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文學院副院長
學人小傳
羅國威，1944年生，四川洪雅人。古典文獻學家。1983年畢業於四川師範學院（現四川師範大學），1985年調入四川大學。曾任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古代文學分會副會長。著有《劉孝標集校注》《昭明文選叢考》《六朝文學與六朝文獻》等，主編整理《古文辭類纂箋》。
羅國威在首都師範大學講學。作者提供
由於新材料的持續發現與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即使是在版本、舊注等傳統《文選》學的研究領域，當代《文選》學研究仍取得了超邁前賢的成績，湧現出一批以《文選》研究名家的學者。對當代《文選》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範式進行個案總結，也理應成為當下《文選》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筆者從羅國威先生問學已積年，親睹羅師在選學研究的道路上持之不懈，老而彌篤，愈走愈寬，深而彌廣。
羅國威（前排左二）與夫人、學生在一起。作者提供
深井：《文選》作家研究
羅國威先生於1980年考入四川師範學院（今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著名學者湯炳正先生和王仲鏞先生。研究生第二學年，進入學位論文撰寫階段。湯炳正教授告訴他：「太炎先生曾說：『文要學六朝，六朝是文體大備的時代。』」於是，羅先生選擇了劉孝標作為研究對象。這一選擇，既是對長期以來學界輕視六朝文學的反撥，也在冥冥中決定了他未來的治學方向。
湯炳正先生是章太炎的關門弟子，章黃學派的正宗傳人，而蜀學注重考據的樸厚學風，也潛移默化地涵育著新一代學人的舊學基礎和治學蘄向。羅國威先生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整理先行的方式，他對劉孝標的研究，就是從輯佚、校勘、注釋等傳統方式入手的。這一治學方法的選擇，與其說來自師輩《屈原賦注》《唐詩紀事校箋》等著作的啟示，毋寧說是受到清代漢學和近代蜀學的交相沾溉。
羅國威先生一頭扎進圖書館，「嗢飫膏液，咀嚼英華」（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從史傳、總集、類書、古書舊注等文獻中鉤稽而出劉孝標文12篇、詩4首，在辨偽存真的基礎上加以校勘和箋注，撰成了十餘萬言的《劉孝標集校注》，共引古籍140餘種。畢業後，他仍持續鑽研這一課題，不斷加以提升和完善，此書在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羅國威著《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作者提供
《劉孝標集校注》初版的20世紀80年代末，魏晉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尚處於起步階段，僅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逯欽立《陶淵明集》等寥寥幾種，而且集中於魏晉時代的名家，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整理，還是一片荒涼，未經開墾。《劉孝標集校注》的出版，就南朝文集整理的荒野來說，無疑是第一聲春雷。該書此後多次再版，便是對其學術價值的最好證明。
對《劉孝標集》的校注整理，羅老師綜合運用了聚本、輯佚、辨偽、校勘、箋注等方式，可稱為深度整理。《劉孝標集校注》的整理出版，可謂是羅老師在學術領地鑿通的第一口「深井」。他後來又從事《任昉集》的整理，進而補輯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出版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等整理著作，鑄就了羅老師六朝文學研究的「蓄水池」；再後來，他的學術之路汲深流遠，派流出《文選》文本、舊注研究的一道道「清渠」。
蓄水池：六朝文獻研究
1985年，羅國威先生調入四川大學古籍所。此時《劉孝標集校注》已基本殺青，然而他從事《文選》研究的初心不改，於是選擇研究另一位齊梁重要作家——任昉。因參與集體項目《全宋文》的編纂工作，《任昉集》校注遇阻，然而他研究六朝文學與《文選》學的事業並未停歇，而是以更為堅韌的方式堅持了下來。
羅國威主編整理的《古文辭類纂箋》。作者提供
宋前文章的大型總集，雖已有清人所編的《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矗立在前，其中尤以後者號稱詳博完備，然而由於茲事體大，縱是博學如嚴鐵橋，也難免有所疏漏，更由於近代以來新出文獻絡繹，先唐文章總集的補遺工作勢在必行。這一宏偉的構想，就是由羅國威先生最早提出論證並加以實踐的。
1991年，羅老師申報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補編》由當時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立項。此後的五年間，他焚膏繼晷，一邊盡心盡力完成《全宋文》編纂的任務分工，一邊按照最初設想完成了《補編》，順利結項並交付中華書局。
此前《劉孝標集》的校錄已需多方爬梳，至於《全宋文》的編纂更是以輯佚為主要路徑，這樣日復一日地鉤沉抉隱，養就了羅國威先生對域外漢籍和稀見文獻的特別敏感，其中尤以敦煌文獻和日藏文獻為重點對象。
出於對敦煌文獻和日藏漢籍的重視，在《補編》編纂過程中，羅國威先生順帶完成多種副產品。其中，《冤魂志校注》的整理出版，便起因於在敦煌文獻中發現的《還冤記》寫本殘卷；《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的影印回歸，則有鑑於這部域外漢籍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補編》還連帶催生了他對敦煌本《昭明文選》的研究。在查閱敦煌文獻的過程中，羅老師發現很多《文選》寫卷，於是儘可能利用當時的資源條件，將其一一輯錄複印，校勘整理而成《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此書比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出版還早一年，被學界視為敦煌學一百年來集部類《文選》學研究的第一部專著。
當今對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輯校整理，較之二十多年前，文獻資源更加全備，查閱也更為便捷，因此有後出轉精之勢，但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清渠：《文選》舊注研究
繼《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之後，羅國威先生對《文選》稀見版本的調查和研究，更加淵懿純粹，也更加一發而不可收。雖然對白文本《文選》和《文選》正文也時加關注，然而更多指向包括李善注、五臣注等在內的《文選》舊注，這成為羅老師選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羅國威先生是《文選》舊注全面整理和研究的提出者，也是較早的實踐者，他的工作具有拓荒的意義。
有感於李善注已經後人竄亂，於是大聲疾呼「還原《文選》及李注之本來面貌，是當前選學研究的首要課題」（《李善生平事跡考辨》），「還原李善注原貌當成為而今《文選》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日本新出古鈔〈文選集注·南都賦〉殘卷考》）。他的整理工作不限於李善注，而是將稽查清理的對象擴大到了各種舊注。羅老師在研究日本京都大學所影印的古鈔本《文選集注》卷八左思《三都賦序》時，有感於其中靈光一現的綦毋邃注在後世已孱入劉逵注，呼籲「對《文選》舊注進行一次認真的、徹底的清理，使舊注各呈其態，各歸其主，以還原《文選》及《文選》注的本來面目」（《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他對《文選》舊注的考察，其文獻來源遍及海內外多地所藏，涉及《文選》諸文體，雖尚未做到「徹底的清理」，然而積微致著，功莫大焉。
羅老師對《文選》舊注的研究，在充分溯源和綴合的基礎上，注重通過版本比勘的方式，充分挖掘舊注的文獻價值，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在研究古抄本《文選》殘卷時，羅老師極為注重採用綴合的方式，其中對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文選集注》和《文選注》兩份殘卷的考察，最具有示範性。前者是《文選集注》卷四八上（上野精一氏藏）與卷四八下（佐佐木信綱氏藏）之間的部分，三個殘卷字跡形制完全相同，內容文字完全銜接，可以「無縫」拼合銜接；而後者則與日本細川氏永青文庫所藏敦煌本《文選注》非常相似，經過仔細比照：「令人驚喜地發現，兩者在形制、字體風格等方面完全一致，將二者拼合銜接後，內容文字完全吻合，且無有缺文，當時同一寫卷內容相連的兩個斷片，這兩個斷片，一截在東瀛，一截在中華本土，真是千古奇事，亦是千古幸事。」（《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前言》）
羅老師研究《文選》舊注，最重要的「利器」就是比勘。他將新發現的舊注文獻與現存各種《文選注》進行比勘，包括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以及集注諸家等，涉及的版本則涵蓋天聖本、尤刻本、明州本、叢刊本、奎章閣本（即秀州本）等珍本文獻。他通過比勘挖掘新出文獻的價值，如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的價值包括「了解到近代徵引的訓詁體制已在逐漸形成、確立」「為我們清理《文選》舊注提供了可靠的線索」「使李善的訓釋體式形態更加明晰」「可與李善注互補」（《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這些文獻價值的揭示，如果不是以紮實的比勘工作為基礎，是不可能總結出來的。
此外，羅老師對《文選》舊注的研究，呈現出鮮明的搶救意識，彰顯了我國國內敦煌學與《文選》學研究的成績，有助於提升文化自信。日本「六朝學術會」編輯、於2005年3月出版的《六朝學術會報告》第六期刊載了兩幀新出古抄本《文選集注·南都賦》殘卷照片，羅老師一經發現，就立即加以考證，撰寫論文，並於2006年年初發表，可見他搶占學術高地的意識是多麼強烈。
長期以來，敦煌學面臨來自異域的挑戰，甚至出現「敦煌學在外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雖然只是誤傳，但也折射出國人對該研究領域的信心不足。《文選》學與敦煌學有類似之處，同樣也可能產生技不如外之感。羅國威先生對敦煌本《文選》舊注的系統研究，對於在敦煌學、《文選》學這些領地增強文化自信，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活水：熱愛、交遊與堅持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羅國威先生《文選》研究活潑潑的水源又來自何處呢？
管見所及，活水之源首先來自熱愛。羅老師曾請人題寫名家舊聯，懸於書齋西壁，其上聯曰「四壁圖書生葬我」。每當羅師手持一卷書，坐在躺椅上吟哦，側過身來娓娓解釋，登門造訪的我們，頓時便覺如沐春風，恍若羅師與他的藏書已渾融一體。在《思藻齋師友論學書札·前言》中，羅老師這樣寫道：「蕭統《文選序》有云：『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余之插架，盡昭明太子書也，故名余齋曰『思藻』。」羅老師對《文選》的熱愛，對學術事業的熱愛，以他和他的藏書為光源，不斷向周圍，向他的友人和學生輻射。不只是登壇授課，即使在言談舉止間，羅老師的學術熱情，也在感染著更多的《文選》學同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
活水之源又來自交遊。羅國威老師是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第一批會員，後又被推選為學會理事。在每一屆學會研討會上，羅老師珍惜難得的機會，與各界選學同人研討切磋，樂在其中。通過國際學術研討會，羅國威老師結識了更多海外學者，尤以日本學者居多。他與日本友人的往復書札，大都是商榷是非，征討文獻，且無不與《文選》相關。廣泛而恣意的學術交遊，打開了文獻的視野，突破了學界的壁壘，促發了羅老師更暢達的選學之旅。《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一書的出版，便來自日本學者興膳宏先生的建議。
活水之源還來自堅持，來自執著的治學精神。當今很多學者投身於學術，往往是為迎合現實考評的需要，評價機制的激勵或許會引發一時的學術熱情，但這熱情也容易隨著利益的消失而淡化。羅老師對《文選》的研究，並未隨著退休而稍歇，而是持續「以著述自娛」的方式開枝散葉。2017年，羅老師將歷年來發表的有關《文選》的考證文章裒為一集，名曰《昭明文選叢考》，這已經是羅老師研究《文選》學的第三部著作了。
2019年，羅國威老師在《敦煌本〈文選注〉箋證》的基礎上，修訂增補出版了《敦煌本〈文選〉舊註疏證》。同年，已屆75歲高齡的他又獨立申獲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敦煌本〈文選音〉考釋》。該書在《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的基礎上，又增加考釋了新發現的兩個殘片，在充分占有文獻的基礎上，從敦煌學、文選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版本學、校讎學等多方位多角度，對敦煌本《文選音》進行了全面而又系統深入的研究。跨學科的視野和對文獻學的重視，是羅老師選學研究最重要的兩個側面。
著述不求等身，而眾稿已盈尺；治學何必桂冠，而精神已永傳。我們相信，羅國威先生的選學研究，必將以更恢宏的面貌彰顯於世。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27日1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