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曾評論盧梭說，他的「筆造成的影響超過亞里士多德、西塞羅、聖奧古斯丁、聖托馬斯·阿奎那，以及有史以來任何一人」。雖說這一見解顯然有誇張之嫌，不過也並非全然向壁虛構。我們還可以引用斯達爾夫人的話，她說：「盧梭沒有說出什麼新東西，不過他在各處點起了火焰。」
盧梭的偉大體現在什麼地方？他何以被視為一位重要思想家？他都說過些什麼？他有什麼新穎的或原創性的發現？難道他真的沒有說出什麼新東西嗎？（斯達爾夫人的話正確嗎？）假如他沒有什麼新見的話，阿克頓的這類話又是怎樣適用於他呢？
有人說，他的天才只體現在他卓絕的辯才、勾人魂魄的文風——例如《懺悔錄》體現的文風，這本書讓人愛不釋手，它對讀者的影響超過同類文學著作。可是，盧梭所言果真毫無新意嗎？莫非它只是新瓶裝舊酒？有人認為，他的獨創性表現在，以前的思想家都注重理性，盧梭卻讚美激情。但這絕對是不實之詞。狄德羅和愛爾維修、夏夫茨伯里和休謨，在各自的著作中，都高談闊論激情和感情，他們總是說，不要像苦行的宗教那樣壓抑人的情感，另外，柏拉圖和斯賓諾莎等哲學家也曾要求，千萬不要抑制或傷害天性。對於情感固然需要疏通或引導，但沒有理由非壓制它們不可。相反，與歷史上其他思想家相比，18世紀所謂的經驗主義思想家這一派最強調情感、人類的自發性和人情溫暖。在這個主題上，沒有哪一位著作家比狄德羅更狂熱，有時更加感情用事。
如果我們考察盧梭的著作，就表面看來，情況正好相反。盧梭根本不贊成情感的放縱。相反，他說（而且他背後有一個偉大的哲學傳統）：感情使人們分離，理性使人們統一。感情、情感是主觀性的、個體性的，因人而異，因國家而異，因氣候而異；只有理性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而且只有理性才是一貫正確的。這樣一來，根據他的作品提供的證據，這個著名的區分當然是靠不住的，根據這項區分，盧梭預測了情感與冷靜的唯理主義之間的對立。
在盧梭看來，有關道德和政治的某些問題，例如，如何生活，該做何事，該服從誰，對於這些問題，人類長期以來積累的情感、偏見、迷信，給出了許多相互衝突的答案，找出了各種具有因果關係的——自然的——因素，導致人們在若干世紀中眾說紛紜。但是，如果我們尋找這些問題的真正答案，這麼做並不是辦法。我們提問題的方式必須使這些問題可以回答，這隻有通過理性才能做得到。就好像在科學中，一位科學家給出的正確答案，其他同樣理智的科學家都能接受，倫理學和政治學當中也應如此，合理的答案便是正確的答案：真理只有一個，錯誤卻是無窮。
這種看法簡直再普通不過了。哲學家大都能說出這類話，盧梭只是重複了前人的觀點。他說，每一個人都有理性，理性使人們團結，而每一個人的情感則是不同的，它使人們分裂。那麼，這種說法的原創性何在？當然，盧梭的名字是與《社會契約論》相提並論的，不過這本書也沒有什麼新意。社會中的人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在歷史上結成某種契約關係；即便這並非史實，不管怎麼說，他們也得表現出結成契約關係的樣子；社會中的人，由於某些人比別人強大，或比別人顯得更為邪惡，他們只好建立一套制度，使占據多數的弱勢群體防止強勢的少數派對他們作威作福，當然，這種觀念早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了。
那麼，除了少量改動之外，盧梭又往這個主題里增添了什麼新東西？有人可能會說，他在個體的自由與社會的權威之間進行了調和。但是，這個問題前人已經探討無數次了。實際上，馬基雅維里和博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主要關注的正是這個問題。在政治思想上，人們最熟悉和最容易想到的莫過於如下問題：「怎樣才能協調」人類爭取自由的願望與權威的需要？顯然，在所有政治哲學家看來，個體嚮往自由——也就是說，他們想為所欲為，不受他人的羈絆，不願意受別人強制去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不受強制這種自由是人們隨時準備去捍衛的一個主要目的和價值，這一目的的實現，是過上大多數人想過上的那種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當然，在另一方面，井然有序的生存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人總是在社會中生活，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或理由；正因為人是在社會中生活，個體就無法隨心所欲地行事，因為這樣做會妨礙他人，並且使他們的目的遭受嚴重挫折。因此，做出某種社會安排是必然之舉。
在早期思想家當中，這個關鍵問題已經引出各種答案。由於不同的思想家看待人類個體的觀點不同，這些答案也就各不相同。霍布斯對人性的評價有點低，他認為，總的說來，人並非善類，人類是野蠻的而不是溫順的，並且，他認為，為了遏止人與生俱來的狂亂不羈、無法無天和殘忍野蠻的衝動，強大的權威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因此，他在權威和自由之間劃分界線的時候，傾向於權威。他認為，有必要大量使用強制力量，以防止人類互相毀滅、自相殺戮，防止給社會上大多數人造成危險、骯髒、殘忍和貧困的生活狀況。因而，他給個體自由留下的空間非常小。
另一方面，洛克相信人是善的而不是惡的，他認為，在劃界線的時候沒有必要這麼傾向於權威，在他看來，人類在進入社會之前——當他們還處於「自然狀態」時——所擁有的一些權利，甚至在文明社會依然保留，他堅持認為，還是有可能創造出像這樣保留他們某些權利的社會；與霍布斯相比，他允許人類擁有更多個體性質的權利，他的理由是，人的天性主要是仁慈向善，沒有必要像霍布斯所要求的那樣嚴重摧毀、強制和約束他們，以便產生社會存在所需要的那種最低限度的安全。
不過，我的主要意思是，他們之間爭論的只是界線劃在哪裡的問題，然而這個界線是變動不居的。在中世紀，當時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神學性質的，這場爭執表現在，在人的身上，原罪的力量是否大於自然或上帝所賦予的理性的力量——原罪使人狂放不羈、作惡多端、貪得無厭和無法無天，理性使人追求善和正確目的，它是上帝灌輸給他的。在比較世俗的時代，當這些概念悄無聲息地變成世俗的術語之時，在哪裡劃界的爭論卻呈現出更加世俗化的歷史形式或心理形式。現在的問題是：「有多少自由和多少權威？強制與個體自由占多大比例？」必須達成某種妥協：你只需找到解決辦法——估計必須在什麼地方劃界——根據你所認為的人性的真正構成，或許依據科學數據，例如氣候、環境和其他類似因素的影響，孟德斯鳩這類思想家探討這個問題時，就使用了這類科學數據。
盧梭學說的原創性表現在，這一整套方法都不適用。他的自由觀念，還有他的權威觀念，都迥異於先前的思想家，雖說他使用的是同一類詞彙，可他放進去的卻是極為不同的內容。事實上，這就是他的著作雄辯有力和極富影響力的一大秘密。也就是說，雖然表面上看，他所說的與前人沒有什麼太大區別，他使用的句子與前人相同，他使用的概念顯然也與前人相同，然而，他改變了詞彙的意義，他扭曲概念以至在讀者那裡產生振聾發聵的效果，讀者不知不覺地被這些熟悉的表達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
盧梭字面上說的是一回事，實際表達的又是另外一件事。他似乎在沿著一條老式路線論證，不過他在讀者面前所投射的景象，迥異於他似乎從前人那裡借鑑的方案。我們且以自由觀念、契約觀念、自然觀念為他學說中的核心概念，加以舉例說明。
先說自由。在盧梭看來，整個妥協性的自由思想，也就是說「好了，我們不可能有徹底的自由，因為那將導致無政府狀態和混亂；我們也不可能有絕對的權威，因為那將徹底摧毀個體，專制和暴政將應運而生；因此，我們必須在二者之間的某個地段劃一條界線，安排一場妥協」——這種思想絕對不可接受。在他看來，自由是一種絕對的價值。在他的眼裡，自由就好像是一種宗教式的概念。在他眼裡，自由與人類個體是等同的。說一個人成其為人，與說他是自由的，幾乎是一回事兒。
盧梭是怎樣看待人的呢？人是為自身行為負責的——他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壞事，既可能走上正確道路，也可能走上錯誤道路。如果他不自由，這個區分就毫無意義可言。如果一個人沒有自由，如果一個人不對他的行為負責，如果一個人沒有做他應當做的事情——說他應當去做，是因為他想這麼幹，因為這是他個人的、人類的目標，因為這樣一來，他得到了自己而不是別人此時此刻想得到的東西——如果他不去做，那麼他根本就不是人：因為他不負責任。整個道德責任觀念，在盧梭看來，幾乎超過了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質，它依靠的一個事實是，人能夠作出選擇，在其他可能性中進行選擇，在不受強制的情況下自由地選擇。
如果一個人受到強制，受到別人的強制，受到一位暴君，甚至受到物質環境的強制，那麼，說他作出選擇便是荒唐之言；在盧梭看來，他成了一個物，一件動產，自然界當中的一個物體，不可能指望他有責任心這樣的東西。桌子和椅子，甚至動物，我們無從判斷它們的對錯，因為它們要麼什麼也不做，要麼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它們不知道，就不能說它們在行動，如果它們不行動，就算不上人類。行動即是選擇，選擇即意味著在其他目標當中進行遴選。要是有人因為受到脅迫，不能在其他目標之間進行選擇，他就算不上人類。假如他是自然界決定的一個客體，正如物理學家們所教導的那樣，他只是一個血肉之軀。一個原子的集合，像自然界中沒有生命的物體那樣，受到物質定律的支配，那麼，就不能說他是人類。另外，假如他受到的決定不同於自然界中物體受到的決定，而是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決定，因為他受到了暴君的威嚇和強制，因為他成為別人手裡的一件工具，別人利用他的恐懼、他的希望或他的虛榮心，他就像一個玩偶一樣任人操縱——像這樣的一件工具同樣無法完全獲得自由，完全不可能行動，因而他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類。
這裡沒有說，在這種情況下，人（在盧梭看來，他是奴隸）不大可能感到幸福，不過，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標：人類追求的目標是過上一種正確的生活。因此，在盧梭看來，奴隸通常可能比自由人更幸福這個命題不是對奴隸制合理性的證明，正因為這個原因，他言辭激烈和義憤填膺地反對愛爾維修等人的功利主義思想。奴隸制可能是幸福的一個來源；不過它依舊是醜惡的。因為想當奴隸就得小心謹慎，但這種做派讓人厭惡、令人不齒。因為「奴隸制……有悖天理」，在受奴役狀態之下沒有異議，完全不同於一個真正的人的集合沒有異議。盧梭宣稱，「放棄自由，就是放棄人的資格，就是摒棄人的權利，甚至摒棄人的義務……這种放棄與人的天性格格不入。」
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做人的資格，這就是人為什麼不能賣身為奴，因為他一旦成為奴隸，他就不再是一個人，因此他失去了權利，也不承擔義務，而且一個人不能取消自身，他不能去做出讓自己無法進一步有所作為的行為。這樣做就是道德自殺，而自殺可不是人應當採取的行動——「死亡可不是生命中的事情」。因此，在盧梭看來，自由是不可以調和或妥協的：不允許你失去絲毫的自由，更別說是失去更多的自由；不許你拿這麼多自由去換取這麼多安全，不許你用這麼多自由去換取這麼多幸福。你放棄「一點點」自由就等於向死亡走了一小步，喪失了「一點點」人性；盧梭以最大的熱忱所持守的信條，也就是他最為雄辯有力去捍衛的一個價值觀，就是人剛正不阿這種觀念，人類最嚴重的罪行，不是人天生就有的罪惡，而是喪失人性、貶低人格和剝削人。他用了大量充滿激情的言辭去抨擊那些利用他人的人——不僅因為他們給那些人造成了痛苦，還因為，他們損壞了那些人的形體，使他們失去了人類的外觀，在他看來，這就是反對聖靈（the Holy Ghost）的罪惡。簡言之，在盧梭看來，人類的自由——獨立自主地進行選擇的能力——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說一種價值是絕對的，就是在說，根本不能在它身上進行妥協。
本文選自以賽亞·伯林《自由及其背叛》
在那個年代，他用一部部寫盡生命美、人性美的文學大作炸響了中國文壇。
他是汪曾祺的老師，是胡適眼中「中國最好的小說家」；
他比莫言早24年提名諾貝爾獎；
他的作品被老舍、魯迅列入一生必讀書單.....
時至今日仍每年不斷再版，被翻譯成40國語言，成為在海外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之一。
他，就是《邊城》的作者，沈從文。
青年時期的沈從文
出身湘西山城的沈從文，家境破落，14歲就當兵，從軍流徙中見過了世間的所有殘酷。
他只有小學畢業文憑，卻毅然離開家鄉追求「文學夢」。
最難的時候，兩年多沒有經濟來源，窮到住處沒有火爐，買不起棉衣。
日子多苦？幾天吃一頓，餓著蜷在被子裡，一邊流鼻血一邊寫，把上門探望的朋友妻嚇得暈倒。
「我倒要看看，我自己支配自己，比命運處置是更好還是糟糕？」
憑著一支筆和一顆心，他硬生生地闖進了北京文壇，成為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
到後來時局動盪，他被迫封筆全身心進了歷史博物館做研究，用17年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獲得多位國家領導人的讚譽。
回望沈從文的一生，他歷經磨難，可所有的苦痛都被他化作溫柔的筆觸。
世人能看到的，不過是一條溪，一片山，幾點雲影，細雨茶煙清晝遲的山水柔美。
當我們細心品讀他的文字，也更能體會他的用心和堅守。
「我明白人活到社會裡，應當有許多事情可做。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
「我到這街上來來去去，看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樂如何憂愁，我也仿佛同樣得到了一點生活意義。」
就如一位讀者所說，「（他）在泥濘的生活里，寫盡露水的美。」
沈從文的文字，美如溪水，卻也像一架收集純真的時光錄影機。
看過這些「慢慢時光」中的美景和趣人，人的心會也會跟著靜下來。
他寫春時雨夏日溪，寫明朗的天氣，澄淨的月色：
「細雨下個不止，溪面上一片煙。」
「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淺水裡遊蕩，有時又躬著個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好像很快樂。」
還有長在山水裡，清澈美好的人和故事：
「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叫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有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條黃狗。」
「到了冬天，那個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扶起的年輕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他用這個美如溪水的夢，撫平你的燥郁，一字一句告訴你：
有時，「生活，不必慌慌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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