的「君子」，已不僅僅是指諸侯王，而是已將該稱謂涉及到的人的範圍擴大到了士人、新興的政治勢力—即逐漸出現的封建地主這些更寬泛的群體中去了。儒者希望這些「君子」能「慎其獨」，能去主動的觀察大眾的生活動向，即，既要能「睹」能「聞」，又要能查「隱」知「微」，進而做到「與民同樂」。這樣的觀點放到今日之中國來解釋，就是我國的機關單位在教育幹部時常提的一個觀點：國家公務人員要有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和精確的政治判斷力，以確保在工作中「講政治（在現在中國的一些國家機關中，實際上實行的不是很到位、但在口頭上「喊」的卻很起勁的這個「講政治」中所說的「政治」指的是「創建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講」這個「政治」，就中國老百姓所見，在推行時很不到位。這實行不到位的原因在於中國現在還是一個人情社會。其實人「有情」沒錯，但現在中國人與人交往時，私情太盛，因這「私」，嚴重影響了人的判知能力，所以在滿足小集體利益前提下取得小團體的臨時、局部的和諧還勉強湊合能達到，至於大群體的和諧就難以達到了；至於「以人為本」，也因一些人的自私，造成這些人往往會以自己為本，對他人的關懷明顯不夠強，所以也實現的很不理想。我認為，在人類回歸自然，達到與自然和諧前，社會層次處於階級社會時，需要社會中存在一支職業道德感極強、把個人利益一定程度的放在集體利益之下的公務員隊伍來平衡社會的各種關係，使社會達到相對的和諧。我國當今社會現實情況使我感受到的是：我國現在還沒有鍛鍊出這樣的公務員隊伍。）」。人如果能如此之「慎其獨」，並進而理解他人的話，怎麼能不具有親和力呢？《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中有「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和「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這樣兩句，《孟子·盡心章句下》有「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這樣一句，《論語·衛靈公篇第十五》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一句，體現出的就是「君子」在「慎獨」基礎上應去實行的德、善兼修的行為。
儒者追求人類道德之原的哲學論述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句體現了出來。「天命之謂性」的意思是：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是一致的。這是儒家學者產生了朦朧的樸素唯物主義觀的表現。在《孟子·盡心章句上》有「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句，「率性之謂道」的觀點和孟子在該句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已經形成了「天人合一」觀的認識。「修道之謂教」指的是對人的道德本原，即天命的追求方式，即以「修」為本。《中庸》對這「修」提出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方法論解釋，歸納起來就是通過「誠」與「明」本心的修煉方式以使自己的意志向自然規則「回歸」。我認為，儒家講的這個「修」，在強調「能盡物之性」的同時強調「能盡人之性」，即可認為儒家相對有認為人亦為自然之本的觀點。「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借鑑了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的觀點，體現出儒家有認為真與善既是人類道德的本原又是宇宙的本質的認識。在《中庸》中有「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等句，繼續深入的闡述這一觀點。《論語·雍也篇第六》有「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句，是這一觀點的發端，《孟子·告子章句下》有「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句，則對此觀點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句中已經體現出了儒家對宇宙本體的認識，即真與善（我本人認為宇宙的本體是物質的，而非精神的，那麼就可排除其有意識性，所以宇宙的本體是不善不惡的）既是人類道德的本原又是宇宙的本質。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句中，儒者不僅繼續強調著其認為的宇宙的本體是真與善的認識，而且認為可以通過「和」這種對人感情「煅造」的方式來將人的價值提升到能與宇宙本體、自然法則起到相同作用的程度，即「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我認為，正是通過這《中庸》的思想，儒家將本體、認識、價值這些都推向了人本身、推向了人生活本身。儒家哲學可被看作是一種生存哲學，就是由此而來。儒家這將哲學推回到生活本身的方法和西方哲學、印度佛學力求思辯，乃至將真、善、美推向彼岸世界的方法極其不同，雖然這使得儒家哲學不夠所謂的抽象化，但直指生活本身的儒學卻相對其他哲學表現的最注重生活實際。儒家的這一特點是我喜歡它的根本原因。
我選擇了孔子、孟子思想中一些儒者認為能「致中和」的句子，抄錄如下，請大家思考。《論語·學而篇第一》有言：「夫子溫、良、恭、儉、讓。」《論語·里仁篇第四》有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子路篇第十三》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憲問篇第十四》有言：「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季士篇第十六》有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陽貨篇第十七》有言：「恭、謙、信、敏、惠。」《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有言：「枉己者，未能有直人者也。」《孟子·離婁章句上》有言：「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孟子·告子章句下》有言：「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盡心章句上》有言：「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本文的結尾，我要強調一下，雖然儒家的中庸之道講「中」與「和」，但其決不是強調人要「平庸」處世，而恰恰相反，講的是人要通過主觀努力和實際實行的客觀行為去修煉自己的德行，乃至登峰造及，鑄造自己為「聖人」—超道德人，使自己能做「天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