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文化遺產（本文主要指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是華夏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物質載體，是中華民族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綜合物證。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挖掘文化遺產的潛能，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發揮其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活化利用是多年來的研究熱點。學界諸位先生立足理論研究、實踐探索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見，對於深化文化遺產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近年來學者們也開始將學術視野進一步延伸，將研究關注點拓展到探討如何深入發掘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價值，使文化遺產的積極保護與有效利用協調融合，推動促進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本文聚焦「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這一研究領域，旨在通過梳理對「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二者關係研究的目標特徵、價值意義，以及主要研究思路、方向和應用路徑，以期探討如何進一步發揮文化遺產內外部價值的顯性/隱性效應，促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與社會協調發展、和諧共生。
01PART
研究目標與主要特徵
「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是屬於「文化遺產」這一宏觀範疇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主要是立足文化遺產內外部價值的構成和內涵，研究文化遺產的有效利用方式和活化轉化途徑，及其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該研究領域具有鮮明的應用性、交叉性、開放性和生長性等特徵。
所謂「應用性」，是指「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本身就是基於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實際需求所產生的一個研究領域，並在經過學界的理論思考與分析研究之後，再重新回歸併指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實踐，是理論與實踐結合非常緊密的應用性研究。
所謂「交叉性」，則是指該領域所涉及的研究課題一般都較為綜合而複雜，不能簡單地將其劃分為人文、社科等不同學科門類，往往也不太可能籍由一門單獨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予以解決，體現出非常強的學科交叉性，需要學者以跨學科的交叉思維進行科學地分析、思辨與研究。
所謂「開放性」，是因為該研究領域本身就是由實際需求與現實環境所推動，並圍繞著具體的研究問題與對象而產生的。在工作實踐中，文化遺產保護與社會發展所涉及的研究需求往往非常豐富，使得這一研究領域的邊界呈現出開放的態勢。
所謂「生長性」，則是指隨著「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這一研究領域所涉及對象及目標、方向的不斷拓展，將會因社會需求的不斷增長而動態產生新的研究方向和課題，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生長性」，並因為這些不斷生長的研究需求而反向刺激與推動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
02PART
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文化遺產的價值非常豐富，此前已有許多學者結合不同的視角與層面做過一些辨析思考。在此，我們還可以將其從「歷史——當代——未來」這三個維度做一梳理。
基於「歷史維度」的文化遺產價值，主要包括其自身所蘊含的歷史、藝術、科學等內在價值。這些價值既凝聚與代表著人類文明智慧創造的結晶，也是文化遺產之所以為「文化遺產」的最核心基礎。基於「當代維度」的文化遺產價值，主要包括因文化遺產的內在價值所衍生出的精神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等；而基於「未來維度」的文化遺產價值，還包括文化遺產的教育價值、生態價值等等若干方面。這些文化遺產的當代與未來價值，既是文化遺產被今天的人類社會所廣泛關注與珍視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結合點。
基於對文化遺產價值的梳理，「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這一研究領域也具有多重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促進價值挖掘與認知闡釋
文化遺產的最核心價值是在於其所內含的具有突出普遍意義的歷史、藝術、科學等價值，它們也正是「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的依託和發軔點。
文化遺產價值挖掘認知的基礎與保護傳承的初始推動力，是在於社會發展，文化遺產價值認知與挖掘的不斷深化與豐富，也與社會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之初，是將文化與自然遺產分列的。但是這一分類方法在實踐中卻出現了問題，並不是所有的遺產都可以被完全歸入文化或者自然遺產。英國湖區多次申報世界遺產失利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無法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標準，這一標誌性案例也隨之成為世界遺產界的討論焦點，從而促使世界遺產委員會對文化遺產的操作指南進行修訂，提出了「文化景觀」的概念，以彌補世界遺產界長期將自然與文化價值分離所產生的認知困境。「文化景觀」這一因社會發展而產生的新概念，也使西湖文化景觀作為「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完美融合」文化傳統的傑出見證，而於2011年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與此同時，文化遺產承載著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深化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通過深入挖掘文化遺產所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激活文化基因，可以讓我們樹立起更加堅定的文化自信。
2.強化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
除了內在價值以外，文化遺產還具有諸如精神價值、教育價值等衍生價值，這些價值所產生的正外部效應，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也使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這一研究方向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的核心任務之一，就在於立足對文化遺產內在價值的認知與闡釋，通過探索文化遺產價值的多元闡釋路徑，不斷拓展文化遺產的顯性功能、價值邊界和溢出效應，也進一步強化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與傳承。例如，安陽殷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並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經過長達近百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推動學界由「疑古」走向「信古」，也通過文化尋根提振了文化自信。通過建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形式，探索殷墟文化遺產價值的多元轉化闡釋途徑，對於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傳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理，革命老區和鄉村的革命文物保護片區等文化遺產，是「四史」教育、弘揚革命文化的重要課堂，通過對這些紅色文化遺產所具有精神價值、教育價值的闡發，在發揮其社會效益的同時，也有助於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
3.深化有效利用與融合共生
文化遺產既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同時也因其豐富的內外部價值，可以轉化成類型多樣的文化產品，如知識教育產品、文化消費產品、休閒體驗產品等，所產生的直接/間接經濟貢獻，對於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探索文化遺產價值轉化的多種途徑，搭建由「資源」轉化為「產品」之間的橋樑，將「專業化」的知識以公眾更願意接受的方式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形成融合式發展範式，進一步豐富全社會的公共文化供給，讓公眾感受到更多、更好的文化「獲得感」。例如，國家文化帶和文化公園、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工業遺產創意園區等模式，建立起來的是具有保護傳承、科學研究、文化教育、旅遊觀光等多種功能的文化載體，為公眾提供的是更「接地氣」「動人心」的文化產品。此外，我國有大量的古民居、古村落，這些文化遺產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在城市虹吸效應影響下，往往會陷入民居無人管護、年久失修的窘境。我們可以把古民居保護與「鄉村康養」結合起來，對一些交通便利、生態環境良好、民居資源豐富的地區進行基礎設施提升，通過市場化運營方式，將其轉化為兼具休閒康養功能的文化空間產品，也使文化遺產通過「以用促保」活起來。
4.推動社會可持續協調發展
深化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對於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有助於提升一個地區的文化形象，為社會發展構建優越的文化軟環境，也有助於拉動區域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繁榮。文化遺產保護對區域社會經濟的貢獻，還表現在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對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使整個城市或地域增值；而它所催生的良好的地緣環境，又加快了人流、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動速度，從而大大提升了現代城市的集聚和擴散功能，改善了城市內部結構，提高城市競爭力。與此同時，為了保護文化遺產本體所建立的文化公園、遺址公園也具有重要的生態價值，對於促進碳中和、生物多樣性等可以發揮出重要的作用。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動畫面，既是古代「天人合一」的「中國智慧」，也是今天「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中國方案」。因此，深化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有助於將文化遺產的「絕對保護」轉化為全社會參與的「引導性保護」，使文化遺產保護與社會協調發展，讓文化遺產更富有生命力。
03PART
研究方向與應用路徑
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的對象與範疇較為綜合，需要借鑑與引入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開展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思路、方向與應用路徑也非常豐富。限於篇幅，不可能一一述及，在此僅就幾個主要的方面作一概述。
1.資源識別與再挖掘
如前所述，文化遺產包含有多重價值。除了歷史、藝術、科學等內在價值以外，還有諸多衍生價值。「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的著眼點，是在於如何從「資源」視角對文化遺產內涵進行再挖掘，以期探究對於當代社會與未來發展有緊密關聯、並能夠通過多種形式予以轉化創新的內外部價值。
例如，長達7.8公里、貫穿北京老城南北的中軸線，因其在中國古代都城規劃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而成為今天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對這一文化景觀類遺產的價值再挖掘，除了我們從歷史維度上深化對其內在價值的認知，還可以基於北京的當代與未來發展，從文化「資源」的視角思考其創新轉化的多重價值。從當代北京城市規劃來看，可以通過有效措施將中軸線保護區域內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予以疏解，並從文化景觀遺產的角度對北京中軸線範圍內的人文歷史風貌及其物質載體和人居環境予以保護。從未來北京城市發展的視角，則可以立足於首都核心功能的現實需求，通過中軸線文化景觀的整體提升進一步強化北京作為首都所承擔的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等作用。
另一案例就是浙江的「唐詩之路」。這一概念由學術研究破題、發散，通過以「詩」串文，深度挖掘「具有關聯性文化價值的遺產」，構建起「浙東唐詩之路」「大運河詩路」「錢塘江詩路」和「甌江山水詩路」這「四條詩路」文化帶，並通過對文化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賦予文化線路遺產當代的生命力，為浙江的旅遊和文化創意產業提供有力支撐，以提升文化產業和旅遊業的發展質量與效益。
2.空間規劃與再生產
中國的大遺址保護是文化遺產保護中的重點，也是長期以來的工作難點。源於文化傳統、生態環境等多重因素，一些處於城市核心區的大遺址，遺址區域及其周邊都有大量的當地居民在生產、生活，但受限於文物保護的剛性要求，遺址區內居民的發展訴求長期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居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滿意度等與區外存在明顯差距，並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口不斷增長，大遺址的保護與當地居民權益二者間的衝突日益凸顯。如何有效化解這一「公地悲劇」困境，是「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探索大遺址保護與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關係，需要我們辯證思考兩者間的矛盾對立關係，既不能單純注重「絕對保護」，也不能讓遺址保護被當下的短期利益驅動所左右，而是要將「發展」視作遺址保護與居民權益的共同訴求，賦予大遺址所在區域合理、適度的空間再生產能力，並藉由國土空間規劃等路徑予以有效引導，通過「激發遺產活力—融入百姓生活—帶動城市更新」，以平衡保護和發展二者間的需求，促進遺產保護與社會發展的有機融合。在這方面，良渚古城遺址的保護利用工作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通過空間規劃的優化與環境的整體美化，使大遺址保護區成為城市中的一片生態「綠洲」和「滋養精神」的文化場域，吸引了中國國家版本館杭州分館的入駐，也帶動了周邊區域未來鄉村的建設，成為杭州的文化新地標。
此外，對於諸如陝西石峁等一些處於偏遠地區的大遺址而言，保護與發展協調的著力點就在於將遺址保護區的空間再生產思路放在生態環境的修複方面，在做好遺址本體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借力退耕還林、環境保護等政策紅利，探索有利於遺址區域保護與發展的綠色產業發展路徑，帶動和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3.文旅融合與產業發展
文旅融合是文化遺產有機融入社會發展的一條顯性路徑。文化遺產資源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豐富的內涵價值、多樣的載體形式，能夠被轉化成各類旅遊體驗產品，使人們在具有「沉浸感」和「參與感」的休閒消費活動中獲得鮮活靈動的文化體驗。不過，文化「資源」不直接等同於文化「產品」，不是通過「圈地」「建館」就能夠完全實現轉化的。畢竟，觀光型旅遊只是旅遊產品的其中一種形式，還要深入分析文化遺產的內涵價值，開發參與型、體驗型等不同類別的文化旅遊產品。這就需要我們對文化遺產的「資源」屬性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辨析，探索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品的若干潛能。文化遺產旅遊產品的研發，也就不僅僅是由旅遊規劃等方面的專家獨立完成的，還應當有歷史考古、文化遺產研究等多學科背景的專家共同參與。
除此之外，正是因為文化遺產具有多重社會「資源」屬性，可以將其進一步融入產業發展之中。通過開展「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以「文化遺產」為核心，分析其與相關產業的共生關係和耦合增益效應，以及所具有的牽引/驅動作用，以進一步深化文化遺產「資源」價值的再挖掘，培育多渠道、多品種的文化產品鏈，構建「文化遺產+」的文旅商融業態產業模式，孵化文化遺產闡釋轉化的文化產業園區、創意設計示範基地，探索集「展示體驗、創意設計、特色展售、主題娛樂」等多業態於一身的文化商業綜合體，促進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助推遺產資源的創造性轉化。
4.遺產保護與公眾共享
「遺產保護」的出發點與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為了社會發展。不過在現實生活中，有可能會因為保護的需要而使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受到一些限制，進而引發公眾的消極反饋，還有可能出現決策群體忽視公眾共享發展成果訴求的現象。開展「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研究，其方向之一就是探討如何使遺產保護的專業需求與社會公眾的發展訴求二者間達到一種相對平衡，以發揮出文化遺產保護對當代社會的更大作用。
例如，大遺址保護和當地居民發展之間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利益衝突。為當地居民增權的一個可行途徑，就是充分利用大遺址保護政策的顯性與隱性紅利，在滿足遺址本體保護要求的基礎上，統籌規劃遺址區域內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城鄉建設、土地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基礎設施改造等，使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借力政策紅利得以進一步提升。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將大遺址本體的歷史文化記憶和當地居民的現代創造等，都看作大遺址空間的「文化層積複合情境」，通過對大遺址區域「文化層積複合情境」的綜合保護與價值挖掘，既維繫了大遺址空間的文化連續性，也可以讓當地居民感受到遺產保護的人文關懷，產生對遺址保護價值和情感的認同。此外，讓當地居民參與決策與日常管理，形成常態化的多方參與協商共管機制，也會使支持大遺址保護的當地居民感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認可。
公眾共享的另一個方面，就是讓文化遺產走出象牙塔，通過各種活動形式和媒介走近公眾。這就需要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既要「清心守正」，秉持自身的專業職責與歷史使命，又要懷著「兼濟天下」之心，思考專業研究的公共價值和社會意義，承擔起助力社會進步發展的責任。
5.遺產價值的當代創新
文化遺產之所以具有特定的價值，是因為其所承載的信息揭示了文化發展脈絡，或與人類相關的自然生態演變。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化遺產本體與其所蘊含的顯性或隱性信息是同等重要的。遺產價值當代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將數位技術應用於文化遺產內涵認知的科學研究、信息獲取與保存、文化遺產基因解碼與再挖掘。
近年來，數位化展示技術在一些考古大遺址和世界文化遺產得到了深度應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對於一些直觀可視性欠佳的大型考古土遺址，可以採用虛擬實境（VR）、增強現實（AR）和混合現實（MR）技術、數字沉浸式互動展示等不同方式，賦予生硬的遺址以「鮮活的生命」；還可以及時跟進「全息遠程呈現」「數字孿生」等數位化技術的發展動態，並適時引入考古遺址的展示之中，以提升遠程觀眾的文化體驗。
對於我國豐富的古代書畫資源，則可以通過數位化信息採集與標註、機器學習、人工智慧識別等方式進行藝術風格解碼，對書畫作品的布局特徵、運筆技巧、用色習慣等進行規律性認識，建立起古代書畫風格對比研究資料庫，既可以將其應用於古代書畫的作品辨偽、作者風格分析，以及藝術史等領域的專業研究，也可以對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元素提取凝練，進行藝術再創作。
此外，藉助數位化技術，將文化遺產中所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成面向中小學生、寓教於樂的參與式益智應用場景，為「雙減」背景下的中小學校提供更多的素質教育選項；研發構建於區塊鏈技術之上的NFT文化產品等，還可以進一步發揮出文化遺產衍生信息的資源潛能。
文化遺產與數位化技術的緊密結合，還將產生強勁的「耦合增益效應」，通過兩者間的良性互動產生增力，形成以數位化技術為依託的「文化遺產+創意產業」「文化遺產+旅遊康養」「文化遺產+研學教育」「文化遺產+休閒娛樂」等跨界融合，實現「1+1＞2」的協同疊加效果，進而通過文化遺產數位化的槓桿放大作用，帶動相關產業業態重塑創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繁榮。
作者：張穎嵐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編輯 | 張怡 實習編輯 | 王雨瑩
覆審 | 馮朝暉
監製 | 李 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