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參在當今華人中的人氣，及其在保健方面的神奇性，毋庸多言，或許稱凡有華人處，便有人參之蹤影，亦不為過。人參這樣的影響力無疑是淵源有自，而非當代才有。人參自有功效，但能獲得如此的青睞，在華人的保健中擁有如此神奇的地位，顯然離不開其本身所具有的功效，所帶來的硬性實際效果，除此之外肯定還離不開文化上的建構。人參既是藥品，同時也是保健品，更是日常的消費品。它的影響也不僅僅局限於中國，還行銷於日韓等東亞世界。
人參溫補的功效深得體虛之人的喜愛。不過這種印象其實直到明末清初的江南才正式形成，距今並不久遠。那是一個灰暗的年代，皇帝怠政，宦官專權，朝臣沉迷黨爭，百姓民不聊生，連老天爺都對芸芸眾生極為苛刻，數次降下流傳廣泛的嚴重瘟疫。從16世紀中期開始，江南淮北一帶的「瘟熱病」便時時泛濫，將朝不保夕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徹底破壞。而江南各路名醫們，對於疾病的肆虐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就在此時，一種對抗瘟疫頗有療效的藥方「人參敗毒散」正式問世。這道敗毒散中包括了人參、姜活、柴胡、前胡、獨活、川穹、桔梗、茯苓等等成分，而且各味藥材的分量都是一錢，並不厚此薄彼。但為什麼偏偏人參最後成為了贏家？
這就和發明這藥方的醫生喻昌有關，在1588年發生的大瘟疫中，服用人參敗毒散的病人大多倖存，喻大夫此時就特別強調了藥方中人參的效用。他認為「饑饉兵荒之餘」，百姓們早已經是內虛久困，必定要依靠人參的力量，才能夠「驅邪」。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因為連年的災荒，多數百姓食不果腹，脾胃受到了嚴重的損傷。這個時候利用人參補足人的元氣再加以治理，自然事半功倍。到了崇禎十四年（1641年）大疫爆發時，病人身上許多都會發起毒癍，而使用人參調製的消癍藥往往能收到神功，「全活者多」。
可以說，這數次依賴於人參救治方平息的瘟疫，無疑是在潛移默化之中加深了各階層的人民對人參「救命藥」意識的塑造。古代人口大規模減耗的主要原因，除了戰亂與饑荒，肯定要數令人聞之色變的瘟疫了。古代的醫療環境與技術差，加上人們沒有預防意識，只要突發瘟疫，往往是地域難控、肆虐傳播、傷亡無數。
典籍中有諸多關於瘟疫的記載。《山海經》中即描繪野獸「蜚」出現之時，天下會發生大瘟疫。宋朝便亦經歷過可怖的天花瘟疫，「嘉靖甲午年春，痘毒（天花）流行，病死十有八九。」
在沒有成熟疫苗和抗微生物藥品的古代，人們面對瘟疫就完全束手無策嗎？當然不是！明清時期屢屢爆發瘟疫，但都在我國傳統醫藥的力量下挺了過來。
明朝時，人口流動頻繁，瘟疫在多地都有爆發，五分之一的年數都有瘟疫的相關記錄。面對疾病的肆虐，醫者自然不能置之不理，紛紛對瘟熱病進行研究。人參敗毒散就是古代醫家所研製來應對瘟疫時的一劑良方。根據明末清初醫家喻昌在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所著《寓意草》中關於人參敗毒散的記載，古人發現用人參敗毒散的藥方，增加人參的用量，減少獨活、前胡用量，熬製服用，治療瘟疫效果很好。喻昌推此方為「治疫第一方」。
嘉靖己未（1559年）酷暑炎夏，江南和淮北一帶（今江浙滬、安徽等地）突然爆發疫情，瘟熱病肆虐，人人自危、民不聊生。患病者無數，老少弱殘放任家中，自生自滅，沒有患病的人則閉門不出。也有全家皆逃，但是路上不斷因感染而死。而有醫者以人參敗毒散一方，熬製給患者服用，均有效果，沒有一例失效的。
無獨有偶，在萬曆戊子己丑年（1589-1590年），再次爆發了疫情，疫區染病無算。有人早上染病，晚上去世，甚至全家都無一人倖免。在無情的瘟疫面前，人參敗毒散再次證明其效果優勢「凡服本方發表者，無不全活」。正是因為其強大的治療效果，明末清初醫家稱之為：逆流挽中。
有人說西醫的盡頭一定是中醫，而中醫的盡頭是玄學，這話說的可能不嚴謹，但是，自16世紀開始，西醫逐漸進入中國，然而此時的中醫已經在中國盛行幾千年了，我們也當之無愧的是世界人口大國，幾千年來在沒有西醫的時候，我們是依靠什麼生存下來的？是中醫吧？是中藥吧？其實中醫是最環保的，都是大自然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它才是我們血脈里的天人合一，是非常科學的理論，真的應該好好繼承、發展、探索下去，現在全世界都在對中醫感興趣，最後也越來越發現中醫才是根源，從無限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一定要重視中醫是絕對正確的事兒。
最後，引用張伯禮院士含淚說過的一句話：「希望疫情過後，大家不要忘記中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