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運憲的《戴花》、王躍文的《家山》、何頓的《國術》、閻真的《如何是好》、萬寧的《城堡之外》和一泓的《孑孓——鎮上人城裡生存文本》等六部重量級作品，日前集體亮相北京圖書訂貨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為此指出，這次湖南文藝一次推出這麼多部優質長篇小說，可謂「文學湘軍」北征。
這6部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書寫歷史劇變、時代之變，敢於反映現實生活中的「痛感」。
回眸歷史劇變
著名作家、電視劇《烏龍山剿匪記》的作者水運憲推出最新長篇小說《戴花》。小說取材於作家青年時期的工人經歷，書名來自歌詞「戴花要戴大紅花」，是為工人立傳，歌頌勞模精神的真誠之作。
由於辦刊物等事務，20年來水運憲的創作基本處於停滯狀態。2022年終於如願以償寫出了《戴花》。已是76歲的他介紹，《戴花》是系列小說的第一部，第二部是《淬火》、第三部是《出道》。「世界上最勤奮的人已經老了，但文學不會忘記他們。」談起自己的寫作初衷，水運憲說。
湖南省作協主席王躍文新作《家山》同樣是將目光投向歷史劇變。他介紹創作背景時說，這是一部鄉村歷史長卷，故事發生在1927年到1949年。「故事發生地是我虛構的『沙灣』，是按照自己的村子漫水而來的，地理位置、村落形式、風土民情等等都是按照自己村裡的原樣虛構的。」
《家山》的創作喚醒了王躍文全部的鄉村記憶，包括鄉村歷史記憶、血緣親情記憶、鄉村文化審美記憶。依從真實的生活邏輯，王躍文在小說中描寫春種秋收、男耕女織、婚喪嫁娶、日月輪迴等等，也講述了從大革命、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改變中國和沙灣人命運的歷史事件，試圖用一個鄉村的歲月流淌呈現一部社會生活史、鄉村民俗史、時代變遷史，展現一個民族的生生不息。
正是由於其回溯歷史劇變的鮮明特色，《戴花》《家山》被認為是對中國工業時代和鄉土社會的浪漫敘事，也入選中國作協首批「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項目。
女作家萬寧創作的《城堡之外》也是通過生活里的一些瑣碎細節來講述百年歷史大潮衝擊下血脈親情斷裂與重建的故事。小說啟動多條敘述線，眷山眷水最後回到一個中心就是「歸家」，歸家的主題貫穿於整部小說，小說人物命運從家庭延伸到了家族以及民族的變遷之中。
「這是一部以家寫國的小說。作為作者我寫作的時候並不清楚我要寫的目的是什麼，在沒寫它之前可能有一些事、一些人在心裡沒有放下，總要寫但是又沒有寫。」
萬寧介紹，自己寫《城堡之外》的原因十分偶然：一次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發了一組照片，照片的內容是湖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比較偏僻的森林裡，有一座承載了幾百年的城堡，但是誰也說不清它的歷史。「我看到這組照片心裡想像瞬間被點燃了，想起我在湘西看到的幾個村落，一些歷史故事、一些神秘人物跟我想像中的小說人物朝我走過來了，於是就有了這部《城堡之外》。」
小說以女性為視角切入，社會劇變大背景下挖掘出女人作為人的發展過程中一些不易覺察的改變，比如一些代際的改變、自我的改變等等，從中可以看到人物的個體命運與故鄉歷史之間切不斷的血脈相連。
何頓在大學時學的是油畫專業。他的新作《國術》，也是選擇了回眸歷史的視角，講述了武術大師劉杞榮的傳奇人生，由此既弘揚了武術人的俠者精神，更展現了湖湘兒女秉持國之大者「戰長沙、保家國」的報國情懷。
直面生活痛感
作者閻真用「貼地而行——寫出生活的痛感」概括《如何是好》這部作品的主題。他介紹，《如何是好》中的細節來自於社會生活，他希望讀者從別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在閻真看來，貼地而行的寫作是表現歷史細節的努力。表現生活的痛感，年輕人成長的艱難，是這個時代具有普遍意義和歷史感的重大命題，「這本小說作為大文章來寫，雖然個人並沒有生活艱難的問題，但是我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碩士生以及我自己的兒子，面對生活每一點微小的進步都是掙扎著前行的，而且是寸寸血淚。」
《如何是好》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大學生，也是一名小鎮青年。大學讓她對自己的生活有了美好的期待，但是自己沒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沒有超人的才華，也沒有驚艷的顏值。平凡的女孩什麼也沒有，但是什麼也想要。社會不是慈善院，她的每一點得到都是需要用資源去獲得的；她想得到所有的一切，她放不下來心有不甘，內心的痛苦十分酷烈。
閻真說：「我們所處的時代社會競爭已經用激烈來描述。那些在競爭中被邊緣化的年輕人，面對生活的無奈、一種躺平的無奈，他們的痛感需要被表達。怎樣把生活中感受的痛感與時代的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是當代中國作家面臨的一種藝術挑戰，也是文學的使命。」閻真闡述道。
值得慶幸的是，作家的努力也得到了讀者的理解。閻真透露，在小說首發式上，有位女孩說：「這部小說是站在我身邊看著我寫的一樣。這是作者與讀者產生的共情，文學的意義就在於產生共情，這是情感性的共鳴。」
無獨有偶，青年作家一泓的新作《孑孓——鎮上人城裡生存文本》，關注的也是小鎮人物，是一部小鎮少年的精神成長史，也是直面時代和現實的作品。
力透現實生活
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賀紹俊認為，這些作品的一大特點就是關注現實、關注時代，而不是架空歷史和背景，《戴花》通過直面現實的寫作，重新塑造了工人的主體性；《家山》寫了大變革時代一個鄉村的歷史，展現了鄉村的文化魅力，「王躍文通過寫常態來揭示時代變動歷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寫出了中國鄉村的歷史厚重感和文化積澱。至於閻真的《如何是好》，很重要的特點是現實感強，以最嚴酷的求真姿態寫小說。」
文/本報記者 張恩傑
統籌/劉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