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是江南地區的心臟，也是中華文明最早的搖籃之一。其中的蘇州、杭州、常州、湖州等，不僅代表江南區域文明和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也是當下長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圈層。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太湖流域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提出「八府一州」「江南十府」等概念。實際上，這個江南城市的空間格局雖然成熟、定型於明清時期，但也經歷了漫長的孕育、生長和積累過程。這裡，僅以唐代江南城市為「切片」，為江南區域和城市史補寫一章，也為長三角城市群追尋一段歷史記憶。
「拓展與豐富「八府一州」」
說「江南好」，在古今中外都沒有爭議。但如果問「什麼是江南」，事情就複雜起來了。不要說思想、文化、精神、氣質等飄忽不定的方面，就連江南的地理空間有多大、哪個城市屬於江南等，也很難取得一致的意見。但這又是一個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如果連一個確切的地理範圍都沒辦法確定，其他的一切又從何談起？
關於江南的空間範圍，歷史上有多種界說：大可大到「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長江以南地區」，小則小到明清時代的「太湖流域經濟區」。後者以「八府一州」為代表，即特指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太倉州。這個「小江南」的面積，約為4.3萬平方公里。
大體上，儘管歷史上出現過多種「江南」，但它們本質上是不穩定、不成熟和不完整的。只有到了明清時期的「八府一州」，不僅圈定了古代江南地區的核心空間，還在江南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確立了主體地位。這是其他相關地理單元、行政區劃等無法「喧賓奪主」的。
當然，與「八府一州」在交通、人口、商貿與文化聯繫密切的一些城市，如寧波和紹興、揚州和徽州等，也應當受到重視。為此，有必要引入「江南城市群」的概念，對「八府一州」的範圍、內涵進行必要的拓展與豐富。這一界定與《吳越春秋》中首次出現的「江南」概念，即主要指東周時吳、越等諸侯國所在的區域最為接近。
由此，以「八府一州」和「江南城市群」為核心空間的江南，可視為在經歷從「吳越諸侯國領地」到「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長江以南地區」漫長擴張演化之後的回歸。這既是一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也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自我肯定。
「深厚地基與綿長文脈」
正如西方諺語所說：「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像這樣一個孕育於史前時代（良渚古城）並最終成為長三角城市群地理核心與文化靈魂的「江南城市群」，當然也有著漫長和曲折的演化發展過程。
其中，唐代江南城市是一個重要的、特別需要關注的形態。甚至可以說，明清「八府一州」在大唐初步長成、英姿勃勃。
由於唐代江南的行政空間大於「八府一州」，因此二者所包含的城市不盡相同。一般來說，唐代江南城市可確定為兩浙路城市，主要包括蘇州、湖州、常州、潤州、杭州、越州、婺州。可見，明清時期的「八府一州」，只有蘇州、杭州、湖州、常州、潤州在唐代被列入江南城市範疇。這說明，蘇州、杭州、湖州、常州、潤州是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即不管行政區劃怎麼改變，它們的核心地位穩如磐石。
這五個城市的聯繫非常密切，共同之處很多，甚至包括它們的得名，也都是在隋初區域行政機構調整中同時獲得的。
在唐代的「太湖五州」中，排第一的當屬蘇州。先後做過杭州、蘇州地方官的白居易說：「浙右列郡，吳郡為大。」又說：「江南諸州，蘇最為大。」
韋應物在《登重玄寺閣》中寫道：「始見吳都大，十里郁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暄，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蘇州的「大」，不僅指人口和經濟體量，也包括人才和文化方面。《吳地記》記載，唐武德七年，管縣七，「兩稅茶鹽酒等錢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七十六文」，以至於時有「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之說。
以進士人數為例，唐代蘇州進士約有50位，包括顧胤、陸象先、陸璪、朱子奢、董思恭、張旭、史德義、顧況、歸崇敬、歸融、沈既濟、沈傳師、沈詢、楊發、楊涉、於公著、陸質、顧少連、顧師邕、陸龜蒙、陸贄、徐岱、張鎰等。這個數量居南方各州之首，其中的張旭、陸龜蒙等更是家喻戶曉的文化名人。
自古繁華的杭州此時稍稍遜色，但仍可與蘇州並列為唐代江南地區的雙核城市。隋唐大運河開通前，杭州在江南地區的地位相對不高。杭州成為「州」一級的行政機構，也是隋開皇九年滅陳之後的事情。
但此後杭州的發展一發不可收，迅速繁榮起來。隋代的杭州已出現「商賈並湊」的景象；唐代的杭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已成為「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的東南名郡。
行政地位的確立，商業經濟的發達，直接帶動了文化的繁榮。統計顯示，唐代杭州共產出進士16人，包括制科及第者3人、常科進士10人、明經進士3人。其中，就有寫了「天下三分明月夜」的詩人徐凝等。
湖州、潤州和常州也是唐代的江南名郡，如湖州的絲織業、制茶業，潤州的漕運，常州的絲、麻織和造紙業等。一個值得記錄的細節是，「茶聖」陸羽的《茶經》就是在湖州撰寫的。
就人才而言，唐代的湖州是詩人孟郊、錢起的故鄉，也出了姚元崇、沈君諒、姚璹三位宰相；唐代的潤州是詩人王昌齡、戴叔倫、許渾的故鄉，寫過「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代宰相李紳也是潤州人；唐代的常州則出了徐仁紀、劉胤之、高智周、秦景通等17位進士。
以蘇杭為雙核，以吳越為腹地，以唐代「太湖五州」為骨架的唐代江南城市，不僅奠定了「八府一州」的基本構架，還成為「江南城市群」的深厚地基和綿長文脈。
把唐代「太湖五州」與明清「江南城市群」聯繫起來，為梳理江南區域文明、文化演化確立了兩大歷史支點，也把當今長三角城市群的歷史文脈向前延伸了數百年，是必要的、重要的。
「繁榮繁華保持千年」
唐代以前，最發達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尤以中原地區為群星薈萃之地。但不幸的是，那些曾經高度繁榮興盛的城市，一度被戰爭摧毀了。
舉世無雙的漢代都城長安，就直接毀滅於魏晉南北朝的連年戰亂。在最低谷的時候「戶不盈百」，與一個普通的小村莊相差無幾。
同樣一度毀滅於戰火的還有洛陽。公元547年，東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重覽洛陽」，發現這裡已是一片廢墟：「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他觸景生情、百感交集，決定寫一部書把當年洛陽之盛記錄下來，於是就有了《洛陽伽藍記》。
人口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要素。百般悲慘、萬方多難的安史之亂，引發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所謂「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
大詩人李白寫道：「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這不是詩人的虛構或想像。在鄒逸麟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中，就講到元和年間的蘇州人口比天寶年間增加了30%。在史念海先生的《中國的河山》中，則把「中原亂離，人口大量南遷」看作唐代第一大城市揚州「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的直接原因。
人口轉移，不僅是數量和空間上的變化，也包含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全盤轉移。這本身就是古代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發展的重要特徵。
唐代城市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以中原城市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城市興衰規律。城市的興與衰、發展和停頓，不僅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繫，也不可避免地要相互轉化。但在一定意義上，唐代的江南城市打破了這個鐵律，並把自身的繁榮繁華保持了千年。
其間，儘管也有戰爭的影響，如兩宋末年、元初、清初、太平天國等，江南城市不同程度受到重創。但與其他一些古都不同，以蘇州、杭州為代表的江南城市很快就能治癒創傷並「滿血復活」，表現出超強的韌性。
（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教授、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 劉士林）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夏斌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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