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很難用隻言片語解釋清楚。

但無論從哪個方面進行分析，都繞不開一個話題，那便是明朝財政系統的崩潰。

因為明王朝的覆滅，正是從財政危機開始。

當財政崩潰到無法拯救的地步，明朝就像流沙堆起的城堡一樣，風輕輕一吹便垮掉了。

那麼，為什麼明朝的財政會崩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明朝建立之初開始說起。

01

明朝開國後，內憂外患，具體表現有三：

一是外部形勢很不樂觀。

雖然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殘元勢力虎踞漠北，復辟之志猶甚，一直對中原虎視眈眈。

二是內部存在統治隱患。

靖康之後，宋廷偏安江南，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這種政治上的割裂，導致明朝立國之初，北方中原人和南方人在諸多方面都存在隔閡。

三是都城選址不夠理想。

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地理位置偏南，對北方鞭長莫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朱元璋其實也考慮過遷都。西安、開封，都在他的考察範圍內。但由於遷都一事，牽扯太大，需要通盤考慮之後再做定奪。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便決定分封藩王。委派兒子們到北方鎮守邊關，穩定形勢。

以當時的大背景而言，朱元璋的封藩決策利大於弊。藩王們鎮守各地，既穩定了邊關，同時也震懾了群臣。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

朱元璋死後，輔助皇帝統治全國的藩王，變成了威脅皇權的存在。

手握重兵的藩王，成為建文帝朱允炆的眼中釘。

為了加強皇權，朱允炆下旨削藩，結果鬧出了內戰。

靖難之役後，燕王朱棣即位為帝。

作為藩王出身，朱棣自然不可能像朱允炆那樣對自己的弟弟們下死手。

所以，他就把朱元璋的封藩制度小小改造了一下。

改造之後，藩王喪失了軍政方面的權力，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但保留了經濟特權，如定期可以得到朝廷的金錢和土地賞賜，賞賜的土地可以免稅等。

而受此影響，永樂之後的藩王們，平時也就啥事都不能幹了，只能專注於生孩子。

因為按照制度，藩王每多生一個孩子，他們就能從朝廷多申請一份俸祿。

眾所周知，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襲罔替。

親王的長子承襲親王爵位，其餘兒子降一級封郡王。

郡王的長子承襲郡王爵位，其餘兒子降一級封鎮國將軍，以此類推。

洪武、永樂時期，明朝宗室合計也就幾百人，開銷不大。

但到了萬曆時期，宗室成員暴增至二十萬，其中親王30多位，郡王600多位，皇室消費成為財政支出的大頭，占比超過一半。

當然，皇室消費不能都算在藩王頭上，因為宮廷開支也屬於皇室消費。

明朝初期，內廷規模不大，開銷也不多。

但隨著宦官機構的完善，形成了「十二監、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的內廷格局。

明朝內廷人員隨之暴增，達到數萬人。開銷也是高的嚇人。

根據《中國財政通史》的資料顯示，萬曆六年，明朝的宮廷支出大約占到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龐大的皇室開銷令財政長年赤字，不得已之下，萬曆和天啟皇帝只好縮減這方面的支出。

到了崇禎時期，皇室開銷削減至巔峰時期的三分之一。

可皇室開銷縮減後，軍費開支又增加了。

明朝建國時，朱元璋推行軍屯制，也就是兵農合一，士兵種田，自給自足，財政軍費支出不多。

但軍屯制的本質是對軍戶的變相壓迫，軍戶們不堪重負，逃亡現象嚴重。

從明朝中期開始，為了解決軍戶逃跑，軍隊戰鬥力下降問題，明朝實行募兵制，軍費開支也因此越來越大，最終占到了財政開支的一半以上。

明末亂世，戰爭不斷，皇帝可以縮減皇室開支，但不敢縮減軍費開支。於是財政問題再次凸顯。

02

財政開支出了大問題，明朝政府只能開源，通過各種渠道增加收入。

而這也正是明穆宗在位時，要調整政策，解除海禁，允許民間赴海外經商的原因。

可是隆慶開關後，當明廷試圖徵收關稅和商稅時，卻遭到了南方縉紳的集體反對。

縉紳有資源，壟斷了貿易渠道，通過海貿賺得盆滿缽滿，打心底里反感朝廷抽稅。

這裡有人可能會說。明朝皇權至上，皇帝徵稅，難道還要看縉紳臉色？

這個事還真不好辦。

一方面，縉紳們反對抽稅有理有據，那就是儒家倡導的「國不能與民爭利」。

咱們印象中，覺得只有窮苦百姓才是民。

但實際上，古代未出仕，沒有官爵，且身家清白的人，都屬於民的範疇。包括土財主，大商人，以及告老還鄉的官員等。

在儒家傳統觀念中，與民爭利是國家大忌。明朝既然推崇儒家，皇帝就不能亂搞。

另一方面，明朝後期的官員以南方人為主。

可以想像一下，朝堂被南方系官員控制，而這些人又是南方士紳的後台。皇帝要是與他們死磕，豈不是變成孤家寡人了？

萬曆皇帝就是典型，因為爭國本和徵收礦稅與百官撕破臉，直接不上朝了。

關稅、商稅不能收，那能不能收點鹽稅、茶稅呢？

也不能。

中晚唐和兩宋時期，為保證財政收入，鹽鐵茶酒等物資受官府嚴格控制，採取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模式。

朱元璋主張貯財於天下，反對壟斷鹽鐵，他曾說過：「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茍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於是，食鹽等物資在明朝就變成了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模式。

商人們交納巨額銀兩，取得官府授予的壟斷經營權後，與主管官員和達官顯貴共分利潤。而朝廷在酒、茶、鹽、鐵方面的稅收基本沒有。

什麼稅也收不上來，明廷只能回到原點，在田稅上打主意。

明朝的田稅制度很簡單，分三大類：田租、正役以及雜役。

田租即正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種皇家的地，就得納稅。

正役，又稱里甲正役。也就是以里甲為單位而承擔的徭役。

雜役，與正役無關的徭役都統稱為雜役。

按照朱元璋的規定，官戶和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可以優免雜役。當官當到一定級別，還可以減免一部分田租，但不能全免。

比如，秀才可以免掉一人去衙門當役工，舉人可以免三人，進士四至六人，一品官可以優免三十人。

也就是說，理論上講，除了免去雜役的優待外，官戶及士子名下的田產，是要向朝廷繳納田租的。

可是理論是理論，實際是實際。

明朝的很多政令出不了紫禁城。

基層的縉紳會通過各種手段隱瞞田產和人口，從而不服正役、不交賦稅。

有一些縉紳更直接，仗著自己有後台，公然拖欠田糧，明目張胆的抗稅。

當然，大多數情況下，官戶和縉紳會與地方官談判，商量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額，然後各級官僚瓜分掉稅收的大頭。

例如明朝時期的山東朝城縣，一年稅收約2000兩白銀。

其中約1000兩送到上級地方衙門，約400兩送到其他中央衙門，縣裡截留150兩，只有400兩進了戶部。

萬曆元年（1573年），張居正主持改革，其變法初衷就是借著整頓吏治，把全國隱藏的田產和人口都清查出來，然後照田畝的大小來編排徭役。誰地多，誰就多納稅，多服重役。誰要是敢抗稅，大刑伺候。

從效果上看，張居正的整頓，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央集權，充實了政府財政。

但由於變法得罪了大地主階級和豪門貴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張居正死後，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其餘都被廢除，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張居正都搞不定的事，到了後來自然就沒人再敢動縉紳的蛋糕。

而如以一來，勞役和賦稅的重擔便全部壓在了貧苦老百姓身上。

但貧農哪裡負擔得起？只能逃亡。

哪怕還有幾畝薄田也不敢種了。

當時的江南貧農還好，不種地，還可以到城裡的手工工場打工，掙一份辛苦錢。

北方的貧農就慘了，既不敢種地，又無工可務，最後只能成為流民。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明朝的賦田數額每年都在增長，但田稅收入卻沒有明顯增加。老百姓的壓力越來越大，民怨沸騰。

03

到了天啟年間，為了抵禦後金入侵，明朝修建了關寧錦防線。

這是一個大工程，耗資巨大，明朝的財政也由此變得更困難。

不得已下，明朝政府只好加征「三餉」。

所謂三餉，就是遼餉、剿餉、練餉。

遼餉是為了解決遼東戰事而產生的軍餉。

剿餉是為了解決朝廷鎮壓各地民變而產生的軍餉。

練餉是為了解決朝廷兵員不足而產生的練兵費用。

這三項加征的新稅，如果平攤到全國，理論上對老百姓的壓力並不算大。

但還是那個老問題，有權有勢有錢的通過各種辦法避稅，窮人承擔大部分壓力，結果又導致一批自耕農破產，變為流民。

見到這種情況，天啟皇帝忍不了，一腳踢開了反對與民爭利的東林黨，換上魏忠賢。

魏忠賢這個人，能搞錢不假。但他搞來的錢，很多也裝進了自己的兜里。

魏公公如此，其他人自然上行下效。

如此一來，貪污之風盛行，往往是朝廷撥款一千萬，還沒出京就只剩下七百萬。最後能落到前線將士手上的錢，連四成都不到。官軍士兵窮得叮噹響，與叫花子無異。

崇禎即位後，見財政開源的效果不好，決定節流，縮減開支，裁掉不必要人員。

沒錢了就裁員，這個道理是沒錯。

可歷朝歷代這麼幹的效果，往往也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慣例，裁員不是裁掉最沒用人，而是裁掉最底層，最沒有發言權人。

舉個例子。乾隆年間，為了整頓八旗戰鬥力低下的問題，乾隆下令，精簡編制，讓手無縛雞之力的旗人出旗自謀生路。

本來這個整頓思路沒有問題。

但問題在於，乾隆日理萬機，肯定沒工夫親自負責這事。

於是，裁誰留誰的工作，便交由八旗高層具體操作。

而這些八旗高層，會讓自家親戚或是有關係的旗人出旗自謀生路嗎？

肯定是不會的。

所以精簡的結果，自然就是沒什麼背景的底層旗人被裁撤，家裡有背景的旗人留下來。

至於留下來的旗人，都是什麼貨色，靠這幫提籠架鳥的紈絝子弟，八旗何來的戰鬥力？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崇禎下令裁員，下面的官員一通搗鼓，砍掉了沒有話語權的驛站系統。

本來在驛站還能混口飯吃的李自成因此失了業，一怒之下，便參加了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

04

開源節流都失敗了，明朝政府能不能學現代政府舉債，通過印鈔來沖抵赤字呢？

也不可能，因為明朝政府沒有鑄幣權。

由於我國並不盛產金銀，所以歷朝歷代都是以銅錢為法定貨幣。

如果銅錢不足，就用鐵錢替代。

銅錢和鐵錢，由於本身就有價值，流通性沒問題。

但這兩種玩意，都有不可克服的缺點，那就是「價賤體重」。大宗交易用起來很不方便。

想想看，如果今天只能用硬幣，去超市購物兜里要揣著幾百個鋼鏰兒，這得多不方便？

為了解決流通不便問題，北宋天聖年間的16戶成都富商就發明了紙幣。

這便是中學課本上提到的「交子」。

交子誕生之初，發行機構為了保證流通性，還配套設計了準備金。

第一批交子的紙面總面額為126萬貫，準備金為36萬貫銅錢，準備金率為28%。

這個準備金率，可以保證交子在市場上的信用力。民間見交子輕便易攜帶，又有信用保證，老百姓便紛紛拿出金銀兌換，使用交子交易實物。於是交子便迅速在全國流通了起來。

後來宋徽宗看到了紙幣的好處，給「交子」改了個名字，稱作「錢引」，意思就是兌換錢幣的憑證。

可是由於宋朝官府發行的紙幣沒有準備金，隨意增發，還不許民間隨意兌換銅錢。

因此「錢引」的紙券價值便不斷下跌。

北宋時，每緡（一千文）「錢引」只值現錢一百文。

南宋時，跌到了五十文。

這便是沒有準備金和超發紙幣的後果。

宋朝滅亡後，忽必烈也看到了發行紙幣的好處，於是發行了「中統鈔」。

為了保證「中統鈔」的流通性，元廷起初儲備了一些白銀為準備金。

由於有準備金，「中統鈔」的發行較順利，很快被民間接受。

但與宋朝一樣，由於後期超發，紙幣貶值，準備金又不足，老百姓無法自由兌換銀錢。「中統鈔」慢慢就變成了廢紙，沒人再願意使用。

面對如此情景，忽必烈以及後來的元朝皇帝進行了三次「換鈔」改革。陸續發行「至元鈔」、「至大鈔」和「至正鈔」。

這種換鈔改革，就類似民國時期的金圓券改革。

朝廷只要有一次不守信用，老百姓就不買帳了。而元朝卻前後搞了三次，結果可想而知。

元朝後期，元廷為了解決財政赤字，在不鑄造銅錢的情況下，下令不許使用前朝銅錢，強迫民間使用紙幣交易。

但老百姓不買帳。最終銅錢徹底取代紙幣，成為元朝民間流通的主要貨幣。而元廷也因為喪失鑄幣權，財政系統崩盤。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倒是下令鑄造了銅錢，也就是洪武通寶。

但他同時也全盤繼承了元朝皇帝發行紙幣的所有毛病。

明朝發行的「大明寶鈔」沒有準備金，隨意超發。並且還規定老百姓納稅時，使用寶鈔還不能超過三成，另外七成需以實物交割。

老百姓也不傻，朝廷只印鈔不回收，這擺明了是搶劫。

所以明朝紙幣貶值的速度比元朝還快，朱元璋還沒死，「大明寶鈔」就變成了廢紙。

在紙幣淪為廢紙的同時，明朝在銅錢的發行上也是摳摳搜搜。

有明一朝，政府鑄造的銅錢數量還沒有宋朝十年的發行量多。

老百姓既不願意使用紙幣，同時又沒有本朝鑄造的銅錢可用。到頭來，只能自發的使用唐宋銅錢，或是將錠銀敲碎後，用碎銀作為流通貨幣。

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取消禁銀令，官方默認白銀為法定貨幣。

明朝銀本位的確立，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變革。由於銀子只和儲存量、開採能力有關，政府不能無中生有的超發，因此銀本位在無形之間保護了民間經濟的穩定。

明穆宗時期，在為了獲得充足白銀以滿足市場需求，明朝解除海禁，允許福建漳州的月港進行對外貿易。

解除海禁的效果是明顯的，大量的日本白銀和歐洲人從美洲開採的廉價白銀流入明朝。

張居正以此為基礎，推行「一條鞭法」，將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稅制，免去農產品的保質存儲成本以及運輸費用，方便徵收稅款。

但白銀成為流通貨幣，也為明王朝日後的覆亡埋下了隱患。

前面說了，我國是貧銀國，白銀主要靠進口。

當白銀成為流通貨幣後，這也就意味著明朝將自己的鑄幣權拱手讓與他人。

崇禎年間，日本的德川幕府閉關鎖國。

同一時期，歐洲爆發三十年戰爭。歐洲國家打仗，也需要白銀作為軍費，禁止白銀外流。

於是一時之間，白銀輸入銳減，白銀價格上漲，明朝迅速陷入通貨緊縮。

這一問題，產生了兩個災難性後果：

一是銅錢貶值，老百姓需要用更多的銅錢兌換成⽩銀交稅，納稅負擔驟然加重。

二是老百姓為了資產保值，囤積白銀，政府折成白銀的稅收大幅減少。

前者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更多的農民參加起義。後者則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導致財政陷入崩潰邊緣。

崇禎十三年（1640年），洪承疇率十三萬邊軍精銳出關與皇太極決戰。

由於事關重大，只許勝，不能敗，所以洪承疇在戰前不敢冒進，主張穩打穩紮。

但此時的朝廷沒錢了，崇禎沒有財力支撐洪承疇的「緩進」策略，於是便反覆催促，企圖速戰速決。

三年後，同樣的一幕再次發生。

崇禎嚴令孫傳庭率部出潼關，與李自成決戰，孫傳庭沒有做好決戰準備，一再上書，請求寬限時間。

但這時候的崇禎已經窮得把自己的內帑私房錢都全拿出來花了，哪還有條件多給孫傳庭一點時間？

最終在崇禎的兩次嚴令催促下，洪承疇、孫傳庭頂著壓力出戰，雙雙戰敗，明朝僅存的一點軍事本錢輸得乾乾淨淨。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立大順政權，繼而揮師北進。

面對李自成的攻勢，山西、北直隸明軍由於缺餉，士氣低迷。

為了籌餉，崇禎下令：凡是皇親國戚以及滿朝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沒人至少捐贈三萬兩白銀充作軍費。

說是捐，其實就是借。

可是旨意下發後，無人響應。就連崇禎的老丈人周奎也是一毛不拔，表示家中一貧如洗，沒錢。

看到群臣如此鼠目寸光，崇禎氣不打一處來，恨不得直接抄家。

然而，明朝有錢的是宗室、勛戚、廠衛、士紳、武將，以及依附這五種人的豪商。

崇禎能用的，也是這五種人。

崇禎想通過發抄家財，就如同讓自己的左手砍右手，這是做不到的。

崇禎弄不來錢，財政徹底崩潰，明王朝也隨著內憂外患而覆滅。

從財政角度看，明朝的滅亡與漢唐宋不同。

漢唐亡於軍閥。軍閥反客為主，改朝換代。

兩宋一直擅長斂財，滅亡是因為軍事羸弱。

而明朝則是典型的亡於財政崩潰，稅收制度被官僚玩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