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接觸與交融為中華民族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亦為東亞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這種接觸與交融的頻率與強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因地而異。當遊牧民族立國塞外，組成獨立遊牧國家時，其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接觸往往限於國家間之爭戰、朝貢與貿易的層次，文化上之交流與影響為間接的。
「征服王朝」與「被征服王朝」之間的涵化
遊牧民族一旦征服中原，建立征服王朝，並將其族人大量移徙塞內，落地生根，族群間之接觸變成直接的，文化之相互影響亦愈形強烈。
根據傳統的看法，遊牧民族征服中原往往導致本身漢化，「征服民族」為「被征服民族」所吸收乃是東亞史上之鐵律。
近幾十年來此種全盤吸收論因備受質疑而遭揚棄。近來學者多認為：征服狀態造成族群間難以逾越之鴻溝，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無法相互認同，彼此同化。
真正之「同化」僅在征服王朝崩潰，族群間的鴻溝消失之後，始能發生。而且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間的文化關係，往往是雙行的「涵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
各征服王朝對漢文化之態度更不能一概而論，每因征服民族文化背景及所處歷史環境之歧異而有甚大差別。
金、清二朝系由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所肇建，吸收漢文化之傾向較大，漢化因而較深，而由純遊牧民族所建立之遼朝與元朝則對漢文化抗拒甚力，漢化較淺。
明清以來的學者多認為：元朝為各征服王朝中漢化最淺者。明季學者王世貞《讀元史》中認為蒙古為一以剝削為目的之徵服政權，對中原之土地及文化全無認同。
清乾嘉史學大師趙翼在其名著《廿二史笛記》中有《元諸帝多不習漢文》一節，指出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換言之，蒙元君臣多為目不識丁的漢文文盲。二百年來趙氏所說流傳頗廣，影響甚大。日本方面，羽田亨曾撰文，對同化論提出批判，而認為元朝「蒙古主義」瀰漫，漢文化不受尊崇。
羽田氏為京都東亞史及北亞史的先進巨擘，五十餘年來，日本元史學者多奉此說為圭臬。由於上述主流派意見的影響，一般人之印象為：
元代蒙古人完全粗朴不文。揮戈躍馬，盤弓射鵬，可說獨擅勝場。諸子百家，琴棋書畫，則是一竅不通。與中原精緻文化簡直是衲鑿方圓，格格不入。
此種看法是否合乎史實？這是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有深入考察之必要。趙翼所說不習漢文之元朝大臣，原包括蒙古及色目（西域）人在內。
自五十餘年前陳垣的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以來，色目人多習漢學的事實，已成史學界之共識。
但是元代是中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多元社會，各族群不僅在政治上的權益頗有差異，而文化取向及成就也不盡相同。
色目人之文化成就不足作為蒙古人動向之指標。在蒙古人與漢文化之關係方面，迄無類似陳著的全面性探討。
過去研究此一問題者多僅注意蒙元帝王的漢文化造詣。如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傅海波、姜一涵、傅申、謝成林等皆有著述討論元朝帝王的漢文學及藝術修養，大體皆認為中後期諸帝對漢地藝文多甚嗜愛，而且不無造詣。
這一說法可以修正王世貞、趙翼以還舊說的錯誤。不過上述各文皆未觸及帝王以外的蒙古人。關於帝王以外的蒙古人所受漢文化的影響，過去僅有陳登原、舒振邦、朱永邦、司律思神甫、以及小林高四郎等的文章曾經觸及，迄無較為全面而深入的探討。
本文擬以帝王以外蒙古人的漢學造詣作為研究對象，旨在得到對蒙古人與漢文化關係較為全面的了解。
元代研習漢學之由來及原因
成吉思汗（1206—1228）建國前夕，蒙古仍為先文字的社會。1204年滅乃蠻，始得畏兀兒人塔塔統阿為之創立文字。
此一時期蒙古人所受文明影響主要來自西域。相形之下，中原文明對蒙古之影響較為微弱。蒙古人與中原文明的直接接觸是在成吉思汗六年（1211）大舉伐金後才告開始。
蒙古人進入中原後，金朝文武百官及漢地世族豪強紛紛歸順。這些契丹、女真及狹義的漢族人士出仕蒙古，為其草創農業地區統治制度。
耶律楚材（1190—1244）等人更具有「用夏變夷」之使命感，以促使蒙古人接受中原文明為己任。
但是此時蒙古人戎馬腔德，全無偃武修文打算。而且「大蒙古國」乃是以草原地區為重心，漢地不過是羅掘兵財二源的殖民地。
蒙古人無意在中原立國生根，加以蒙古倚恃色目人統治中原，對漢人並不重用，漢人之影響力甚為微弱。
因此，數十年間，蒙古人可說身處寶山，空手而歸，對中原文化既欠關注，更談不上鑽研之興趣。
蒙古人之學習漢文化主要是在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建國於中原以後。忽必烈將以草原為重心的大蒙古國改建為以漢地為重心的元朝，恢復漢式官僚制政府。
蒙古人亦因而大量移殖中原，或為將吏，或為士卒。為數約數十萬的蒙古人遂在中原、江南安身立戶，落地生根，不作北歸之計。
蒙古人研習漢學的原因甚多。這些原因應與色目人研習漢學之原因相似，因二者皆為來自域外的異族，而且享有類似特權。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對色目（西域）人漢化事跡，考證綦詳，但對其漢化原因並無系統的分析。
陳氏似以中國文化的吸引力作為色目人華化的主要原因：由此可知西域人讀書，大抵在入中國一二世以後。其初皆軍人，宇內既平，武力無所用，而炫於中國之文物，視為樂土，不肯思歸，則唯有讀書入仕之一途而已。
「炫於中國之文物」一說，雖然不無道理，但甚抽象，而且不無漢族中心觀之嫌。中原文物固堪誇耀，西域文明之成就亦有足以驕人之處。陳先生未能說明色目人何以捨己從人而趨於漢化。
具體地說：元代蒙古人研習漢學主要出於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環境的影響：元代蒙古人散住中原、江南，與漢人雜居。
趙翼早已指出此一事實"。科舉恢復後，蒙古、色目鄉貢進士各省皆有配額，反映此一現象。蒙古人定居中原、江南後，身處農業地區，生活方式不得不有所改變。
而且居住於漢人社會之中，蒙古人身為少數族群，難免與漢人共為鄰里，亦不得不與漢人姻婭相聯，受到漢文化的薰染，是很自然的。
這些嫁與蒙古人的漢族婦女或則本身略諳詩書，或則尊循漢人的價值而嚴厲督促子弟習文讀書，以利仕進，其子女往往因而在漢學上取得較大之成就，科第出身的蒙古、色目進士之母親為漢人者占有甚大比例，充分證明族群間之通婚為促成蒙古、色目子弟肆力於漢學的一個因素。
此外，尚有不少蒙古人本身未有漢人血緣，卻因身處漢地，由於其他關係，亦受到漢人的文化影響。
如名雜劇家楊訥，因乃姐嫁給漢人楊鎮撫，人以楊姓稱之，大概因其姐夫的關係而熟諳漢文學。
又如名詩人及書法家泰不華（1304—1352）系受漢人教養而成材。據說泰不華之父塔不台「敦龐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未深曉」，可見其家庭所受漢文化之影響不大，而泰不華卻因得到集賢待制周仁榮之教養而成為元代最負盛譽的多才文人之一。
這都是由於中原、江南環境所促成。
第二，政府的提倡：有元一代雖未推行真正的漢法與儒治，始終維持蒙古至上主義，並重用色目人，壓抑漢人以求確保政權。
但是蒙古統治者亦深知「天下可得之馬上，不可自馬上治」的道理。欲求牢握權柄，長治久安，蒙古人本身必須掌握漢人的語文與學問，增加統治的能力。
至元十三年太學生不忽木（1255—1300）等上疏建議擴大國子學說：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
此疏反映元廷不得不激勵蒙古人研習儒學之苦衷。元廷必須使蒙古人「曉識世務」，以便仕宦，政府方不致全為色目及漢人所操縱。
蒙元朝廷自實用觀點鼓勵蒙古人研習漢學，可上溯至太宗窩闊台汗（1229—1241）滅金前後。早在太宗五年（1233），窩闊台為訓練少數蒙古及漢族箐英熟諳對方語言文化，以便統治中原，在燕京創設國子學（又稱「四教讀」），令蒙古貴官子弟十八人學習漢語、漢文，漢地官員子弟廿二人學習蒙古語言及弓箭。
由全真教道士馮志亨（1180—1254）為總教。此一國子學可說是蒙漢二族菁英涵化之濫觴。忽必烈為元朝創建人，一生忙於為其帝國創製立法、奠定長治久安之基礎。
其對蒙古膂英之漢文教育重要性之體認自然較以前各大汗遠為深刻。早在其潛邸時代，忽必烈於乃馬真皇后（1242—45）稱制之三年（1244）即已命近臣子弟閶闊（1223-62）等從金狀元王鶚學習。
此後，漢儒張德輝、李德輝、趙璧、姚樞、竇默都曾先後奉命教授太子或貴官子弟。所授自為漢學。
即位以後，更加強蒙古菁英子弟的漢文教育。一方面，皇子所受皆為蒙漢雙語教育，教授漢文者皆為漢人名儒。
另一方面則於至元七年（1270）重建國子學，以大儒許衡主持。最初僅有侍臣子弟十一人入學。
至元廿四年（1287）擴大規模，招生百人，其中五十人為蒙古生。成宗鐵穆耳汗（1295—1307）大德八年（1304）起更實施國子貢試法，國子生考試及格者即可任官，對蒙古貴族子弟學習漢學顯然具有激勵作用。
元朝中後期各帝又在宮中建立奎章閣、宣文閣，除去供天子賞鑒藝文外，亦負有教授大臣子孫的任務。
元朝前期數十年間，科舉迄未舉行，讀書與仕進之關聯不大，遂造成「學士老棄林丘，遺書束之高閣」的現象。以致讀書無用論盛行，士氣消沉。
延祐元年（1314）科舉的恢復，不僅為漢人士子帶來曙光，更加強蒙古、色目子弟研習漢文經典之興趣。
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說：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矣！延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威囊書橐筆，聯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於時可謂盛矣！
清顧嗣立《元詩選·顧北集》序說：自科舉之興，諸部子弟，類多感勵奮發，以讀書稽古為事。
元代科舉前後共十六科，錄取進士總數為一三九人命，其中蒙古人應占四分之一，即三百人。鄉試及第而會試、廷試落第者應三倍於此。
而鄉試不第之蒙古士子更可能數十倍於此。換言之，科舉的舉行，促成數以萬計的蒙古子弟埋首經籍，以學問干取祿位。
蒙古文化原為一武士文化，科舉之施行對蒙古族群文化取向的改變具有極大作用。
第三，政治利益的追求：元廷倡導漢學，因與不少蒙古人的個人利益相吻合，始能產生真正作用。
經術文學的掌握，對蒙古上層家庭子弟而言，可以作為服官佐治的工具。對中下層家庭子弟及上層家庭一些庶子而言，則可作為打開登仕之門的敲門磚。
嚴格說來，元代社會並不是一個種族社會，而是一個門第社會——用當時名詞言之，是一個「根腳」社會。
若干蒙古、色目、漢人家族，因在蒙元建國過程中立有大功而具有「大根腳」之身份，世享封蔭特權。
普通蒙古家庭子弟或為小吏、或為士卒，和漢南人中下階層並無不同。出身「大根腳」的蒙古人，因享有特權，可以驟獲高位，而不必以經術文學與漢人南人爭勝於場屋之中。
但是熟諳漢人經術文學，可以增益其在漢人社會中之領導力及統治能力，因而若干高門子弟也不得不研習漢學。
加以自忽必烈定立制度後，文官子孫僅可降四品承蔭，且限一名，武官子孫可以承襲，亦限一名。
雖然這些規定並未嚴格執行，「大根腳」子弟在充任怯薛歹——即宮廷侍衛——後即可出仕，但並不是人人可得的機緣。
因此蒙古、色目名門子弟往往充實學養，以求出仕。科舉恢復以後，便有不少高門世家子弟經由科舉而登南。
至於出身小「根腳」的蒙古人——尤其是文官子弟及為數眾多的軍戶子弟，蔭襲制度全然不可憑藉，必須充實學養開拓自身的政治前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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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振邦《略談蒙古民族對元代歷史的重大貢獻》，《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呼和指特，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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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鄰真《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編《元史論集》（北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