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百多年以來的中西文化碰撞，應該說在19世紀末以前，我們大致上處在第一個階段。從1840年直到甲午戰爭以前，我們基本上處在第一個階段。
西方的文明，物質的東西我們可以拿來，物質文明我們可以拿來，但精神文明那是絕對不可能進來的。
那麼進入20世紀，在整個20世紀，基本上是處在第二個階段以及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過渡。這個階段，我們發現了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跟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不是同嗎？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主義，我們都想把它運用到中國的實踐，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就是看到它同的方面、相通的方面，我們甚至於還取得了現實的成果。
但是我們跟西方文化的隔膜恰好在這一層面紗的掩蓋之下越來越深。你無法理解所謂馬克思主義究竟講的是什麼，你以為你已經把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這個老祖宗都搬到中國來了。實際上你跟他根本就沒有形成對話，也沒有達成理解。所以我們講這個時候的馬克思主義是簡單化的，是實用主義的理解。
那麼現在呢，是跨入到了第三個階段，從本世紀開始我們進入第三個階段。當然從20世紀末已經開始了，現在是處於第三個階段的起步的時候。
所以我這篇文章呢，主要是出於這樣一個目的來寫的，就是要在我們看起來好像已經吸收了的那些西方文化的觀點裡面，揭示出它的一種文化錯位，實際上是不同的，實際上跟西方原本的那種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那就意味著我已經從西方的原來的意思裡面理解到了一些原本的東西了。當然是不是這樣還有待於讀者的評價，但是我自認為是這樣的，就是說我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以往對西方哲學的這樣一種解讀，裡面充滿著文化錯位。
達爾文進化論本來在倫理上是一個中立的學說，達爾文是自然科學家，他通過研究自然界總結出了一些規律，然後把它發表出來了。赫胥黎把它運用到倫理方面，但是按照赫胥黎的那種倫理原則，跟我們接受它的時候所期望的那種倫理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首先是嚴復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接受，我稱之為「選擇性的接受」。嚴復在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的時候，他就有選擇性。這是我們近代一百年以來，可以說是思想引進的開山之作，就是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很多思想上的鬥士或者是革命志士，或者是理論家，或者是哲學家、研究的學者，都是在當時讀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思想上起了極大的變化。
因為這是最新的思想，他們認為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新的，當然在西方已經不新了。19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早已經提出來了，在嚴復那個時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把它翻譯過來。但是對中國人來說是聞所未聞的。嚴復把它翻譯為《天演論》，他依據的原本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
在達爾文以前有康德的「星雲說」，就已經表達了這種思想。在西方，這種思想當然還是具有開拓性的，這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裡面對康德「星雲說」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就是說從此以後呢，人們意識到了這個宇宙的發展，它是變化的，它不是靜止不變的、永恆如此的。它不斷地與時俱進，不斷變化，這個宇宙是形成起來的。所以康德的《宇宙發展史概論》的「星雲說」跟進化論呢，裡面當然有一種思想的聯繫。
在嚴復和康有為的書裡面也都提到了康德的「星雲說」。他們雖然認為這是完全西方來的東西，是新思想，但是其實跟中國傳統的東西有密切的聯繫。
康有為是比較明確意識到這一點的，他把所有這些東西都聯繫在一起，「公羊三世說」，《易傳》裡面的思想，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康德「星雲說」都混在一起。這個是中國人在理解進化論的時候，他有一個先理解，一個前見，一個先見。
從解釋學的立場來說，先見是不可避免的，你肯定是要有先見的，不管你意識到也好，還是沒意識到。但是先見在一定的時候要反思。
先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以後，你反過來要反思，要知道你原來有些什麼先見，這樣就能夠把你的先見和你所接受下來的東西區別開來，以便更進一步地深入對象。雖然深入對象還是有你的先見，但這個先見會不斷地精確，不斷地擺脫它的那種偏見的性質。
先見，Vorurteilen，本來就是「成見」「偏見」的意思，我們講這個是預先設定的，預先就定了，預先就是這樣去想的，那不是偏見嗎？我們說這個人的這個看法有他的偏見，抱有成見，也就是說本來他就有那樣一種東西，所以他才這樣看。這是免不了的，但是要把它減少到儘可能的小，不太影響它的客觀性。還是要接近、慢慢地接近客觀性。
所以呢，嚴復在翻譯的時候把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裡面的有關科學的定義、科學的範圍、科學的價值等，這些本體論形式的東西砍掉了，他認為這些東西沒有用，砍掉它們對中國人的理解沒有害處。
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本體論，比如說《易經》，這個「窮則變，變則通」的變易觀，這些東西是我們的本體論。我們可以把進化論安放到我們這個本體論的基礎之上，這就把它中國化了。所以我們講，把西方的東西中國化是從嚴復那裡開始，就是這樣乾的。
但中國傳統裡面當然還有另一方面，比如說道家的虛靜無為，還有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有一種反對變易的思想。但並不是說進化的思想就完全是從西方來的。在中國傳統裡面其實就有這方面的因素，所以進化論一被我們了解馬上就把它結合到這種因素上面加以理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錯位。
所以達爾文進化論本來在倫理上是一個中立的學說，他沒有什麼倫理思想，他是科學家嘛，達爾文是自然科學家，他通過研究自然界總結出了一些規律，然後把它發表出來了。
本來他並沒有說這個東西在倫理上有什麼運用。赫胥黎把它運用到倫理方面，但是按照赫胥黎的那種倫理原則，跟我們接受它的時候所期望的那種倫理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因為赫胥黎的那種倫理原則就是說，進化論證明只有那種先進民族、優秀民族才有存在的理由，那反過來說落後民族就活該滅亡了。如果你相信進化論的話，你落後民族就得自認倒霉。但是中國人是絕對不會這樣來接受這種觀點的。
所以中國人呢，把它改了一下，就把它變成了一種實踐的學說，而不是一種理論。就是說歷史擺在那裡，印度已經被殖民了，波蘭已經被占了，還有很多國家已經被滅了，我們中國你想不要亡國滅種，那你該怎麼辦？例子已經在這裡，你要不自強，你就會被滅亡。所以你要儘量地使自己變成優秀民族，要自強。這就是它的實踐意義。
我們中國人比較看重的是這個方面。為什麼進化論和倫理學有關呢？不是說理論上有關，而是說在實踐的意義上它有種激勵的作用。所以要「與天爭勝」，而不要「任天為治」，不要任憑大自然來擺布你，你要與自然傾向作鬥爭。
我們本來很弱，我們現在要強大起來，這叫與天爭勝，我們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文化錯位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