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風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如果不來澳門，我不知道後來我會不會做一個詩人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孫凌宇 發自澳門
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記者 劉家如
編輯 / 楊子 rwyzz@126.com
辦公室里空空蕩蕩，唯一能引人說點什麼的是牆上一幅掛畫，姚風自己畫的。畫布平均劃分成幾十個小方格，填充著不同方向、不同顏色、端正筆挺如符號的「不」字，以及潦草的筆觸、慌亂的色塊、五官不全的簡筆人像。它不具備收藏品的炫耀職責，甚至也談不上是辛苦創作的成果，眼前的澳門大學葡文系主任大概是在謙虛，表示這種繪畫沒什麼難度，更多的是傳達概念，不為迎客，僅求自勉。
姚風畫作：《我終於說出了「不」》
高領毛衣，西裝外套，頭髮也認真修剪過。那些埋進作品裡的激烈情緒在他身上難尋蹤跡，被他帶出門的只剩文質彬彬。他用字正腔圓的語調說明：「我覺得我自己有時在說不的時候很困難，但這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必須說的。我們畢竟生活在人情社會，很多規約的限制會讓你無法勇敢起來，你可以反抗，但有的時候無法反抗到底。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生存的一種困境。有時候你感覺憤怒，但跟朋友發過牢騷後，你還是去做核酸了。因為你不做核酸就沒辦法進大學校園、給學生上課，但我覺得至少你還會罵幾句吧，如果你連這個都沒有，那我覺得就是給閹割得太乾淨了。」
2022年11月，名為「看見」的姚風個人攝影展在澳門1844攝影藝術空間展出，除了80幅遊走多國的照片，還有幾件他的裝置作品。其中一件，他買來一顆碩大的仙人掌球，戴著耐磨手套，一根一根，把刺全部剪掉。這件《辛勞的園丁》躺在泥土中，卸下所有武器後柔和地替他無奈嘆示：「就是被修剪得太整齊了，如果剩下一點都好。」
裝置作品《辛勞的園丁》
作為傳播思想的人，姚風對於思想的表達有著深刻的警惕，不懈地用整齊鬆動整齊，使之變得平滑或銳利。
他曾在一張會議桌上放置一個話筒，套上保險套，設置了一個可延伸的劇場式場景。從「言論」的含義中出發，一個無形的會議從「安全性」里走不出來。幾年前的《並非虛擬》（No Conjuntivo，婆仔屋文創空間，澳門）個展中，他搬來頭顱標本，將包裹表面的太空棉和紗布置換成中葡文報紙，針灸似的把針尖插入字眼，同樣是在提醒言論陷阱。
2020年在澳門舉辦的「並非虛擬--姚風個人藝術展」開幕式上與朋友們在一起
裝置作品《針灸》
這些裝置明顯與晦澀無關，都表現出肉眼可見的對立，但又因表達者的溫和不至走向張牙舞爪的涇渭分明。新冠疫情期間，他用白色石灰和黑色口罩拼成十字架、把昔日澳門青樓的海報和一個十字架並置、將自己的一首詩放進玻璃瓶，完成了「詩歌把福馬林變得不朽」這一過程。
裝置作品《受難》
縱然這些年他不斷地做了許多藝術嘗試，但人們提起他，多數想到的還是他的詩人和譯者身份。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學習葡文，在里斯本待了好幾年，還曾擔任外交官。從他翻譯的一些詩集名中，不難窺見與其藝術創作一脈相承的隱藏在平靜中的緊張預感，例如《在狂風中生活》《在水中熱愛火焰》，包括2022年在台灣出版的他個人的詩歌選集《深夜點燈》，都在傳達一種綿長的抗爭。
藝術家林江泉稱他為藝術領域的Polymath（博學家），除了攝影、繪畫、裝置，還多次策展，較為大型的有澳門藝術雙年展和何多苓畫展。他並沒有刻意在某個領域追求什麼，更多的是遊玩體驗的心態，機會來了就試一下。
澳門回歸前夕，他客串過一部名為《煙龍》的電視劇，在其中扮演一名與來澳門教葡語的葡萄牙女孩相戀的中國神經科醫生，由於經費特別有限，從西裝到睡衣都由他自己提供。
如今他的學生想必已很難見到教授的這一面，藝術創作外的多數時間，他用原名姚京明教課、頂著不同的筆名翻譯、寫作，時而是黑中明，時而是Sibilas（女先知）。
姚風坐在自己的畫作前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安德拉德和意象的萬花筒
在澳門生活了幾十年，但姚風迄今唯一的小說嘗試卻與這座刺激都市裡的生活無關。他寫的是兒時在北京學習西班牙語的經歷，很早就有感於命運的隨機，彼時他與五六個孩子作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學生被選中，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部屬學校學西班牙語，「我媽還說呢，說西班牙在哪兒呢？」
他感慨：「所以人生很多時候，比如說就是命運選擇你學西班牙語，那你的命運就改變了，後來又改成葡萄牙語，都是跟語言打交道，就決定了以後人生的方向。」
在那個學校學了整整七年，如今回看不過是「學了一點皮毛」。教材匱乏，每天用塞萬提斯使用過的語言重複革命口號。他在那時寫了一首題為《我在中國見到夢露》的詩，還寫了一篇在《紅色年代走進西班牙》，以及一篇殘酷的虛構作文，寫的是一個孩子去送信，信上寫的卻是要把這孩子賣掉，孩子不識字，對方拿到信一看，說你別走了。
接觸西班牙語的那些年，姚風渾然不知堂·吉訶德是誰，唯一接觸的外國人是學校里一個叫貝貝的西班牙老頭。貝貝身體肥胖，走路慢悠，總是叼著粗大的栗色菸捲——後來知道那叫雪茄。他戴著一副黑色的寬邊眼鏡，一隻眼睛瞎了，學生們猜測那大概是因為革命事業致殘，更加驗證了校園裡關於他是西班牙共產黨員、因反對佛朗哥獨裁統治而被迫流亡中國做老師的傳言。
貝貝住在專家樓，平日與學生不常打照面，在姚風的回憶里，「他特別喜歡女生，和男生通常會保持距離。」等到考大學時，姚風對自己的西班牙語水平仍沒有信心，報志願時便也報上了與之相近的葡萄牙語，「彼此好像幾乎都能聽懂似的，這個距離好像比普通話跟廣東話還要近。」
1993年，姚風在澳門接受記者採訪
1987年，姚風大學畢業後被分到了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乳臭未乾地跟著柳鳴九、呂同六、郭宏安等外國文學大家學習。當時研究所里的葡萄牙文書籍十分稀少，「葡語文學本身就非常小眾，中國讀者非常少」。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一本葡萄牙文詩集，翻譯成中文的名字是《棲居的心》，作者是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
姚風讀完後愛不釋手，選譯了其中五十多首。翻譯本身對他而言是一種特別深刻的學習，「比如安德拉德，他的寫作其實跟我的寫作完全不一樣，但是在翻譯他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比如說對意象的經營。他詩裡面很多意象，就像一個萬花筒，比如他寫泉水、樹、星星、大海，這些簡單元素在他詩歌的萬花筒里這麼一旋轉，就可以旋轉出新穎奇特、令人驚訝的意象。可能這也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就說一首詩如何給人帶來驚奇吧，如果沒有這個surprise，這首詩或者用的這個詞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1990年，安德拉德受邀到澳門參加中文詩集的發行儀式，並寫下《東方札記》，文中提到，「澳門這座城市，從遠處看有一種迷人的假象，其實澳門的『五臟六腑』都是暴露在外的。」那是10月底的一個早晨，在詩人眼裡，「比7月葡萄牙的海灘之晨還要明亮，炎熱。」
我最美好的時光是在澳門度過的
南方人物周刊：安德拉德曾表示越來越厭惡與他人交往，喜歡遠離人群，去親近馬、鳥、蛇這些大自然中的生靈，在這些生靈中找到自己的化身。比起商業/旅遊這類城市，詩人可能更喜歡自然環境，您也是這樣嗎？
姚風：我倒並不抗拒城市，畢竟城市文明代表著人類最先進的文明。但是一個人常年住在城市裡，當然會嚮往自然，就像你天天吃這道菜，就吃膩了，也會想嘗試一種新的菜式。安德拉德自己也是住在城市裡，他在里斯本的故居我都去過。當年他來澳門時我們用中文朗誦了他的詩作，老人家特別和藹可親，看到有印錯了的地方，跟我說你不要念就行。
南方人物周刊：在里斯本的那幾年時不時會寫進您的詩里，反倒後來常住的澳門，是不是比較少出現？
姚風：對。我的詩在葡萄牙那邊寫得很抒情，都是孤獨啊思念啊。在澳門零星寫過幾首，但是好像我更多靈感來源還是我在內地生活的經驗。以前跟內地詩壇交往很多，知道他們怎麼寫詩，給我很大的觸動，慢慢形成了自己這種反諷和黑色幽默的特色。後來有人也說了，說你的詩每一首都寫得像匕首，但是有的時候也要玩點其他兵器。所以我最近幾年會把一些抒情的成分融進去，有時候也會放進一些細節。沒有刻意要怎麼樣，很多時候是基於自己經驗的積累，還有借鑑其他人的寫作經驗，再加上自己秉性碰撞的這麼一個結果。
南方人物周刊：澳門給您帶來過什麼靈感嗎？
姚風：澳門其實給我帶來很多的觸動，可以說我最好的時光都是在澳門度過的，對它還是心懷感激。澳門很開放，是在這裡，我才有機會翻譯那麼多葡萄牙詩人。也是來澳門，我的創作、我寫詩的這種理念才會改變，如果不來澳門，我不知道後來我會不會做一個詩人。
2006年，姚風接受葡萄牙總統授予「聖地亞戈寶劍勳章」後與葡萄牙作家在一起
南方人物周刊：澳門的什麼改變了您，如何給您這樣的啟示？
姚風：澳門其實挺奇特的。當初我在澳門挺孤獨，沒什麼朋友。剛去澳門大學任教時，學校會派老師去監獄、警察學校等地方上課。大概是2003年吧，我被派往監獄旁邊的澳門高等警察學校上課，裡面有一個廣州來的學生，叫溫志峰，他來學葡文，熱愛詩歌，也寫詩，我通過他才認識廣州的這撥詩人，比如黃禮孩、浪子等，從此就跟國內的詩歌界建立聯繫了。
在那之前我寫詩不是這個樣子。我覺得之後所有的偶然都成了必然，通過廣州詩人慢慢又認識國內很多詩人，包括北島、舒婷、歐陽江河這些詩人，與他們後來也都成了朋友。當時充滿了熱情，在澳門找贊助辦了一本《中西詩歌》雜誌，第一期應該是2004年。可能澳門並沒有直接折射到我的詩歌當中，但是來澳門的生活經驗改變了我的寫作理念。
攝影作品《把虛無吹成快樂的形狀》
語言其實是很蒼白的
南方人物周刊：觀念轉變後的體現是對情感的表達會有意克制？
姚風：其實沒有，我沒有特別想過如何克制情感，可能因為我本身就不是一個情感特別張揚外露的人，這幾乎本能地折射到我的寫作當中。我的寫作沒有那麼多刻意。比如我寫南京，是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在我內心激起了波瀾，我就會去寫，比如我寫《老馬》，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首詩，那是我遊覽長江，下了船在宜昌看到的真實的一幕，一匹老馬吃力地拉著一車貨物，幾乎都要癱倒在地了，但馬夫還不停地用鞭子抽打它。我寫了很多與動物相關的詩，可能我心比較軟。很多人說我的詩里有一種悲憫的情懷，確實是。比如看到有人在狗肉店門口遛狗，可能很多人覺得這個場景他們已經司空見慣，但這個視覺對我來說很刺激，我對這些事情比較敏感。
南方人物周刊：我感覺您寫人好像也是比較悲傷，很多都是在病床旁那種。
姚風：對，是當時一個前輩的真事。看到他垂死的樣子，窗外開著木棉，我覺得把木棉轉換一下，就像那種一口口咳出的鮮血。那首詩翻成外文了，老外覺得好像把死亡的時刻寫得還是挺殘酷挺悲傷的。我骨子裡應該還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其實我們在面對死亡時，或是特別歡快、狂喜、悲傷的時候，都會重複一些陳詞濫調，只不過是獲得一種心理學上的意義，就是安慰。語言其實是很蒼白的。
南方人物周刊：面對當下經歷的那種比較衝擊性的悲傷，您會先放一放再去創作嗎？
姚風：不一定吧，我的好詩都不是反覆修改的結果，詩里獲得存在感的一兩句基本上都是一氣呵成。這樣寫出來的好詩比較多。反覆修改本身就是對這首詩已經缺少信心了，缺少信心才去反覆修改，但再怎麼修改好像都有瑕疵。
2018年，澳門文學節副總監姚風在澳門文學節開幕式上致辭
南方人物周刊：您自己的認知跟外界的評判大致是相同的嗎？
姚風：大致相同。有些詩跟我個人的經歷密切相關，可能我會看重，但是外界並不知道你經歷了什麼。比如我有一首寫八大山人的詩，叫《殘荷圖》。我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看了展覽。後來我就想，八大山人畫得這麼好，但對比西方，似乎中國的文人畫從來沒有畫過一滴鮮血。八大山人在亡國後不得不過那種隱居生活，但是他只能用自己的悲憤去折磨他的畫筆，去折磨他看到的荷花，把這些荷花畫得破敗不堪，全是殘枝敗柳禿鷹。那首詩寫完以後，我個人覺得挺滿意的，但好像沒什麼人關注。我最後說：為什麼你從來不在你的紙上逼出一滴鮮血？
南方人物周刊：您自己的處理不是這樣的嗎？您的詩也比較收吧？
姚風：我收是因為我沒必要，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是憤怒的器官還沒有閹割掉。有的時候還會看到一些現象，哪怕沉默呢，我也是那種有態度的沉默。
南方人物周刊：伊沙2017年的時候點評說「姚風先生是兩年前《新世紀詩典》第四屆『李白詩歌獎』成就獎得主，這兩年似有放緩之勢，主要的問題是寫得太正確了，太體面了，缺乏個人的心慌，值此大年初三，我還是請他出來為其身在的《新世紀詩典》50後詩人拜年！這個代際的詩人應該比現在更加壯大創作狀態更猛才對」。
姚風：你看我2014年風格轉變，其實他的詩對我也是有影響的，因為我也傾向於口語，但是我也不願意寫得太泛濫，所以我是非常克制的。伊沙當時非常喜歡我的詩，後來他們覺得我寫得政治正確了，說你現在怎麼開始抒情了。當然我有意地嘗試一些改變，但我也沒有刻意去向誰學習、模仿誰，我覺得就是換一種方式吧，別老那樣寫是吧。我現在基本上就是沒有任何的門戶和派別，因為我在澳門本身就挺邊緣化，就自己寫自己的。
南方人物周刊：有人說「以澳門詩歌為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國新詩總系》第十卷只選了姚風一人的詩，澳門詩歌在這裡連『邊角料』都談不上」。沒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圈子，這個事情對您來講會不會有困擾？
姚風：這並不是特別重要，澳門的中文文學開始得很晚，以前都講湯顯祖來過澳門，但都是過客文學，上個世紀30年代澳門才開始出現零星的文學創作，開始有一些刊物。澳門人口少，文學圈子比較小。但詩人很多，質量也很高。也有一些寫小說的，澳門的戲劇也還可以。澳門所有的文學體裁里，詩歌的表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