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聲音，是四通八達的道路（主題）
——專訪配音演員喬榛（副題）
解放日報記者 沈軼倫
在朗誦的時刻，喬榛總是會把對文字的理解、對生命的理解、對個人歷史和城市歷史的理解，都儘量融入聲音中去。
因為聲音也是道路，是四通八達的道路，不受時空限制的道路。乘著聲音的翅膀，一個人可以回到往事，可以展望未來，也可以在上海這座變動的城市裡，找到屬於一個人的永恆地標。
踢響一隻洋鐵皮罐
喬榛一家在浦東康橋住了十來年了。有一天，他忽然在夢裡想到童年。剛過了80歲生日的他對兒子說，回「老家」看一看。
城裡人是沒有「老家」的。在一個講究效率和流動的地方，到處遷徙才是大家的常態，人與地的羈絆，看上去也遠不如鄉村里人與地的關係那麼深厚。可是一旦想到小時候住過的地方，任是誰都會觸動情懷，這就是城市人的具體的故鄉。
幸運的是，一個甲子前喬榛曾住過的建築，沒有在城市發展的腳步中消失。那位於新式里弄二樓的一層房間，恰好位列上海永不拓寬的道路名單中——永嘉路485弄和平邨。
1920年，西愛咸斯路（1943年後改名為永嘉路）修築完成。路不長，東起瑞金二路，西至衡山路，長2072米，寬15米到16米。路名里的「西」並非方位指代，而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以法國職員西愛咸斯命名。剛建成初期，周邊僑民集中，這一地區的房屋——周邊的岳陽路、太原路、復興中路、永康路、桃江路一帶，散布著國泰、復興、陝西、建國、汾陽以及懿園、永嘉新村等現代化公寓大樓和西式的花園住宅、新式里弄。和平邨往西不遠就是宋子文的住宅，從和平邨往東300米左右，有孔祥熙在永嘉路383號的豪宅。
和平邨的房子，沒有名流們的高門宅院那麼「豪」，但建築內外的設施在當時已屬相當現代化。這是一片建於20世紀30年代末的三層樓房。黃色水泥拉毛外牆，紅色石磚點綴窗框。最初的住戶，多是城市中的小康人家。20世紀40年代曾活躍於影壇的女演員汪漪住過和平邨3號，著名演員、作家、「甜姐兒」黃宗英也在一篇追憶文章中寫到，自己曾住在和平邨。
1928年，田漢創立南國藝術學院，租賃西愛咸斯路371號至381號民宅為校舍，設文學系、戲劇系、繪畫系。學院創辦後，於是年3月2日至4日，在《申報》上連登三天廣告。廣告特別指出：「無產青年之確有天才者仍與以特別便利」，最末一句是「凡欲參加吾等在野的藝術運動者集到蘭旗下來」。「蘭」，是因為學院用蘭草象徵「南國」。
這所新創辦的學校，教師隊伍里星光熠熠：田漢任院長兼文學系主任，歐陽予倩和徐悲鴻分兼戲劇系、繪畫系主任，執教的還有洪深、徐志摩等。學生的名單里，頭一個就是鄭君里。
喬榛的父母是否清楚，在永嘉路上，曾有這些文藝界人士比鄰而居過呢？
大概率是不知道的，因為喬榛從未聽他們談起過。
喬榛一家住在和平邨19號二樓，一樓和三樓各有別的住戶。喬榛的父親是一位化工工程師，日常開一輛小巧的奧斯丁牌轎車上下班。他是妥妥的「理工男」，家裡上溯幾代人，都沒有從事文藝工作的。唯一與文藝沾邊的，是每當父親手頭寬裕的時候，喜歡帶全家去離家不遠的國泰電影院、復興中路上的上海電影院看電影。
銀幕上的人影和人聲會與自己所住的街區乃至自己的人生發生什麼關係，在看完電影回到和平邨的小家時，喬榛從來沒有作過相關的聯想。
但如今再一次站在和平邨的弄堂里，喬榛開始回想自己的「故鄉」和人生道路的關係，那些童年的往事又都回來了。
有一個老鄰居認出了喬榛，叫著他的名字：「哎喲，喬榛，我記得你，你小時候很文靜的，可皮起來也是悶皮。你在弄堂里踢一個空的洋鐵皮罐發出哐啷啷、哐啷啷的聲音，響得不得了，我到現在還記得。你自己記得嗎？」
呵，記起來了，那個洋鐵皮罐。
在家教甚嚴、不善言辭的童年，還是小男孩的喬榛一路走，一路踢著洋鐵皮罐翻滾，從永嘉路的這頭踢到那頭。
後來父親受到運動衝擊，全家倉促搬離和平邨。一時心裡無盡的話語，不知何起，不知何訴，只能由靜謐的街道上發出哐啷啷響聲的鐵皮罐代替。
那聲音是平行世界裡的另一條道路，通往過去的記憶。
南京西路上的「噹噹」聲
因為母親是清心小學老師的緣故，所以整個小學時代，喬榛每日都跟著媽媽到南京西路上學放學。
清心小學創辦於清咸豐十年（1860年），原址在老城廂南門陸家浜，1938年遷至南京西路591弄潤康邨5號，20世紀50年代改名為南京西路第一小學。如今說起潤康邨的名字，即便許多老上海也覺得陌生，但說起潤康邨邊上的原上海市體委運動場地、如今的上海電視台，以及潤康邨對面的、位於南京西路和成都北路口的大陸游泳場（1952年後改名為新成游泳池），就能立刻喚醒一套老坐標參照物了。
新成游泳池是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地區由中國人自己建造的最大泳池之一，熱熱鬧鬧一直運營到1993年，如今的位置是南證大廈。在喬榛讀小學的年代，只要說起新成游泳池就能找到去學校的路了。
因為母親在學校教語文，所以很重視喬榛的普通話。從小，他就以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成為學校里的文藝骨幹。從代表班級上台講故事，到代表學校到區里、市里參加演講比賽，喬榛和自己的聲音處成了求學生涯里的好夥伴。
清心小學在南京西路中段，南京西路的西端是一幢嘉道理舊宅。1953年，宋慶齡親自創辦的中福會少年宮便設在這裡。從南京西路這頭到南京西路那頭，坐幾站有軌電車就到了。
上小學時，喬榛每天放學後，都要繞個大圈子跑去少年宮門口張望，看到裡面的小朋友在參加各種興趣活動，內心十分羨慕。
1954年，喬榛考入市西中學。因為朗誦和演講的特長，他一進校就被吸引進了話劇隊，表演了《特別任務》等蘇聯兒童劇目，也終於有機會名正言順進入少年宮戲劇組學習。
但直到當時，學戲還未占據這個男孩的生活主線。因為他打籃球也不錯，也有少體校的老師鼓勵他走專業運動員道路。於他的家庭教育來說，他更想跟隨父親當個理工男，心願是未來當個地質科考隊員。
當然，命運有它自己的安排。
當時南京西路上的有軌電車開過，總發出「噹噹」的聲音，在少年宮學習的孩子們都能聽見。
在喬榛在少年宮學習話劇的同一空間裡，不久後來了一個到民樂組學中阮的女孩。
當時喬榛從未見過她，她也不認識任何一個戲劇組的人。直到多年後，有一天，在前往電影局開會的路上，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喬榛的自行車蹭到了上影樂團中阮演奏員唐國妹的褲子。在一個道歉一個諒解的過程中，兩條從少年宮布下的草蛇灰線接上了。
少年宮外，「噹噹車」的鈴聲響過，兩道原本不相交的軌道，交叉起來，然後融入銀幕中。
話筒背後的聲音
讀高中時，喬榛被老師推薦擔當話劇《我的一家》的男主角，並參加了全市中學生話劇聯賽。
有一天，班主任到課堂，招手示意喬榛出來。原來是他在話劇舞台上的演出被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垂青，老師特意來學校登門拜訪，希望喬榛可以通過內招，進入上海戲劇學院就讀。
家裡從未出過文藝界人士，父親對老師拋出的橄欖枝也有些猶豫。
但老師們卻娓娓道來，說起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是在令人矚目的舞台上演出，更多時候是去農村、到工廠、到邊防哨所，為農民、工人、士兵演出。當說起有一次為一位孤獨的守島軍人演出的經歷時，喬榛和父母都被打動了。
喬榛第一次努力思考，從把演出當作一個業餘興趣愛好，提升到塑造人物、塑造靈魂的高度去考慮。這是一份光榮的革命的工作。喬榛就這樣走進了上戲。1965年上戲畢業時，喬榛被選中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從此世界上少了潛在的地質科考隊員喬榛，少了籃球前鋒喬榛，多了一個演員喬榛。
1976年，脫胎於上海電影製片廠翻譯片組的上海電影譯製廠，從萬航渡路舊址搬入市中心新址。新的辦公地點是孔祥熙的老洋房。門牌號是永嘉路383號。此時已經加入上海電影譯製廠擔任配音演員的喬榛發現：從新單位辦公地點到原先老家童年居所和平邨，只有300米左右。
永嘉路383號始建於1926年，由中國近代著名建築師範文照設計，是一幢英國鄉村式別墅建築，磚木結構假三層。面積約1000平方米，建築外觀為陡峭的坡屋頂，南北兩立面各有一半露明木構架，拉毛水泥外牆，僅在牆角處和煙囪處採用清水紅磚砌築。當時，別墅作為上譯廠的辦公樓，底層是廠長室、劇務和製片辦公室，二樓是配音演員和翻譯們的休息室，假三樓則作為一個小型圖書館。別墅對面新建了一幢房子作為錄音棚，兩間排練間以及錄音、剪輯的工作室等，還有一個放映室可以容納約300人。
當播放內部影片時，只有特定的機關工作人員或者受邀的指定人士可以進來觀影，甚至上譯廠自己的員工也不能進入，算得上是特殊年代的「特權享受」。不過有時，在一部影片的譯製工作已經完成還未對外上映的時間段里，上譯廠的職工可以購票招待自己的親屬先來這裡觀影「過把癮」，票價大約為5分到1角。
在信息相對閉塞、出國還不便捷的年代，普通人對外部世界的大部分想像，或許都來自譯製片。片中人物的穿著打扮很快就風靡申城，成為裁縫店裡的新樣式，片中人物的口頭禪和台詞，也會一夜之間傳遍大街小巷。
一度，上譯廠的配音演員們不僅賦予人物聲音，也被認為是偶像本身。不露臉的喬榛，僅憑著聲音，紅了。
喬榛為《廊橋遺夢》中浪跡天涯的攝影記者羅伯特配音，有一句台詞是這麼說的：「這樣的事，一生只有一次。」
格里高利·派克的問候
喬榛參與配音的第一部作品，是英國著名導演麥可·鮑威爾執導的歌舞愛情片《紅菱艷》。
人在話筒後，不用上鏡，不需要肢體表演，看似更為輕鬆。但等深深鑽進去，才發現聲音的世界，需要探索的領域無窮無盡。
如何翻譯得信達雅已經是高深學問，如何推敲語氣、如何將自己對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的理解注入影像，又是另一種藝術。
在上譯廠，喬榛配音的有：《魂斷藍橋》中的英國軍官羅伊、《斯巴達克斯》中的羅馬元老院貴族首領克拉蘇、《寅次郎的故事》中富有喜感的小人物寅次郎、《廊橋遺夢》中浪跡天涯的攝影記者羅伯特……
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和實踐總是有限的，但藉由不受約束的聲音，似乎一個人在短短的時間裡又活了好幾世。
那時，為了配音，有時大家就吃住睡在廠里。後來擔任了上海電影譯製廠廠長的喬榛將「字斟句酌、魂的再塑」這句箴言鐫刻在上譯廠的大廳里。
上譯廠的作品，得到了觀眾的肯定。那還能不能得到另一個人群的肯定呢？影片的原班演職人員是如何看待這些讓他們開口說中國話的同行的？
1987年，美國著名表演藝術家格利高里·派克來到上海。
行李甫卸，派克先生便來到上海電影譯製廠。他主演的《海狼》《愛德華大夫》，就是從這裡被介紹給廣大中國觀眾的。看到銀幕上的自己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又驚又喜。
那一次，派克除了觀看自己主演的影片《海狼》《愛德華大夫》的譯製片片段，還欣賞了由上海美影廠攝製的《鷸蚌相爭》《猴子撈月》《三個和尚》以及上海科影廠攝製的《曾侯乙編鐘》等電影。派克先生對喬榛和畢克兩位同行的配音十分滿意，稱讚他們是他「在中國的代言人」。
派克還說：「我一定要把《曾侯乙編鐘》介紹到美國去，並由我擔任解說員，以此證實我是真正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說：「中國已有10多億電影觀眾，可能不一定需要美國觀眾了。但我覺得自己應該是個例外，我覺得如果自己能把中國電影引薦給美國觀眾，那對我是極大的榮幸。」派克對記者說，作為一個演員得到最高的回報是，常常有觀眾對他說：「謝謝你，你同我們一起在電影院裡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謝謝你，你同我們一起在電影院裡度過了最美好的時光。」這也是喬榛的想法。
派克先生恐怕不知道的是，1987年上海之行中，他稱讚過的喬榛剛剛從第一次大手術中恢復過來。
當時剛剛40歲出頭的喬榛，在聽到醫生宣布他罹患癌症時一蒙，但是，他馬上警示自己，「千萬不能低沉，千萬不能萎靡下去。我問自己：你實現你的人生價值沒有？」
1986年的春節後，喬榛從手術中醒來，死裡逃生的經驗讓他對生活有了更多領悟：自己還能幹，還可以在話筒面前錄音，那就儘量去多做一點，多留一點東西下來。手術以後，他很快就恢復了工作，又投身聲音的世界。
然而，病魔的聲音卻縈繞不去。13年後，相同的部位癌症復發。2001年，癌細胞大面積骨轉移。2009年先後心梗、腦梗，2015年結腸癌，2017年小腸轉移……
經歷7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喬榛如今雖然行動略有不便，但思路清晰、精神很好。「我和死神也擦肩而過好幾回了，沒什麼了不起。」「我現在相信一種說法：心臟會產生一種荷爾蒙，這種荷爾蒙是一種抗體，能抵禦那些損壞你身體的細胞。」
在和死神「定期約會」的間隙，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耄耋之年的喬榛又帶上他從小最熟悉的朋友——聲音，出發了。
他登台朗誦唐詩宋詞，他為小演員和年輕同行輔導發聲技巧，他錄製有聲書，念《紅與黑》、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因為自己受制於出行不便的苦惱，喬榛還想著，能否為其他不良於行的殘疾人創造一些朗誦或者配音的機會……
而行至人生暮年，另一個念頭也讓他難以忘懷：在入住和平邨之前，喬家是從哪裡來的？那個他只知道名字的祖父，原先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在一次和閔行區地方志工作人員求教的過程中，他了解到，祖父喬念椿曾在閔行創辦電廠、輪船局，出任地方商會會長，還在閔行鎮橫涇河東創立廣慈苦兒院（後改名廣慈教養院）收養孤兒，直至1938年在日寇侵襲中悲憤離世。
假如還能聽到祖父的聲音，祖父會對他說些什麼呢？那一段地方歷史，會用什麼樣的語調向他訴說呢？
喬榛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下一次，在還能走到台上去朗誦的時刻，他依然會把對文字的理解、對生命的理解、對個人歷史和城市歷史的理解，都儘量融入聲音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