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通天帖》岳珂提到最初王方慶呈獻給武則天的家族墨寶一共有十卷，包含王導以下王氏家族一共二十八個人的墨跡。岳珂也特別詳細紀錄在宋代就已經佚失的部分，其中包括有十一代祖王導，十代祖王洽，九代祖王珣，八代祖王曇首，七代祖王僧綽，六代祖王仲寶，五代祖王騫，以及王方慶的高祖王規，曾祖王褒，一共九代九個人的作品。
從岳珂的跋文來看，《萬歲通天帖》的價值不只在其中有赫赫有名的王羲之、王獻之的墨寶，更值得重視的應該是《萬歲通天帖》完整呈現了王氏家族從東晉通過宋、齊、梁、陳、隋，一直到入唐將近三、四百年間書法風格的演變。
東晉至隋唐統一，經歷三百多年南北朝分裂。南北朝不只是「五胡亂華」，數百年間，烽煙四起，人命如草，生靈塗炭，正是流離顛沛的年代。在那一時期，朝代興亡，野心政客彼此爭鬥，政權迭起，時間都不長久。而王世一族，人才輩出，可以在如此長的數百年間傳承書法，沒有中斷，或許是閱讀《萬歲通天帖》時特別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那樣的年代，一個家族擔負起了穩定南方的責任，從王導輔佐東晉王室建國，到下一代，下下一代，在偏安的歲月，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吟誦詩書，可以走在雲淡風輕的山水中，可以與親友倘佯周旋，可以書信往返，可以寫出優雅安靜的心事，可以相信文化的力量更大過於政權，可以通過一次一次朝代興亡，相信有更長久的東西，因此傳承著沒有中斷的文化理想，傳承著生命價值篤定的信念，傳承著美，傳承著生命之愛。
閱讀已經殘缺不全的《萬歲通天帖》，或許可以對一部顛沛流離的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有更深刻的領悟。
《廿九帖》 東晉 王獻之
遼寧博物館藏
《萬歲通天帖》裡有王獻之的《廿九帖》，——「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別，悵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匆匆，不具。獻之再拜。」
王獻之的書法歷來就被常拿來與他的父親王羲之比較，做為一代書聖的下一代，在書法上的表現，一方面不能不受父親影響，另一方面，又必須從前人陰影中走出，創立自我風格，大創作者的第二代因此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辛苦。
《萬歲通天帖》裡有王羲之五子王徽之的《新月帖》，書體與王羲之非常接近，在書法史上，王徽之也不被認為是有獨創風格的大書法家。
其實以《廿九帖》來觀察，王獻之的書風也還沒有完全擺脫父親影響，安靜平和，筆勢平穩內斂，不像書法史上說的那樣飛揚。
魏晉人喜歡品評人物高下，在《世說新語》「品藻」一章有極好的記載——謝安問王獻之：你的書法跟父親比，哪個好？王獻之回答：「固當不同。」謝安繼續逼問：外人好像不這樣看。王獻之說：「外人哪得知！」
王獻之的回答完全合於現代美學藝術創作的自我完成。本來父子創作，個人有個人的風格，也難以比高下。王獻之不願意比較自己與父親書法的優劣，只是說：「不同」，但是當謝安用輿論逼問，抬出「外人」來貶抑王獻之時，王獻之就不客氣地回答：「外人哪得知！」王獻之對自己的創作充滿自信，認為藝術創作到了高深處，「外行人」哪裡能懂。也藉此把謝安這一類政治人物的粗暴主觀一句話頂了回去。像謝安一樣習慣用第一名第二名的排序來看藝術創作的人當然不少，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他們習慣了政治圈的爭強鬥勝，習慣用非贏即輸來看待人生，在美學寬容的領域往往就捉襟見肘，少了坦蕩自在，也少了寬闊豁達。
《鴨頭丸帖》 東晉 王獻之
上海博物館藏
王羲之古典、靜穆、收斂，以楷行為主，從容瀟酒；王獻之的《鴨頭丸帖》、《新婦地黃湯帖》，米芾臨的《中秋帖》都看到他完全不同於父親的風格，筆勢變化更多，線條流走速度更快，以行書走向狂草，更多書寫上的自由，創立書法史上的「一筆書」，打破獨立的字的結體，更重視字與字之間氣的流動貫通，王獻之的創新性，同時代的謝安不了解，三百年後的唐太宗也不了解。
唐太宗極力讚揚王羲之，貶抑王獻之，並沒有一定的道理，他全力搜求王羲之作品，好像是看重美，卻流傳出「蕭翼賺蘭亭」這樣以詐騙手段霸占「蘭亭」的可笑故事，愛美，結果演變成貪婪，其實可悲。
手上有權力，權力卻常常正是執著偏見的開始，也使唐太宗無法同時看到王羲之、王獻之的「不同」，「不同」正是美學可貴之處，「美」其實不是辯論，勿寧更是一種領悟，一種陶醉，一種歡喜與讚嘆。
王獻之被唐太宗貶抑，影響初唐一代書法界對獻之書的態度，一直到盛中唐，狂草的出現明顯祖述王獻之書風，走向更個人表現，更浪漫、更自由揮灑、更恣肆狂放的書風，王獻之的美學風格也在長期被忽略之後，在北宋得到了米芾這一真正的知音。
書法史上常常說王羲之「內擫」，王獻之「外拓」，很精簡的兩個美學詞彙，但說得真好。「內撒」是向內收斂，以含蓄為美；「外拓」是向外開展，以奔放為美，兩種風格，並無優劣，的確只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