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上放映了一部叫《中國梵谷》的紀錄片，主要講的是農民畫工趙小勇一直以複製西方經典油畫賺錢，養活一家人。
趙小勇本來是湖南人，初中輟學，為養家餬口，二十多年來臨摹了10萬張梵谷的畫，這些畫銷售到世界各國，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梵谷」。在國內，趙小勇的畫一幅大約幾百元，到國外價格會翻十多倍，達到幾千元。紀錄片播出後，趙小勇的畫價格也變得更高，如今也有了一個家族式的畫室，除了臨摹，也開始進行自己的創作。
趙小勇的身後，是無數像他這樣的畫工。深圳有一個大芬油畫村。這裡是全球最大的油畫複製工廠。很多人像流水線的工人那樣，臨摹西方油畫，然後把畫銷往世界各地。
現代技術可以精確地複製名畫，為什麼這樣的產業還會存在？商品的價值是由其稀缺性或需求決定的，不過成本或人工仍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人工本身是稀缺的，需要花費人工才能獲取的資源，成本能反映其稀缺程度。而稀缺資源中，人力成本特別是那些不可用機器替代的人力成本，是持續稀缺的。比如打字機可以替代抄寫員，但替代不了作家；洗碗機可以替代洗碗工，但替代不了廚師。
這種人力的稀缺性，在市場中演化，最後就成了「有意識的」讓人力替代機器。純手工的汽車，純手工的機械錶，都因為（需求高因而）成本高變為某種程度上的奢侈品。顯然，一張高精度掃描、印刷出來的梵谷作品，邊際成本極低，掛在家裡、辦公室，會讓人覺得廉價、沒有檔次。但人手工模仿繪製的梵谷作品，因為成本高一些，也不會顯得掉檔次。
某種程度上，這種過程是「鮑莫爾病」的逆過程。
「鮑莫爾病」是1967年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提出的，他將經濟活動分為兩個主要部門，以技術進步推動效率提升的製造業部門和技術本身影響力有限的服務業部門，他認為隨著技術、經濟發展，製造業生產效率提升，產品價格變低，對勞動力的需求變小，但服務業生產效率不會怎麼變化，更多的勞動力就會流入服務業部門。
比如同時給100人理髮，100年前需要100個Tony老師，如今還是100個Tony老師。但與此同時，這100年間，汽車生產行業則從手工生產飛躍到了全自動生產線，以前需要100個人，現在只需要10個人，甚至1個人。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工資增加，人們對外出吃飯、看表演的需求增加了，但由於這些行業生產高度依靠人的勞動，生產效率不高，所以相對的成本就上升了。近幾十年，鮑莫爾病在發達國家都出現過，服務業的工資很高，比如，水管工、維修工、服務員、廚師的服務價格與工資一直上漲。但與此同時，汽車、電腦等工業品的價格卻是下降的。
而這個過程的逆過程，就是當一個產業因技術進步，提升效率，甚至從服務業部門變成了製造業部門後，這個行業的一小部分，會通過轉變產品形態，繼續努力留在服務業部門。比如，手錶行業，隨著技術提升，生產效率提高，甚至被手機取代，但這個行業的一部分，通過「手工」概念激發需求，繼續保持較低的生產效率、較高的人工，從而維持高價。
其實，梵谷的畫乃至印象派的興起，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這樣一個過程，是繪畫技能對攝影術的適應。
19世紀初，西方藝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梵谷生於1853年，死於1890年，梵谷所處的時代，攝影術也已經發明出來有幾十年了，處於日趨成熟、實用化的階段。到了1851年，物理學家馬科斯威製作了世界上第一張彩色照片。1866年，德國已經製造出實用的鏡頭。1888年，美國柯達公司發明了膠捲，以及可以安裝這種膠捲的可攜帶方箱相機。
由於攝影技術的出現，高精度模仿、再現事物，不宜作為繪畫藝術與技能的主要目的。藝術創作必須區別於、超脫於攝影技術才能有生存空間。印象派繪畫也正在這個時候興起。印象派興起於1860年代，興盛於1870、1880年代，反對因循守舊的古典主義和虛構臆造的浪漫主義，19世紀最後30年，它成為法國藝術的主流，並影響整個西方畫壇。當時的畫家，在攝影技術陰影下越來越覺得繪畫淪為一種程序化的事，失去它的情感和激情，甚至有人提出「繪畫已死」。塞尚、高更、梵谷三個人為繪畫找到了一條出路，他們筆觸狂放，大膽用色，不再追求畫得像，而是追求通過畫畫表達自己的情感。他們被稱為「現代西方繪畫之父」。
當攝影術可以替代畫家的時候，畫家就開始改變，讓自己變得不可替代。正是通過這種變化，畫家不再被攝影術威脅，藝術行業也重新定位，繼續留在了服務業部門。
從這個意義上，趙小勇以及深圳的臨摹行業，維持著人們對純手工的執念，是整個藝術創作市場的底層邏輯。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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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遠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