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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為何要死在這時啊？」

這是郭沫若陣營里一位作家惋惜的感嘆。

五四運動的驚雷給中國文壇吹入了新鮮的空氣，打破了舊傳統文學的藩籬。然而在新文化領域裡，同一條戰線的文壇巨擘之間也會因為「一時之氣」而拌嘴打架。

不同於市井之人的肢體衝突，文人們往往會選擇通過文章來「筆墨相譏」。

而在那個革命精神盛行、革命行動風雲迭起的時代，文章作為不朽之盛世，也在經歷同樣的革命與自我革命。

文人之間的論爭就在於以筆為刀，攻擊敵人也剖析自己。可能也是和文人本身性格的關係，在解剖中國現狀的同時難免會上升到對對方本人的人身攻擊。

於是，一個新詩領袖和一個民族文藝奠基人的「戰爭」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書生意氣 半生疏離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學先鋒、偉大的現代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魯迅先生溘然長辭，讓曾經與他筆墨相譏的文人們放下了手中的「刀劍」，大聲嘆息。

曾經的論敵在此刻停止了與魯迅先生的論戰，他們用悼文來表示對魯迅先生平生功績的肯定以及對其人格的讚美。並同時用漫畫敬告各位同仁，「耗子」要跑出來了。

這不難理解，在魯迅先生犀利的文風之下，很多文壇濫竽充數者不敢高聲狂吠，偏等他去世之後才出來叫囂。

這樣的行為，不僅會受到魯迅先生生前追捧者的攻擊，甚至連曾經與之論戰的論敵也會鄙視他們。

不管怎麼說，魯迅先生的逝世之後，先前與之針尖對麥芒的郭沫若先生卻成了接過魯迅新文化運動大旗的主將。

兩人的紛爭來源於文人陣營不同。新文化運動之中同一條戰壕里的文人隨著西方思想更深入的傳播和影響，再加上本土政治格局的反覆疊代，開始重新思考新的革命路線。

革命的陣營開始劃分為兩派，一個是溫和的自由主義和激進革命主義，二者對旨在對抗現實；另一個仍在堅守啟蒙理想。

其中溫和自由主義和激進革命主義對於中國的現狀有不同的解決辦法，可是方式卻大相逕庭，這成為二者內戰的導火索。

由於當時的政治局面尚不穩定，兩撥人心照不宣地避免政治話題，避免引發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衝突，所以整個內戰的根本，還是處於「文人相輕」的階段。

兩撥人群所受教育不同、經歷不同、文化氣質不同，選擇革命的方式也不同。

在激進派發展到後期，一些舊人成了「溫和派」，一些新人幾欲取而代之。

比如郭沫若等激進派文人便給魯迅先生扣上幾頂殺氣騰騰的帽子——「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

這些詞彙在今天看來實在是太過於兇狠，也實在難以和魯迅先生這樣的文學界先驅聯繫在一起。

儘管在後來的諸多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郭沫若並不是真的認為魯迅先生是這樣的人，但在當時的環境裡，這樣的帽子實在是太過語驚四座。

兩個人對於對方的理論邏輯都進行了批駁。郭沫若罵魯迅「封建餘孽」是假，但他認為魯迅先生對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把握確實還不到火候，對辯證法的唯物論也不是很了解。

只不過，郭沫若在攻擊魯迅先生的文章里，存在大量的邏輯漏洞和混亂跳躍舉證，致使整篇文章無法成為完整意義上的批駁文。

這篇文章是郭沫若化名「杜荃」所做，可是魯迅先生以及一眾同行誰不認識郭沫若的文風。

魯迅先生毫不客氣予以反擊，在演講會上作文《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用來嘲笑郭沫若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不過是空有題目。後來又創作小說《一隻手》諷刺郭沒有革命的勇氣。

其實這篇小說有些低估郭沫若的革命氣概了，至少在國共決裂的時候，郭沫若作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用來批駁蔣介石方面的種種惡行，這實在是勇氣可嘉。

諸如此類文戰，魯郭二人你來我往，二人身後的語絲社和創造社也頻頻發文反駁對方的觀點。

到後來雙方共同的敵人漸有復起之相，郭魯以及創造社便開始重新展開合作。不過革命形勢瞬息萬變，創造社內激進思想的盛行又將魯迅先生推出了門外。

合作宣告破裂，魯迅覺得自己被創造社背叛，於是又開始了和創造社以及郭沫若的對壘。

郭沫若公開罵魯迅「衣冠禽獸」，魯迅毫不示弱回復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被世人笑談概括的恰到好處。

這是因為前面確是郭沫若的主張老是變來變去，再加上創作社的理念是「為藝術而藝術」，被魯迅認為是「俗氣」的文藝。因而得名「才子流氓」的稱號。

除了文藝上的對弈，魯迅說其「流氓」的原因之一，其實還是隱隱攻擊了郭沫若的私人生活。

四位女性的保駕護航

西方哲人常說，一位成功男人背後總是少不了偉大女性的支持。郭沫若的一生也正是由四位偉大女性的「接力」貢獻中成長起來。

第一位功臣要數郭沫若的母親杜邀真，這位母親的偉大之處在於她啟蒙了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在郭沫若的童年生活中，母愛的春暉、書香世家的人文主義薰陶，賦予了郭沫若開朗豁達又浪漫多情的性格。

這樣的家庭給予郭沫若豐富的文化土壤，新書舊說郭沫若來者不拒，家中也從來不將新思想視為洪水猛獸，相反還十分支持郭沫若遠渡東洋求學。

可即便是這樣的家庭也逃脫不出包辦婚姻的命運，郭沫若還是迎來了自己不滿意又掙脫不掉的初婚。

髮妻張瓊華自打進門的那一天，就和郭沫若想像中的妻子完全不一樣。

舊思想的束縛下，張瓊華的小腳沒有辦法放開，而且兩人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這樣的同床異夢讓郭沫若難以忍受。

但是張瓊華之後的作為卻讓郭沫若深感佩服，她放手讓郭沫若求學，獨自留在家鄉照顧郭沫若的雙親，且仔細整理郭沫若所做的文章、所用過的文房四寶、還有諸多相關的物品悉心保存起來。

她一己之身充當了郭沫若堅強的後盾。郭沫若不由得敬佩這樣一位堅毅的女性，還通過這場不幸的婚姻發出深省。

所有舊時代的婚姻都透露出悲音，張瓊華犧牲自己換來郭沫若翱翔天地的自由，雖然她的一生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悲劇。

郭沫若人生中第二任妻子，是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的愛侶佐藤富子。這個溫柔賢惠的女子正是郭沫若筆下「安娜」的原型。

二人的事實婚姻長達22年，她在這22年事實婚姻中激勵了郭沫若的創作熱情，鼓舞郭沫若將西方人文成果和東方的文化積澱結合起來，托舉著郭沫若成為現代文學史新詩歌的開山鼻祖。

她給了郭沫若一個穩定的家庭，讓他在流亡日本的十年當中可以得到一個安穩平和的家庭，靜下心來創作。

即便是到後來七七事變發生，郭沫若決定出逃日本奔赴國難的時候，安娜也沒有阻攔。

她深明大義地支持郭沫若做出每一個決定，哪怕是自己即將陷入危險的境地。

而郭沫若後半生又一位女神是回國後與之相戀的中國女子於立群，在郭沫若受到日本軍方威脅時，是於立群及其家人幫助他熬過了那一段艱辛的歲月。

在於立群的鼓勵和支持下，建國後的郭沫若歷史劇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就連毛澤東都寫信稱讚郭沫若的歷史劇可堪匹配「大益於中國」這句話。

而且書香世家出身的於立群激發起了郭沫若學習和弘揚書法的熱情，親手帶動了這位中國首席書法家的進步。

這位優雅、富有才學的女性陪伴著郭沫若度過了晚年生活。

郭沫若的一生可以說是幸運的，母親的教導，三位女性先後陪伴與並肩作戰，才成為他這一生輝煌而又豐盈的才子風流。

他一生的感情生活有辜負有圓滿，可終歸是將辜負了兩位如花美眷。這樣的行為對於品格更高潔的魯迅來說，難免實在有些不堪言說，於是這才有了「才子加流氓」的嘲諷。

其實不管是影射私生活還是文學陣營，儘管吵得不可開交，兩位在關鍵問題上還是槍口一致的。

他們對於舊思想、舊文學的針砭向來不遺餘力，力圖通過文字和思想來喚醒一眾沉睡著的國人。

無論是魯迅的小說、文論、隨筆還是郭沫若的歷史劇作、新白話詩，都無一不彰顯著二人槍口一致對舊社會和國民劣根。

或許今人再看當時的文壇，兩位之間的攻擊實在頗有潑婦罵街的氣勢，這其實與當時的文學生態有很大關聯。

時代思想的碰撞

新思想必然取代舊事物，新文學自誕生以來，便必然要通過一切激烈、火辣的語言暴力來吸引人們對此的關注。文學革命即便是不像政權鬥爭和國土保衛戰那樣來的激烈，它可算作是高階版的語言暴力。

曾有人這樣評價《新青年》，說開卷一覽宛如村婦罵街，好像不允許任何異己的意見存在，簡直就是在助長青年的暴戾脾氣，實在是不利於新青年的成長。

諸如此類的批評不絕於耳，可是當時長久以來冰封在封建舊思想的人民，不以筆鋒作刀剜肉切割又如何獲得新生呢？

筆墨相譏其實可以看成一種「雙刃劍」，一方面確是造成了異常紛亂的學術討論氛圍，人人黨同伐異，各大報紙和機關仿佛變成罵人的機關。

可在另一方面卻也造成了更多的人來參與思想的碰撞與思考，舊思想越反擊新思想越堅定。

儘管新文化陣營里的內戰依舊不可能心平氣和，郭沫若的血氣方剛同魯迅重視「謾罵」的正面功能相契合，二者則必可避免陷入一場紛爭。

兩個人都沒有反對無端謾罵和語言暴力，反而在一定程度助長了這種形勢。

這都是文壇沒有形成批評規範的緣故。

本應該老老實實了解對方的思想和作品，在以此為基礎上說理和論辯，不可以斷章取義、拼湊捏造，更不能使用人身攻擊等行為。儼然魯郭二人並沒有做到，雙方都對這場文壇大戰難辭其咎。

不過兩位都是敞亮人，在1936年的時候，民族危機愈演愈烈，國防文學成為文壇的主流風尚。二人又聯起手來，一起創作國防文藝。

「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這是魯迅先生給郭沫若信件中的一句話，二人多年的齟齬在此刻煥然冰開。

可惜魯迅先生的早逝，未能讓我們看到強強聯合的文壇盛世，也給郭沫若留下了一生難以補足的遺憾。

為了表達對魯迅先生的追憶和崇敬，在他逝世11天之後，郭沫若打出了「接受文學遺產」的口號，他接過了魯迅的旗幟，成為中國文壇又一座高峰。

歷史上的人物都不是完美無缺，即便是昔日爭吵成如此局面，也會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和信仰冰釋前嫌。

在郭沫若輝煌一生的文學生涯中，「魯迅精神」幾乎成了他的「風向標」。

在鬥爭中，二人都處在一個成長的過程中，比如魯迅對於國民劣根形象的概括，有很大程度上是和創造社一干成員對壘時提煉總結出來的。

而對於郭沫若，他本就和魯迅是同一戰壕的新文化戰士。

二人儘管在文藝創作理念上有分歧，在與魯迅的對弈中，他的思辨能力和社會觀察能力得到了極大地提升。這對他後來創作歷史劇起到奠基作用。

如今，「才子加流氓」已經成為過去式了，二人的作品卻會永遠留存在新文化的紀念碑上。

思想是無價的，「對手」類型的戰友在對弈中互相成就則是難得可貴，今時今日，我們無不感激、追念兩位大師為文壇增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