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西班牙之間的外交關係可以追溯到15世紀，但直到下個世紀中葉它才能夠指望常駐外交代表的存在，而在馬德里的絕大多數瑞典外交官都是職業外交官。
在20世紀，瑞典共派了24名特派團長前往馬德里，其中只有兩個來到西班牙共和國面前:卡爾·伊萬·丹尼爾松和埃里克·約翰·西斯滕·維森。
直到1936年夏天內戰期間(1936-1939)。在佛朗哥將軍的政府成為瑞典代理人之前，從1938年底到戰爭結束，外交官尼爾斯·弗雷德里克·漢普斯·貝倫克羅伊茨曾在20年代擔任伊萬·丹尼爾森領導下的馬德里公使館秘書，然後在1948年至1951年期間擔任瑞典駐西班牙大使。
從1939年4月開始，卡爾·伊萬·韋斯特曼作為瑞典政府著名部長的兄弟，他讓倫納特·佩特里(LennartPetri)後來成為佛朗哥去世後的第一位瑞典駐馬德里大使，他在回憶錄中收集了這些表演的經驗，我們將有機會參考。
在本報告所述期間，卡爾·伊萬·丹尼爾森的形象突出，因為丹尼爾森在1921-1922年和1925-1937年期間擔任瑞典全權部長。
卡爾·伊萬·丹尼爾森的外交生涯和形象相當獨特，瑞典外交部的個人檔案研究表明，由於其外交管理的一些重要方面沒有得到充分的詳細說明，他似乎在不正常的條件下離開了職位。
丹尼爾松在20世紀20年代初，由於「特殊情況」離開了奧地利，1936年，他因阿扎尼亞的意願被謹慎地「驅逐」出西班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埃及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還有提到他的通行證是「可用於表演某些特殊作品」的地位。
正如1924年9月24日未簽名的手寫便條所示，他在1945年初落入蘇聯軍隊手中後離開瑞典駐布達佩斯全權公使職位的問題，在梵蒂岡的保護下，他在羅馬尼亞避難，直到當年4月，他才得以作為莫斯科的外交信使返回瑞典。
如何解釋這種不規律的表現，如果沒有更多的信息，我們認為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丹尼爾森是出於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他很容易與派往的帕夫斯當局發生衝突，導致頻繁的外交緊張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將是一個平庸的外交官，缺乏基本技能來代表瑞典在目的地國家中的最高級別。按照合理的邏輯來說，導致他離開外交使團的原因，或者至少讓他被任命為負責任較輕的職位才更加合乎常理，因為在非洲，瑞典的存在較少。
另一方面，為了這個解釋，丹尼爾松在西班牙和埃及的外交問題發生在他職業生涯的末期，他臨近退休年齡，當時，在社會民主黨上台之前，這批職業外交官，他們沒有被人民所歡迎。
丹尼爾森是瑞典當局信任的人，並讓他來執行敏感任務，他給人的印象在關於個人檔案所載的文件中，他是瑞典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就像貝克-弗里斯男爵一樣是政治科的負責人。
當局信任丹尼爾森，但考慮到該檔案除了在西班牙戰爭和世界戰爭中對政治難民的幫助外，還有些委曲和沉默，不能排除原因是如此。
這種解釋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丹尼爾森的服務記錄，在他的個人檔案中，1917年至1921年間，他擔任瑞典駐柏林大使館一等秘書，隨後，他被任命為華沙的臨時代辦，1921-1923年擔任西班牙全權部長，後來擔任斯德哥爾摩外交部人事司長。
20世紀20年代初，新聞界回想了一些關於他可能被任命為駐華盛頓大使的謠言，在1930年代，直到他於1945年退休，曾擔任全權部長，在政治和軍事平衡方面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地方，1936年離開後，他對內戰的後續行動，在斯德哥爾摩對外關係部任職。
在這個最後的首都，丹尼爾森是拉烏爾·瓦倫貝格的團長，早在他抵達匈牙利首都之前，部長丹尼爾森和副官佩爾·安格開始保護首都的猶太人，並且給他們發放瑞士護照，促使副領事卡爾·盧茨、西班牙大使安吉爾·桑茨·布里茲和教皇大使安傑洛·羅塔會面。
在這方面，丹尼爾松仍然忠於他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行為，他毫不猶豫地利用他的外交出身，為在馬德里的斯堪地那維亞使團撤離政治難民提供便利。
我們認為，這兩個假設，讓丹尼爾森作為前政權的外交官，造成衝突和對瑞典政府不方便，這和丹尼爾森作為上級信任的敏感問題可以合併，他們不一定排斥，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官，他對上級的行政管理員施塔蒂沃斯有信心。
一個保守思想的人，不會喜歡社會民主黨政治家，至於誰從1932年開始在瑞典掌權，還得看他的繼任者埃里克，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將擔任瑞典聯邦的領導者，而且他的想法略有不同。
埃里克在共和國的第二年，是馬德里的商業助理，因此，他非常了解西班牙的現實情況。他與布萊恩保持了一定的友誼，他是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左翼政治家，也是戰時曾任西班牙援助委員會主席，還是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使團的律師。
在其他指控中，佛朗哥當局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戰爭結束時，他們沒有忘記強調維森夫婦對共和西班牙的同情，以及丹尼爾松夫婦對自己的同情。
然而，這種對瑞典外交官政治立場的理解仍然有點簡單，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兩位外交官在他們的辦公室里都對西班牙的政治局勢持批評態度，無論他們的政治標誌是什麼，並譴責他們極端主義的一切表現。
毫不猶豫地稱西班牙右翼極端主義團體為「狂熱分子」或神職人員，以及左翼團體焚燒教堂和修道院或煽動反對，通過非民主渠道建立秩序的鬥爭，維森毫不猶豫地向瑞典政府清楚地說明他不認為是有利的事情。
作為民主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他將向共和國政府提出抗議。除了位於馬德里祖爾巴諾街的宮殿，如今，瑞典在西班牙擁有龐大的領事和副領事網絡：西班牙公民或第三國公民、駐馬德里總領事、在巴塞隆納的領事、加的斯。
阿利坎特畢爾巴鄂加那利群島和馬略卡島以及在塞維亞的副領事：維戈、馬德里、阿利坎特、桑坦德聖塞巴斯蒂安、大加那利島帕爾馬斯、拉科魯尼亞、邊境的傑瑞斯、阿爾梅里亞、馬拉加、聖克魯斯德特內里費和吉翁。
因此，馬德里的瑞典代表團，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直到韋斯特曼被任命為弗朗哥的全權部長為止，只有兩名特派團長。因為，在當局中，與斯德哥爾摩的西班牙代表團的情況相比，這是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政治穩定的明顯體現。
如前所述，卡爾·伊萬·丹尼爾森在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和30年代的前6年，作為瑞典駐西班牙的全權部長，他在向政府提供有關西班牙政治現實的信息方面非常勤奮，通常在每周一次或多次的報告中具體化。
這很容易，以他們為榜樣，丹尼爾森幾乎每周跟蹤西班牙政治，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丹尼爾森知道它們的來源是什麼，因為，正如在外交界所見，常常藏著只限於諸如「根據我的線人"之類的表達，或者「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
然而，有時丹尼爾森會建議一個名字，例如教廷大使或駐馬德里外交使團的其他同事的名字，瑞典總領事路易斯·德拉佩尼亞的名字，或靠近王室的責族的一些職位和瓦爾代格萊西亞斯侯爵等。
在這一點上，他遵循了所有時期外交官的慣常做法，在對該國的現實形成判斷時，依靠他們與居住國的政治和商業階層以及其他國家的同事的聯繫。丹尼爾森的報告在後來是明智的，這是了解瑞典政府對西班牙共和國政治現實的看法的基本來源。
這種信息展示了自獨裁統治結束以來，代表團在馬德里對西班牙內部政治的看法，也就是說，在共和國的夜生活中，丹尼爾松在1929年11月向瑞典外交部提交了關於西班牙微妙政治局勢和「恢復正常」的第一份機密報告。
丹尼爾森回應了關於「法西斯主義方向」的獨裁政權收緊的傳言，並注意到馬德里炮兵和海軍軍官以及學生的不滿，同時，他們還對經濟的家長式管理提出了抗議。
儘管佩斯托的情況，其股價波動很大是一個風險因素，但財政狀況似乎很穩定。一些人認為普里莫·德·里維拉政府即將結束，但馬德里的外交使團並不急於改變軍團。
很明顯，普里莫·德·里維拉當時所有人都反對他，甚至連軍隊也一樣，關於獨裁者的垮台和接任者的崛起，丹尼爾森寫道，他在瑞典因訪問而聞名，阿方索十三世從一開始就回答，高喊「巴貝倫格，共和國萬歲!」
儘管如此，他指出，集會自由仍然沒有出現，而且仍然存在一定的審查制度，因為共和黨人的觀點越來越強，在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下，共和黨人、左派知識分子、一些保守派人士，甚至一些保守黨人士都沒有自由。
根據丹尼爾森的說法，外國媒體對西班牙動盪的政治局勢的報導，被罷工和革命騷擾所支配，他們是「非常誇大和存在偏見的」，雖然最大的未知數是共和主義的未來，因為即使是羅曼諾斯伯爵開始考慮建立共和國的可能性，但阿方索國王依然是總統。
至於其他政治家，如桑切斯·格拉在他的著名的演講中提到，他們已經宣布取代阿方索十三世，由於他支持獨裁政權而變得不可取，他的兒子將接手共和國。
政治局勢說迫使政府停止正常化的道路，在桑切斯·格拉的聲明後，他們比第一眼看起來更嚴肅，學生拒絕讓共和國活著，人們高呼「國王去死!」，而且還有其他令人擔憂的跡象。
在保密的文件中，丹尼爾森寫道，在桑切斯·格拉的襲擊之後，共和主義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推動力，成千上萬的社會階層在皇宮上簽名支持新國王，這種自由的風氣席捲了當時的瑞典，而丹尼爾森就是見證這個情況的人。
參考文獻：
《瑞典發展史》
《西班牙悲劇》
《鬥爭與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