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不是憑空而來的，需要用歷史事實和科學方法去凝聚廣泛共識,也需要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鑒中展現獨特之美。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四十餘載，在溯源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中，在實地考察中華大地的風土人情中，在與其他文明的比較研究中，我深刻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文化自信的澎湃力量。
在獨有的歷史地理中孕育文化自信
歷史地理學不是「歷史+地理」，而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它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從哪裡來」的問題，正確地理解中華文明為什麼歷經朝代更迭而綿延不斷，以真正的理性來樹立我們的文化自信。
上世紀60年代，我在自學英語時，全文背誦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其中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也就是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在生活、生產、生存過程中才會產生文化。
基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通過研究和考察，我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論證了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的結論。
首先，5000多年前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當時黃河流域氣候溫暖、降水豐富，是最適合人類生存的地區；第二，黃河中下游地區是風吹形成的黃土高原以及水沖積而成的平原，土壤疏鬆，且沒有太茂密的植被，便於早期人類開墾耕種；第三，這塊土地是連成一片的，有利於人類遷徙擴展，也便於統治者管理經營，形成大一統的觀念和實踐。所以，儘管中華文明的曙光出現在各地，但核心形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
獨特的地理環境，也讓中華文化具有一些不同於其他文化的特點。
第一，獨立發展。能夠影響它的外來文化基本局限於周邊地區。第二，延綿不斷。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希臘、羅馬，經歷外族屢次入侵，早期文化無法一脈相承。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主要原因是與其他文明之間的地理障礙。直到近代之前，與其他文明之間沒有實質性的交流，更未受到外來的衝擊。第三，自我滿足。中國完全可以依靠本土資源和自己的生產自給自足，缺乏對外擴張的需要和動力，也沒有利用海洋和加強海防的需求。第四，非常自信。古人自以為中國位於「天下之中」「天朝無所不有，無需仰賴外人」。第五，融合能力強。在中國，軍事上的征服者最終都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主動「漢化」，外來宗教也只有「中國化」後才能為中國人所接受。第六，兼容並包。中華文明不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優秀成果。小麥栽培技術源自西亞，我們引以為豪的青銅冶煉技術來自古巴比倫，這些外來文化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並被改造生發出嶄新的面貌。
總之，我們的文化如此輝煌，不是因為我們祖先的基因比別人優秀，而是因為他們很幸運地選擇了這塊土地，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延續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了中華民族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造就了以華夏文化為主流，各民族文化求同存異、交相輝映的文化特徵。
在對外傳播中彰顯文化自信
文化是通過人傳播的，只有對方接受才能起作用。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大、文化自閉或文化的自娛自樂。跨文化傳播交流是文化發展的契機和基礎，更是國家間交流的有效方式。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文明距離其他文明非常遙遠，存在著在當時條件下無法克服的地理障礙。因此雖無被外來文明野蠻侵襲破壞之虞，但有不與其他文明摩擦、碰撞、挑戰、競爭、交流的缺陷。所以古代中國人不知道自己以外還有同樣發達的文明，認為都是沒有開化的蠻夷，沒有必要向他們傳播文化。即便是普遍認為最開放的唐朝，也是開而不放，傳而不播的。
什麼叫「開而不放」？除了政府派出的使者，老百姓不能到外面去，就連玄奘去取經都是偷渡的。什麼叫「傳而不播」？外國外族人來，說明他們主動「向化」，可以教你，但不會主動到他國去推廣傳播自己的文化，因為對方不需要，也還不配。
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歷史中沒有走向世界，並沒有影響中國文化的繁榮發展，因為當時世界也還沒有連成一片。但今天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使各國經濟更加緊密聯繫，文化碰撞與交流日益頻繁；作為世界矚目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也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綜合國力，包括文化軟實力。這是時代的選擇，也是中國發展的自然進程。
既然「走出去」已經是必須和必然，那麼我們要拿什麼樣的文化「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如何走得好？
首先在理念上，要堅決摒棄「居高臨下」「唯我獨尊」的態度。費孝通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文化傳播的原則，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不管一個國家如何強大，它的文化都不可能主宰世界，我們講文化自信，同時要尊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文化自信，這就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要秉持平等、謙遜的態度了解各種文化的真諦。美美與共和天下大同，就是要促進不同文化在求同存異中和諧共生。
其次要採用別人樂於接受的方式方法。我們要好好思考的是，如何向世界提供儘可能多且優質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在這個過程中，把我們的價值觀念潛移默化、和風細雨地傳播給別人。
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做好翻譯工作。絕大多數人不懂阿拉伯語，但我們都知道《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因為有很好的中文譯本。同樣，也是因為得到很好的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才如此有名。遺憾的是，中國很多傳統經典、優秀的文學作品，就沒有很好的外文譯本。
而對於學者來講，最好的辦法就是結合自己的專業，用自己的知識結構來說明中國、展示中國。網際網路是一個很好的傳播手段，我的微博現有近百萬的粉絲；去年又在B站上開設了課堂，講解中國歷史知識，效果也很好。有一次網絡媒體邀請我開設直播，有50多萬人觀看，其中不少觀眾在海外。
在學科建設中增強文化自信
學術自信是文化自信的一個組成部分。當學科相關成果和研究方法被認可，並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影響力，也會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在擔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我積極推動與美國、歐洲等地知名院校、機構和學者的交流合作。我越來越體會到，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與國際先進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不僅能全面提升學科水平，還可望達到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廣度和深度。
歷史地理學的一個核心課題是研究長時段的人地關係。現在大家都很擔心全球持續變暖。用現有儀器來觀測氣候變化，最多不超過200年，如果氣候變化本身的周期超過200年了呢？這時就需要歷史時期的氣象和物候記載，在更長時段內進行研究。而在這方面，只有我國具備延續兩千多年、覆蓋數百萬平方公里範圍的豐富史料，竺可楨先生即是根據考古、物候、方志記載，對中國近7000年來氣候變遷進行研究。由此可見，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足以為解決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作出獨特貢獻。
在參與ECAI（數位化文化地圖行動計劃）活動中，我與美國、歐洲、澳洲的同行都意識到將中國獨特的歷史地理資源轉化為數位化資源的重要性，從2000年開始與哈佛大學等合作研製「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該項目由我主持，並且在合作協議中規定，所有涉及的學術問題都由我們復旦大學決定，合作方不得更改。歷史地圖涉及國界的畫法，我們要求必須按照我老師譚其驤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畫。美國的施堅雅教授曾提出不同意見，我強調，《中國歷史地圖集》雖然是學者的著作，但代表國家意志，在這個系統中必須遵守。我們使用的軟體是國際上最先進的，並且不斷更新，但根據中國豐富的史料形成的信息涉及的時間最長、空間最大，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比如，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歷史地理信息只能追溯到200年前，它們的目標是300年，而我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目標是3000年。所以，這個系統的先進性無可爭議，並且不存在語言障礙，打開演示操作就明白了。
但要處理中國的歷史地理信息，沒有通用的代碼，沒有現成的處理辦法，要我們自己研創。例如要實現「一地一碼」，即每一個地名在時間、空間、隸屬、下轄等任何一個因素上的變化，都必須有一個相應的代碼，現有的編碼系統都滿足不了這一要求。我們曾去澳洲與合作方雇用的專家研討，他表示無能為力，國際上也沒有先例。我們只能自己研發，形成一套完全適用的編碼系統。歷史地理信息中相當一部分沒有嚴密準確的時間、空間數據，如乾隆年間、晚清、附近、一帶等，而系統中需要具體的時間和精確到經緯度的地點，我創新提出了「模糊信息規範化處理」的辦法，為系統的構建掃除了障礙。我們在多次國際會議上公布這兩項成果，都得到充分肯定和好評。
為了擴大成果的影響，便於下載使用，我們在本所的禹貢網和哈佛燕京學社的網站上及時發布CHGIS階段性的成果，全部數據都可供非商業性目的免費下載。哈佛燕京網站的下載量遠超禹貢網，這個網站也被評為美國最受歡迎的三個人文社科網之一，也是國際上相關學科研究生的常用網站。
我一直認為，一項成果、一門學科是否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不能僅僅用國內的標準，也不能僅僅適用於研究或應用於中國，而應放在世界範圍衡量，適用於國際標準，並能應用於中國以外。當初我們研製CHGIS，就是確定了這樣的標準和目標。牛津大學一位負責科研的副校長到復旦大學訪問考察，參觀我們研究所，聽取對CHGIS的介紹，看了演示。臨走時他告訴時任校長王生洪：「你們學校有兩個學科是稱得上世界水平的，其中一個就是歷史地理。」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深知機遇的重要。改革開放給我這樣年過三十又沒有上過大學的人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成為譚其驤先生指導的研究生，並成為全國首批文科博士，從此走上學術之路。我格外珍惜這樣的機遇，視學術研究為終身至愛，因此儘管年近八十，也還沒有懈怠的理由。所幸體力和精力還容許我繼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繼續探求，不斷創新。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復原真相，追求真理，在成果應用時維護國家利益，服務全社會。並盡到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普及學術，發出理性的聲音。
(據採訪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名家小傳
葛劍雄，1945年出生，浙江湖州人，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