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1896—1979），字濟之，湖北鍾祥人。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堂，隨後赴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哈佛大學學習心理學、人類學，獲博士學位。歸國後開始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80年前，李濟為「遠古石器展」寫下著名的《遠古石器淺說》一文，他預判：中國的史前文化考古人前途無量，文化起點的向前推進必然讓國人增強民族自信心一百倍。李濟在八年抗戰中所言所寫，今天都在一一實現，中華文明史被當代考古人不斷推前。
現經授權，編摘書中《在李莊六年》。該部分詳細講述了1941年至1947年間， 李濟如何推動中央博物院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不僅取得了重大成果，培育了重要考古人才，更耗費心力重建古史，尋找華夏發展之脈絡，用學術進步反抗文化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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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博物院戰火中的堅守
建立現代國家博物館，一直是李濟的理想。戰前，他擬請動物學博士張孟聞籌建中博院自然館，也醞釀籌建工藝館，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擱淺。在兵馬倥傯之際，中博院依然堅持了本職工作。1942年至1945年間，中博院在李莊舉辦了貴州夷苗衣飾、漢代十三種車制、麽些民族經典衣飾用品、川康民族宗教畫、中國歷代建築圖像、中國歷代銅鏡等系列展覽；還參與史語所、營造學社等單位聯合考察活動……
*從李莊搬入張家祠：鼓勵同僚，培養人才，推進實物教育初衷
1944年4月，李濟應邀去重慶，在中央電台作了一次題為「博物館與科學教育」的演講。他提出，「除了學校和圖書館念書，博物館是實施實物教育的中心和研究學術的場所」。他以德國慕尼黑博物院天象室模擬日月星宿運行的天體現象為例，提出將喜馬拉雅山高峰、冰河、山谷通過模型表現，配以採集的動植物、礦物標本，立體呈現世界屋脊的構想。結合戰時狀況，他認為博物館教育應突出國防內容，如通過實物模型、圖畫和文字說明，使人了解火車、輪船、飛機、大炮、坦克車、無線電製造和使用方法，潛水艇和魚雷構造原理。博物館實施科學教育應重視實物選擇與展陳方式，否則「陳列得不好，就好像一本教科書寫壞了一樣，對於人不但沒有幫助，而且有壞影響」。
1942年11月，中博院從搬到李莊鎮上河街張家祠，這裡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鄉紳張師德領頭集資修建的宗氏祠堂。以典藏陳列國家榮光為宗旨的中博院，遷到一姓家祠，可謂國難時期的鳳落山林。
這裡給許多人留下了難忘的回憶。索予明便是同濟大學畢業後，中博院新聘的繪圖員，在他的記憶里，大家常聚於張家祠堂大殿前面的空地，月下聊天，天文地理。李霖燦就是聽李濟「一夕清談，這才茅塞頓開地知道了一點起碼的博物館學」。直到晚年，他仍不忘張家祠中博院，「隨意發問，絮絮而談，簡直就像一個大家庭在爐邊閒話，脫落形式拘束，偏多鼓勵慰勉，和諧親切氣氛醉人」。
*李霖燦轉行，精心編寫《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等，填補東巴文化學術空白
今日雲南麗江，李霖燦被尊為「東巴文化之父」。他原是杭州西湖藝專學生，戰時隨校西遷。在近兩個月的長征中，以腳步丈量山川民情。途經麗江，他以詩畫之筆寫下藏在深山的陽春白雪、神仙府第，刊登在西南聯大學生所辦油印刊物《高原文藝》上，引起聯大中文系教授沈從文關注。他向李霖燦介紹獨特的東巴文化。國立藝專校長滕固聽說李霖燦有志調查東巴象形文字，介紹他去龍泉鎮拜訪史語所甲骨文專家董作賓。1941年，李霖燦重去麗江調查東巴文化時，接到李濟和董作賓邀請他加入中博的電報，由此踏上終身從事研究工作的道路。
1940年李霖燦畫的大理三月街
從此，中博院助理員李霖燦徜徉在香格里拉的奇山麗水中，先後拜十多位「東巴」為師。四年之中，李霖燦收集到上千冊象形文東巴經及音節文字東巴經。他作了初步整理，撮寫提要，漢譯章節，簡單編目。
1943年9月，接到回中博院述職指令，李霖燦與「東巴老師」和才一起上路。他們押運幾十匹騾馬，馱著東巴經典、圖冊、祭器，風餐露宿，走了兩個多月，11月始到李莊。
李濟看了器物圖籍和東巴象形文字字典，出於人類學家的敏感，他從這種象形文字中表現出的人類童年，想到與殷墟甲骨文可能的聯繫。李濟與傅斯年、二組（語言）代理主任李方桂會商，安排語言組助理研究員張琨教會李霖燦、和才國際音標，並由和才按麽些標準音重新發音，張琨標註國際音標。夙興夜寐，歷時百日，他們把注音全部校改一遍，開始編纂字典。1944年6月，李霖燦編著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在李莊石印出版，此書被列為「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收錄有2121個象形文字，創下收麽些文字最多的紀錄，書末附有漢文及國際音標索引。李濟專門撰寫了序文，細講研究麽些文字演進的價值。
在李濟之和董作賓的鼓勵下和支持下，李霖燦又埋頭編著《麽些標音文字字典》一書，1945年由中博院列為專刊乙種之三印行。
李霖燦與《麼些象形文字字典》
*譚旦冏、龐薰琹：調查民間製糖製鹽竹編等手工業，開創非遺保護先河
1939年應李濟之邀，兩位留法歸國的畫家——設計委員譚旦冏和編纂委員龐薰琹，先後加盟中博院。
龐薰琹醉心於法國象徵主義繪畫。他在中博院一項重要工作，是與史語所民族學學者芮逸夫組合，考察黔嶺苗族。自1939年底到1940年初，他們去貴陽、威寧等十多處，「調查苗民風俗，採集苗民工藝」。他們此行採集購置的苗民衣飾及日常生產生活用品，成為戰時中博院一大收穫。1941年10月，李濟在向中博院理事會提交「籌備工作報告」中，詳細匯報了整理及研究苗民服制與紋樣的計劃和進度。
因難捨畫筆，龐薰琹最終離開了李莊中博院。但他在那一年多時間觀察積累所繪製的20幅水彩畫《貴州山民圖》系列，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畫家譚旦冏在連襟梁思永建議下最終放棄美術專業，專事民間手工業調查。自1941年起，他相繼走訪調查李莊榨油、鑄鏵、釀酒、竹編、補碗、制傘等行業，圖文並茂地記錄下那些古老手藝的製作方式，收集了一些行將消失的器具。他帶領臨工張煉青赴江安、長寧、珙縣、敘永、瀘縣等地調查竹製品加工、石灰燒制、採煤、燒硫黃、藤編、鑄鍋、釀酒、制傘等各種手工藝。1942年初，又偕助理員周迪、繪圖員劉力仁等前往瀘縣、內江、威遠、自貢等地調查車紋石、製糖、土法煉鋼、製鹽等地方工業。在此基礎上，形成《內江製糖》《威遠冶煉》等多篇調查報告。他還前往成都，調查傳統弓箭製作方法，並寫作調查報告，報告成為中國弓箭製造業最後的記錄。
譚旦冏關注最多最久的，是遍地井架的城市自流井（今自貢市），並形成《自貢製鹽調查報告》。所有成果，都體現在他離開大陸去台灣後完成出版的皇皇巨著《中華民間工藝圖說》。
留住手藝，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竟濫觴於戰時中博院的先行者。
*曾昭燏：與李濟合著《博物館》，具有中外比較視野，為業內圭臬成
圖為青年曾昭燏，她是中國第一位女考古學家，也是中國第一位女博物館館長
曾昭燏自英國回到昆明，應李濟邀請任中博院專門設計委員；李莊時期兼任中博院總幹事。除了1941年參加川康古蹟考察團外出，多數時間都在李莊，襄助李濟，主持院務。1943年7月，曾昭燏、李濟合著《博物館》一書，由重慶正中書局出版。
留學期間，曾昭燏赴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什萊希威格（Schleswig）為期十個月的考古實習，後又去慕尼黑博物院參加兩個月藏品整理和展覽設計。此書即以那兩次實習報告為基礎撰寫，共十章四萬餘字。作者在敘述博物館史時，將中國與外國進行對比，認為中國雖有「收藏」的歷史，但博物館學在中國起步較晚，直到19世紀中葉，博物館學才由西方介紹到中國。1936年，中國第一部博物館學專著《博物館學通論》（作者陳端志）在上海出版。
曾昭燏、李濟合著《博物館》一書，提出中國博物館之中西二源，以張謇南通博物苑和國子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為正脈，以「歲有增加」描述中國早期博物館史。其後較長一段時間，該書被視為博物館學圭臬。
走向田野抵抗文化侵略
戰爭背後是交戰國文化經濟的較量。1938年春，日本慶義應塾大學組織三支「支那學術調查團」，對中研院史語所撤離後的安陽後岡、高樓莊等處，大肆盜掘；繼後，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及東京帝國大學考古教研室的學者競相到安陽瘋狂採掘……昔日同行，已是趁火打劫的仇寇。
蟄居山鄉，李濟常以此警醒中博院年輕研究人員，他說，軍國主義把日本變成了一部瘋狂的戰爭機器，「我們現在的『抗日救國』，已不是一句口號。我們中央博物院要與日本的東京或京都等那些博物館衡。我們不要問在第一線的忠勇將士抵抗得了敵人嗎，我們應當問我們的科學或一般學術是否敵得過敵人」。
*聯合組建川康古蹟考察團，發掘彭山漢墓，找到佛教傳入實證
1941年春，由傅斯年、李濟倡議，經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等同意，由中研院史語所、中博院、中國營造學社三家聯合組成川康古蹟考察團。李濟擬定重點考察「中國古代文化在川省內顯示之特點以及川省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關係」。
川康古蹟考察團成員為中博院吳金鼎、曾昭燏、夏鼐、王介忱、趙青芳，史語所考古組高去尋，營造學社陳明達等，團長吳金鼎。首選目標是彭山江口鎮一帶。此處上千座崖墓密如蜂房，引得外國探險家覬覦。在高價收購古物的利益驅動下，當地盜墓賊大肆盜掘，古墓毀損嚴重。
李濟派人先去勘察選點，通聯地方，大隊伍隨即開赴，考古工作站設在江口鎮東南寂照庵。其間李濟在高去尋陪同下，借視察樂山、峨眉山故宮文物之機，也轉道彭山江口鎮，現場查看並指導發掘。
1941年初夏川康古蹟考察團在彭山江口鎮寂照庵。左起吳金鼎、王介忱、高去尋、馮漢驥、曾昭燏、李濟、夏鼐、陳明達
考察團成員大多有田野發掘經驗，進展順利。但崖墓多被盜掘一空，時常辛苦半天滿身泥土，所獲甚微。半年多時間，先後探明900餘座崖墓，從西南向北，一一編號；重點發掘了寂照庵、石龍溝、丁家坡、豆芽坊溝、李家溝、王家沱、寨子山、陳家垻等處遺址77座崖墓和2座磚室墓。
此次考察取得多項成果，例如找到了佛教至晚東漢就傳入中土的實證，找到巴蜀地區與中原的文化差異等等。其間，如何保存發掘中發現的在中國陵墓史罕見的石刻，成了眾議焦點。陳明達認為，文物一旦離開存在環境，價值必受影響，主張保持建築原貌。吳金鼎在英國受過正規考古學訓練，最反對鑿取石刻，但此次形勢發展迫使另作打算，為此，他兩次致信請示李濟。傅斯年、李濟聞訊，經請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批准，在當地配合下，考察團將浮雕圖像完整鑿取下來。該浮雕後來運回南京，現藏南京博物館。
*揭開成都琴台古墓之謎：第一座科學考古發掘的五代前蜀王帝陵
1942年9月，四川省教育廳撥出經費，考古學家馮漢驥率四川博物館籌備處和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員工鄭德坤、林名均、蘇達文、劉復章和蘇立文（英）等，對成都西郊撫琴台進行首次發掘，出土石像1座、玉冊106片、諡寶玉璧各1 件、銅器2件。 1943年初正式發掘開始，由四川古物保存會主持，省博物館執行，中研院、中博院協助，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有守任主席委員，朱家驊、陳立夫等任名譽贊助人，李濟受邀負責「琴台整理工作團」。開工之後，李濟回到李莊，遙控指揮，吳金鼎隨時報告發掘進度。李濟針對報告內容，逐條指令。
9月11日，「撫琴台」之謎終於揭開，一座南宋以後即湮沒的五代前蜀王王建「永陵」重見天日。發掘出玉台、胡床，帶文字的玉璽、玉冊、銀罐與玉帶，壁畫與浮雕及立體雕等極珍貴文物。石座周圍雕刻著大量服飾、樂器、神態各異的藝伎，對於研究唐五代音樂、宮廷生活、民俗有著重要意義。按照合同，發掘出土物悉數交四川博物館存留。參與先期試掘的英籍學者蘇立文，1946年返回英國後，將此次考古發掘情況刊登在《紐約圖畫新聞》上，稱「王建墓的發掘對於中國考古學意義重大，它是第一座科學考古發掘的帝陵，是唐代皇家裝飾藝術的遺風之作」。
*兩次組團赴西北考察成果斐然，夏鼐、向達成主力，李濟傅斯年電函指導
1943年民國郵政首次為學術團體發行的西北科學考察紀念郵票
1941年底，李濟與傅斯年倡議，由中研院、中博院與中國地理研究所三家合組西北史地考察團。聘李濟為西北史地考察團總負責人。
西北考古，李濟早有夙願。當年博士論文他就寫道，西北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源頭，那裡應該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1943年早春，考察團赴西北。誠如傅斯年最初所料，西北史地考察團經費不足，成員間此前無配合，不免磕碰。首次西北考察或事倍功半，且惹出不少麻煩。
1944年春，中研院史語所、中博院以原西北史地考察團為基礎，重組西北科學考察團，新增北大為組團單位。團員有夏鼐、向達、閻文儒、李承三、周廷儒等。這次考察阻力重重，因有李濟助推終於成行，而傅斯年相對保守。
4月，西北科考團飛赴蘭州，22日，向達夏鼐致函傅斯年李濟：「在蘭州附近調查得彩陶殘片十餘片，抵酒泉後擬開始作調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調查佛寺及壁畫，又擬赴金塔調查漢長城烽燧遺址。……」5月，他們乘車進入戈壁，在敦煌、洮沙、民權等地進行考察，並對佛爺廟墓地初步發掘。8月至10月，調查發掘敦煌月牙泉墓地，在玉門關外發掘，獲漢簡三十餘片。
1945年1至2月，考察團在大方盤長城遺址繼續發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濟，報告敦煌附近的發掘所得、玉關遺址的考察、採掘品的運輸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1947年5月，夏鼐在甘肅寧定縣半山區陽窪灣發掘墓坑時，在回填土中發現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終於在地層學上找到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的證據。
夏鼐等人西北考察，凝聚著傅斯年、李濟等人的智慧心血。據粗略統計，從1944至1945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傅斯年李濟與夏鼐等的往來電函竟達四十多封，像一根根看不見的線，牽引那隻朔風中飛翔的風箏。
辦「遠古石器展」推動古史重建
1942年，教育部擬在重慶舉行全國美展。中博院接到指令，即開始籌備。 6月，李濟在張家祠堂中博院召集籌備會，擬先籌展兩個部分：一為石器類，即人類初有文化時之遺存，由李濟、曾昭燏負責設計；二為銅器類，即石器時代的延展，由郭寶鈞負責設計。
*「遠古石器展」成功舉辦，首日八千人，政治影響超過文化意義
1943年上半年，「遠古石器展」在成都預展。展品除了全國各學術機關收集的石器，大部分是從史語所借的法國史前考古學家摩梯耶父子的藏品 。10月10日，「遠古石器展」移至李莊。李濟在為展覽所寫的《遠古石器淺說》一文中介紹：「本年度國慶紀念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李莊的實驗展覽室奉令開放。同仁等因為以系統的陳列表示人類的進化是中央博物院一個基本職務……作了一次專題石器展覽，藉以宣揚人類文化最早的一步。」據李濟記述，當日參觀人潮達八千人。
展覽大戲在陪都重慶上演。彼時國家及蔣介石的威信都升至頂點，因此，此次展覽的政治影響超過文化意義。
1940年代長江邊上的李莊
11月12日，陪都重慶兩路口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博院首屆專題展覽與社教擴大運動周同時開幕。青銅器展館展出禮樂、甲兵、車馬、綜合四部分，計有鼎、簋、獻、爵、卣、尊，戈、戟、矛、斧、斤、鏃、獸面，車器、馬飾，石磬、編鐘等共538件。青銅饕餮，大壯國威。遠古石器展館除了史語所借展的法國史前考古學家摩梯耶父子收集的石斧石刀，還有李濟率領考古組在山東日照兩城鎮及河南安陽小屯發掘出土的石刀石斧以及獸形器等，總計858件。曾昭燏親任解說。展覽為期兩周，「觀眾甚為擁擠，陪都學術界頗多注意之者」。任教復旦大學史地系的鄧廣銘帶領高年級學生專程從四十公里外的北碚前往觀展。
*為展覽寫《遠古石器淺說》，「中國的摩梯耶、步日耶確有無量的前程」
1943年曾昭燏代李濟謄抄的《遠古石器淺說》手稿
《遠古石器淺說》，是李濟在李莊時期的一篇重要論文，「遠」與「淺」，是一對極難統一的矛盾。李濟寫完初稿，即廣泛徵求梁思永、高去尋、夏鼐等同仁的意見。夏鼐對文稿毫不客氣地提出近四十處意見。最後，李濟一一消化、汲取眾人意見，又作了多次修改才最後定稿。
寫作《遠古石器淺說》，李濟當然不是為回答「石器如何鼓動觀眾興趣」問題。他在「引言」中寫道：「是人，都應該讀點人類的歷史。」文章中談到石器在中國的歷史：
「有一個時候有些人以為中國境內根本就沒有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但自從周口店及沙拉烏蘇河古遺存的研究發表後，這種意見也有改變了。
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係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
從事這種工作的青年學者雖少，但他們所受訓練的機會已比早一期的好得多。社會上對於這門學問的態度雖尚冷淡，但他們的前途也並無很大的阻礙。比起步德柏所遭遇的，現代的中國史前考古家要好得多。中國的摩梯耶、步日耶確有無量的前程。等到他們能夠把中國境內的人類史從北京人寫起——也許更早一點——接連不斷的一直寫到中華民國開國，那時證明中國境內的文化，不只是四千年、五千年的記錄歷史，而可以早到四十萬年、五十萬年，我們的民族自信心不是要更加上一百倍嗎？假如我們中國的學者對於這門學問不發生興趣的話，別國人一定要來替我們作的。等到這一類的客人再來中國時，除非我們拒絕接受現代科學精神的全部，我們只有歡迎他們、贊助他們了。這是現代科學主要的潮流。沒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允許一個如此廣大區域的史前文化，永遠地湮沒在地下不讓人知道的。」
為一次展覽所寫的說明《遠古石器淺說》，竟藏著李濟重建古史的雄心。
林曉彤、李念編摘自第四部分《李莊六年》，原文約3萬字
作者：岱峻
插圖：均來自書中
編輯：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