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立風，原名「鍾立峰」，父母希望他長大後能攀登高峰，為人立得住。但1995年，鍾立風從故鄉飄蕩到北京追求音樂夢想後，他寫信給家裡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鍾立風」。風，更加充滿節奏、旋律和故事；儘管看不見，但時刻能夠讓人感受到，自在又逍遙。
「古代《詩經》裡的『風雅頌』之『風』，指的就是民謠，是那些經歲月長河，歷經漫長歷史傳統，散落在民間的歌謠。直到後來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命運和巧合，我成了一個民謠歌手！如今朋友說起我的名字，還總會說我像鐘錶一樣，精準地確立了自己的風格。」鍾立風笑稱。
鍾立風在《我們民謠2022》中演唱。
《麥田上的烏鴉》&《在路旁》
邊緣性的存在更屬於時代的參與者
上世紀90年代末，校園民謠最好的時代正在消逝，是等待新民謠與之接軌的蟄伏時期。那些年沉浸於民謠創作的歌手們，像萬曉利、馬條、小河等，都在北京的酒吧駐唱維生，等待唱片公司的青睞。
鍾立風也作為重要見證者，經歷過那段新民謠萌芽的時期，直到2006年，來北京的第十個年頭，鍾立風才得以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那時他住在北京德勝門的一間平房裡，每天坐27路公交汽車到安定門，再倒一趟車，一個多小時才能抵達天通苑。當年萬曉利曾住在那裡，抱著一台新電腦嘗試將樂器和電腦結合。鍾立風首張專輯同名主打歌《在路旁》的最早版本，就是萬曉利做的編曲。
「在路旁/鳥兒展開它的翅膀/在路旁/歡樂的號角已吹響/在路旁/有人沒完沒了地歌唱……」為什麼是在路旁？鍾立風解釋道，這幾十年間，很多人都會喜歡標榜或定義自己「在路上」。網上搜「在路上」，一下會出現很多同名歌曲，「這是一個現象，表明大家都十分自我、飽含激情和力量，勇往直前。但一直以來，我更願意以『在路旁』的方式投入生活。這樣的一種角度很適合我，觀察著、感受著生活的同時，也融入其中。」
鍾立風年輕的時候。圖片來自受訪者微博。
此次參加音樂節目《我們民謠2022》，鍾立風再次唱起《在路旁》後，他注意到了一些留言，很多朋友是聽了這首歌之後，才知道「在路旁」的意義，甚至它的重要性，同時也感受到通過一首歌，人們能夠在其中獲得的溫柔的力量。這樣一種包容的、輕盈的、溫暖的力量，是屬於民謠的力量，或許正是當今的人們所需要的，「其實某種邊緣性的存在，同時又隨著時代一起轉動，保持一種清醒，恰恰更是屬於時代的參與者。歷史滾滾向前，人如果總在路上，沖在正當中，往往會被裹挾進去而迷惑、失去判斷，正像詩中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在路旁》曾被譽為「對浮躁當代的洗禮」。但很有意思的是，將時間撥回近二十年前，第一張專輯製作之初，鍾立風其實並未想以《在路旁》作為主打歌和專輯名稱，而是更喜歡《麥田上的烏鴉》。
「你歌唱著什麼呀/是生命/是愛情/你歌唱著春夏秋冬/這輪迴不變的四季……」這首歌是以梵谷的名畫《麥田上的鴉群》為靈感譜寫，「一直以來我都深知，一個創作者他的孤獨、他的邊緣性、他的格格不入，他的『不為人知』。但從某個方面來講，這些都是他的『財富』。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夠時刻清晰地面對自我，時時自省，而後再面對外在世界，得以更全面和客觀地表達一切。」
但彼時的鐘立風還是一名新人，控制不了決定性的事情。其所屬的唱片公司老闆和同仁都覺得《麥田上的烏鴉》旋律不夠「上口」，歌詞也偏文學性，不夠大眾化，即便這首歌更加直白地表達著鍾立風的自我。
「現在我覺得，這兩首最初的作品對我各有『意義』。《在路旁》旋律相對明快，儘管也是憂鬱的底色，但它也輕盈，就像歌詞所描繪的一幕幕普世風景。『烏鴉』奠定了我一貫以來的自我表達，讓我很早就明白，創作這條道路的『寂寥』，唯有內心不斷地豐富，才能抵禦外在的清冷」。
《我愛你》
作為禮物獻給余秀華
《在路旁》之後，鍾立風一共出版了十張專輯。每一張專輯以及裡面的歌曲，都代表了不同時期的鐘立風，也是他成長和人生的展露。
從2009年發行的第二張《瘋狂的果實》開始，鍾立風更加注重表達人的情慾。「因為外在世界的不斷推進、演化，各種紛繁世相的發生，其根源是人的古老又年輕的情慾在涌動。情慾不是色情，它是人的原動力。」鍾立風說。
《我愛你》這首歌收錄於2016年鍾立風發行的專輯《愛情萬歲》。這首歌譜自詩人余秀華的詩。鍾立風記得那是2014年或者2015年的某天，他在大理參加一個詩歌音樂節。返京的前一天，他接到出版社編輯的電話，邀請他參加余秀華在北京大學的新書發布會。此前，鍾立風零散地讀過余秀華的作品，很喜歡，於是叫編輯發了余秀華的新詩給他。當鍾立風讀到《我愛你》這首時，瞬間被打動。雖然詩名是「我愛你」，但詩歌里卻沒出現這三個字，唯有原始的、飽滿的，甚至是粗糲的情感在節制地暗涌著；字裡行間，是詩人面對宿命不卑不亢的敘述。
一開始是「巴巴地活著/每天打水/煮飯/按時吃藥.……」，中間忽然又輕盈了起來，「在乾淨的院子裡讀你的詩歌/這人間情事/恍惚如突然飛過的麻雀」，當看到最後——「如果給你寄一本書/我不會寄給你詩歌/我要給你一本關於植物/關於莊稼的/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告訴你一顆稗子提心弔膽的春天。」鍾立風幾乎一氣呵成，沒藉助樂器，就完成了這首歌的譜曲。
下了飛機，鍾立風直接打車到余秀華的詩歌現場，當場作為一份禮物，獻給了她，「歌曲的間奏，我用口哨吹奏，是沉重生活之中的一抹明亮色彩，一絲靈魂的輕盈。後來這個歌曲發行之後，我看到有人留言：第一個發明口哨的人，他的心裡是多麼可愛啊。」
當年，導演范儉正在拍攝余秀華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我愛你》這首歌的處女秀也留在了這部紀錄片裡。「詩人以稗子擬人，痛苦而熱烈、莽撞又多情地活著，儘管（也許）愛而不得，可是依堅持著、隱忍著、熱愛著，多像我們每一個人。」鍾立風說。
鍾立風演出中。
【我與民謠】
當一曲民謠響起，忍不住想擁抱美好又苦痛的生活
新京報：為什麼參加《我們民謠2022》這類民謠節目？
鍾立風：開始我一直在猶豫，因為這些年我「自我感覺」找到了某種生活的「寧靜」——通過寫作、出書、出專輯和偶爾的商業演出，日子散漫且自由。在這樣的前提和想法下，我也害怕自己適應不了「綜藝」。
在舉棋不定之中，我就「求助」朋友們，比如我給同行老友周雲蓬打電話，問老周什麼想法。老周，實在人，回答乾脆，他說，參加吧，反正在哪兒唱都是唱。又說，這年頭巡演票房太不穩定，動不動就取消演出，正好借這個機會亮亮相，希望藉此票房會好一些。有一次碰到馬條，馬條非常「惱火」，質問我憑什麼不參加，大伙兒都定了要參加了，「你以為參加了這個節目會讓你的人設崩塌嗎？告訴你，沒人知道你，咱們沒有人設！」
朋友都太好心了，都覺得不管如何，這對於我們這些「默默譜寫、不善外事」的民謠人是個機會，根本沒有那種「要在同一個比賽場上相互競爭的意味」，只是，既然機會來了，那麼我們好好地把積攢多年的「十八般武藝」拿出來亮亮相。另外，我有一個老朋友和我說：「你只有在喧囂中找到寧靜，才是真正的寧靜！」仿佛一語點醒我夢中人。
實際上，當節目正式開始，擔心、憂慮很快就沒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民謠」本身的原因，因為它是所有音樂類型里最接近生活的；或者說，民謠一詞就是生活之意。節目進展過程中，特別舒暢，如同音符。我自己也覺得似乎真的在喧囂中獲得了某種自在。
新京報：如今再演唱過去經典歌曲的時候，會和當年創作時候的心境不同嗎？
鍾立風：每一首歌在不同時期唱，都會有不同的感覺。這跟閱讀一樣，同樣一本書，在不同時期讀到它，都會有不同的心得、感受。一部電影也是，早年看過的電影，過了幾年再次看它，會發現原來導演在這個地方、那個地方都埋下了不同的線索。因為你在改變、在成長。所以平常我特別喜歡「重讀」「重看」，也喜歡流連在一個城市我最熟悉的那一隅。在你熟悉的領域，一次次發現它的新奇和奧妙是非常快樂的。這也像你和你的愛人、朋友在一起的喜悅，因為對方總是會時不時地給你「新的面貌」——從心裡生出——從而使你一次次感受到事物和情感的奇妙新鮮。
那些喜歡現場演出的歌者、樂手一定也是這樣。相同的一首歌，在不同現場演出，要是每場都錄下來，我們再次去聽它，一定每一次都各得妙處。我很樂意唱起不同時期的作品，無論在家自己唱，還是對著觀眾唱，以此進入不同的秘密人生。
新京報：在音樂之路上，最迷茫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鍾立風：我是在2012、2013年的時候，感覺陷入生活、情緒的低谷。那時，正是自己人到中年之時，恍惚間，感到一陣「生命的落空」，沮喪、困惑、無助。早前，覺得文學、音樂都是「解救」自我的方式，但那個時候，一切起不了作用。更糟糕的是夜夜失眠。幸運的是，這種糟糕的狀況大概半年後漸漸消失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走出那個灰暗時期的。我記得一個詩人朋友告訴我，每天出門走路，能走多遠就走多遠，就像一塊電池，把電量消耗光，沒有一點力氣，回家自然就會疲倦得倒頭睡去。那時正是冬季，一到晚上，妻子就陪我出門頂著西北風走到幾公里以外一個叫羅馬湖的地方，衝著結了冰的湖面我迎風大聲呼喊，給自己打氣：「你行的！一切沒問題！」
當然，最後還是音樂、寫作給了自己出口。而自己在某個時候也仿佛得到了一種頓悟。痛苦和歡樂，不是截然對立的，就是一個圓圈，它們始終都在變換著，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不同時刻呈現出不同的狀態。一個哲學家說，黑夜是光明的秘密居所，黑暗、光明彼此依存。詩人歌手萊昂納德·科恩將它換了個說法：「萬物都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鍾立風在社交媒體分享的日常生活。 圖片來自受訪者微博。
新京報：當下時代的民謠和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民謠有何不同？這些年民謠有了怎樣的變化？
鍾立風：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歌曲，任何創作都一樣。時代背景、社會內核、人的精神需求不一樣，自然就會產生出不同的東西。現在的民謠人，個性化要少一些，就是說，他們寫出來的歌謠，實際上和流行歌曲沒有特別的不同，只不過在形式、編曲上，靠近「民謠」一些。我的意思，不僅僅是歌詞的敘事上，在旋律、節奏上，也是偏流行化，他們歌曲的旋律走向、和聲進程，也比較相似，聽到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他要怎麼寫。但這不是個人水平有問題，而是整個時代的走向、變化，以及普通大眾的需求，他們也只能做出這樣的作品。
一個音樂人他的文學性，最重要的並不只體現在歌詞上，而恰恰是體現在旋律上。所以，我們聽到很多歐洲的歌謠，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在意（聽不懂）他的歌詞，但他的旋律、節奏表達出來，我們馬上就能感覺到它獨特的文學性。所以文學性，是骨子裡的、血液里的。而當今大家所認為的民謠，缺少的就是這種迷人的人文性。
民謠是需要土壤的，是需要很深的人文底蘊的，它能使聽者情感得以升華，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抒情，講述一段往事，抨擊、影射或調侃。所以，當一曲民謠響起——儘管世界殘缺、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你還是會忍不住地想要擁抱美好又充滿苦痛和不確定的生活。這正像匈牙利作曲家約瑟夫·科斯瑪（法國經典香頌、民謠《秋葉》作曲者）所說，音樂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當我們理解人性之後，重新地愛上生活。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