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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作為明代中晚期文壇巨擘王世貞早年和中年的代表作，沉埋了400多年的《王世貞全集·弇州山人四部稿》首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校點稿形式出版。《王世貞全集》的陸續出版是填補空白的古代典籍整理大工程，其價值和意義深遠。
原文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學 姚大勇
圖片 | 網絡
明萬曆二年（1574）九月，深得士林重望的「後七子」領袖王世貞被朝廷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撫鄖陽（今湖北十堰）。鄖陽雖僻處鄂西北，然地接河陝，路通水陸，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設府以來，百餘年間，居民繁滋，尚屬安寧。王世貞到任後，糾劾不法，革除弊政，嚴明職守，識拔人才，振興文教。王世貞撫鄖的時間並不長，一年半後即被調離，然不僅在鄖陽任上留下惠政，還在此地完成了一件於他本人，於中國文學史均有重要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在此刊刻了他前半生的心血結晶《弇州山人四部稿》（以下簡稱《四部稿》）。鄖陽山水有幸，一代文豪之集，首刊於此。
赴韓國訪書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我們也有幸，在王世貞謝世400多年後，從事《王世貞全集》的整理，作為《王世貞全集》中的重要一種，《四部稿》傳世的有190卷本、180卷本、174卷本，有刻本，有抄本，各本之間關係如何，有何傳承統序，這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2015年夏，我和許建平老師攜帶著之前搜檢到的館藏信息，踏上了赴韓國的訪書之旅，並在韓國受到了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師友的熱心幫助，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忠南大學、藏書閣、奎章閣、中央圖書館……都留下了我們訪書的足跡，也載滿了師友們的深情厚誼。也正是在韓國國民大學，我們無意之中尋到了對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的校勘整理至為重要的此書的初刊本。
國民大學坐落在首爾的北漢山下，深林幽澗，風景絕佳，但我們在那兒沒顧上欣賞校園山景，而是在朴英順女士的介紹下，一頭扎進校圖書館，拜讀館中收藏的漢文古籍，其中就有《弇州正集》。經過考辨，我們發現此《弇州正集》就是王世貞在鄖陽刊刻的《四部稿》的初刊本！此書不知何時，通過何種途徑流傳到了韓國，而且換上了「韓裝」。
從外形上來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完全是一部韓國古籍：用較粗的單線五眼裝訂，書衣厚實，書名直接題寫在書衣上，與中國線裝書的裝幀形式明顯不同（中國的線裝書一般是單線四眼裝訂，書衣較薄，書名用白紙題簽後粘貼在書衣上）。但是翻開來看，發現其還是中國古籍，與我們所見的國內《四部稿》刻本極為相近，很多地方不僅字句全同，甚至連斷板、不清之處也完全一致。細辨之下，又可發現其與國內藏本的不同之處，而這正是其價值所在。
校正本與初刊本
王世貞自述在《四部稿》成書以後，又對其做過校正和增刪，不僅訂正「魚豕之誤八百餘字」，而且「增入說部六卷，所謂《巵言別集》者，易之曰《宛委余編》，而斥《盛事》《異典》別行之」（《弇州山人續稿》卷一八二《徐孟孺》）。這每讓人費解，不知所言所指為何事何物。而通過將韓國國民大學所藏的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180卷本《四部稿》相對照，則不僅二者之間的分合昭然若揭，而且讓人對王世貞所言之語警然有悟：
相較於國民大學藏本，國圖藏本系將原刊本中的十三卷《藝苑巵言別錄》（即所謂的「《巵言別集》」），增加六卷（即所謂「增入說部六卷」），擴充為19卷，並改名為《宛委余編》（即所謂的「易之曰《宛委余編》」）。又將初刻本中的《皇明盛事述》和《皇明異典述》各三卷（原卷一百七十八至卷一百八十），移除出《四部稿》，單獨刊行（即所謂的「斥《盛事》《異典》別行之」）。這樣有增有出，全書總卷數不變，仍為180卷。
國民大學藏本《四部稿》的發現，正好為王世貞的相關言語提供了實物證據，而且二者嚴絲合縫，如若符契。通過謹慎考辨，我們明確了國民大學藏本是《四部稿》的初刊本，國圖藏本正是王世貞在初刊本刊行後手定的校正本。校正本與初刊本相較，不僅部類上有調整，字詞上有改動，篇目上也有變易，如卷五九增加了《麻城穆侯均賦頌序》，卷八六增加了《劉莊襄公墓志銘》，卷九二增加了《吳孺人墓志銘》三篇文章。若無初刊本作參照，不僅對王世貞的相關論述懵懂難解，於《四部稿》的篇章分合也會茫然無知。不意於海東韓國，得見王世貞於鄖陽所刻文集之初刊本，幸何如之！
《四庫》本如何
隨著國民大學所藏《弇州正集》的出現，《四部稿》的初刊本和校正者得以確認，相關問題也讓人豁然開朗：傳世的174卷本《四部稿》，正是在180卷的校正本中，去除《燕語》和《野史家乘考誤》各3卷後調整而成，並成為通行之本。現在上海圖書館所藏的190本《弇州集》，則是在通行的174卷基礎上，另補上《史乘考誤》7卷、《盛事述》3卷、《異典述》5卷、《異事述》1卷而成。清修《四庫全書》時，收錄的也正是此通行的174卷本。清廷纂修《四庫全書》時，因對傳世之書焚毀刪改，而讓後人對之多有微詞，甚至有認為清修《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之後的又一次書籍之厄。那麼，《四庫全書》中收錄的《四部稿》，情況如何呢？
將《四部稿》較早諸本與《四庫》本比較，不難發現，四庫館臣在收錄此書時，於政治上的違礙之處，確實多有刪改，而對有的不涉政治的地方，卻改得頗具眼光卓識。如卷一《二鳥賦》首句「有鳴秋丈人者，冠緌冠」，「冠緌冠」中上一「冠」字，原作「寇」，明顯不通；卷七《黃鵠曲》其二首句「黃鵠摩天來」中，「鵠」原作「鶴」，而據詩題及上文，應作「鵠」；卷三一《贈別羅鹿齡》中詩句「蒯緱歌始哀」中，「蒯緱」原作「蒯鍭」，也誤，對這些形近之誤，四庫館臣均予以更正。另卷二六詩題《初秋端居即事效初唐體》中，「唐」字原脫，四庫館臣補得恰當；卷七八《江行紀事》中言「余攜所有王晉卿《煙江疊障圖》」，「王晉卿」原作「王晉溪」，按王晉卿（名詵）為北宋畫壇名家，與蘇軾有交往，作「王晉溪」顯誤，四庫館臣於此也改得正確。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從這也可看出，四庫館臣在修書時態度還是嚴肅認真的，其學識令其能夠擔任纂修之責，《四庫全書》本《四部稿》，也足資校勘之用。
「勿謂涓涓，其流將長」，古籍的整理工作無疑是艱苦的，但是校點工作也有樂趣，特別是在將一個個問題理清之後。《四部稿》整理本的完成，只是我們工作中的某一部分告一段落，學術薪火，由一輩輩學者、一位位素心之士接力合作完成。接下來的道路更其漫長艱辛，我們惟願以虔敬之心，與學界同仁一起，上下求索，砥礪前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1841期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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