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副刊 | 作者 湯羽揚 倪越 王冰
2022年，受延慶區博物館委託，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北京北建大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維暢想數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組成課題組，對延慶區54塊長城碑刻進行了微痕識讀與研究。這是國內首次對長城碑刻採取微痕提取的方式進行研究工作，取得了創新性研究成果。
《天啟五年昌鎮右車營修敵台邊牆城工題名碑》正射影像圖和數字線圖
何為微痕提取？
北京地區的長城大多修築於明代，分布於轄區北部的燕山及太行山脈，長城牆體與敵台、烽火台、墩台、關堡，構成了縱深的軍事防禦區，拱衛著大明王朝的都城與帝王陵寢。在這些長城遺存，特別是長城牆體和敵台上曾經有過很多石質碑刻，粗略統計，目前已經掌握的北京長城碑刻大約在三百塊左右，還有很多埋沒於坍塌遺址中，幾乎每一次長城維修工作都有碑刻的發現。長城碑刻是長城史料中最為真實和重要的構成，它們實時記載了那個年代長城修築的經歷，訴說著故事，凝聚著滄桑。長城碑刻的識讀與研究對後人了解明代長城的修建歷程、建造規制、工程規模與投入、職官體系、監察制度、宗教信仰，以及民俗文化、詩文創作都具有重要價值意義。
長城碑刻按內容劃分有十餘個類別，包括城工碑、閱視鼎建碑、紀年記事刻石、門額、台銘刻石、邊塞摩崖石刻、詩碑、墓碑、廟碑、文字磚、炮銃銘文、佚碑錄文、其它碑刻等。
在本次研究的五十餘塊長城碑刻中，約有十塊碑刻由於風化污染等原因，其上的字跡刻痕多有損傷，最嚴重的幾近湮滅，肉眼已無法辨認。通過使用三維雷射掃描儀、高清相機等專業設備，用無接觸、無損傷的方式對全部碑刻進行了近距離掃描、拍攝，獲取數據後，通過專業算法結合光影、刻痕、顏色等基礎信息分析，並對圖形圖像進行數字處理，最終去除影響視覺的污損、局部修復殘損，使得模糊的文字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消失的文字也慢慢浮現在研究者眼前。在需要識別的兩千七百多字中，最終識別確認一千餘字，結合文獻等資料對比識讀存疑三百多字，結合碑刻上下文和文獻查閱推斷約三百字，並在此基礎上對以往碑文輯錄的錯誤信息進行更正。這次的長城碑刻研究較之前對這些碑刻的認識有了明顯進展和突破，儘管仍有一些文字沒能提取出來，但研究工作就是這樣，沒有止境。
《萬曆十年分修石佛寺長城城工題名碑》
儼然工程總結的城工碑
這次採集的長城碑刻大概包括六類：城工碑、閱視鼎建碑、門額、詩碑、廟碑及其它碑刻。
城工碑對於研究長城營造最有價值，如《萬曆十年分修石佛寺長城城工題名碑》，其上的信息不僅包括修建長城的主要官員姓名及其分工，還包括長城修建地、起止點、工程量及完工日期、修繕隊伍等信息，同時本次研究對以往書籍和文章中引用的這塊碑的錄文錯誤也進行了比較修正（以下錄文的括號內為本次修正後的字）。
《萬曆十年分修石佛寺長城城工題名碑》：
欽差山東都司軍政僉書，輪領秋防左營官軍都指揮僉事壽春陸文（應）元奉文分修居庸關路石佛寺地方邊牆東接右騎營工起長柒拾五丈二尺，內石券門一座。督率本營官軍修完，遵將管工官員花（鐫）名豎石以垂永久（立）。
管工官：
中軍代（帶）管左部千總濟南衛指揮 劉有本
右部千總青州左衛指揮 劉光前
中部千總濟南衛指揮 宗繼光（先）
管糧把總肥城衛所千戶 張延胤
管各項窯廠、石礦（塘）辦料
署把總：趙從善、劉彥志、宋典（興）、卞迎春、趙光（元）煥
萬曆拾年□（拾）月日鼎建
再如《天啟五年昌鎮右車營修敵台邊牆城工題名碑》，其對於長城信息記錄得更為完整具體，儼然一份工程總結。
歸納碑文內容包括：
工程時間：天啟五年（1625年）秋天
營建單位：昌鎮右車營秋班
施工人員：一千八百多名
工程範圍：黃花嶺至黑龍潭南山頂
工程內容：新建空心敵台一座，上蓋三開間望亭；三等邊牆四十六丈七尺三寸四分，內側修石便門一座。
開工時間：七月初五日
竣工時間：九月二十九日
視察欽差：薊遼總督兵部左侍郎、順天巡撫、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居庸昌平總兵、渤海所副總兵、右車營官游擊將軍等。
管工官員：中軍官一員、千總官二員、把總官五員、管工哨總五名、管工督總五名。
其他人員：邊匠、石匠等
立碑時間：天啟五年九月吉日立
城工碑中最為簡要的是工起或工尾碑，明代長城營建各段之間有明確責任劃分，在工程的起點、止點立碑，可以精確判斷某一支營建隊伍實施的工程段落。
如《萬曆十七年春仿居庸路石峽峪工尾碑》，在空間有限的碑面上用15個字把工程的時間、轄區、地點、內容交待得清清楚楚。
《萬曆十七年春仿居庸路石峽峪工尾碑》作為驗收記錄的閱視鼎建碑 作為驗收記錄的閱視鼎建碑
閱視鼎建碑是延慶區現存最多的長城碑刻種類，在其它地區發現的類似碑刻數量也較多，此類碑文格式相對固定，起首為閱視時間，一般是年代與月份；其後按品級職務列明閱視官員，再後為修建長城的官員，同樣也是按品級列明，其中品級高些的官員信息包括職務全稱、籍貫與姓名，而低級的官員就只有職務和姓名；有的碑刻還會把邊匠、石匠、木匠等匠人姓名落於碑上。
由於同一地區閱視鼎建碑中的時間和人物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根據上述特徵，本次對字體模糊的碑刻做了復原推測嘗試，並據微痕提取適度進行驗證。
原石峽堡南門「迎旭」門額和「迎恩門」門額
長城沿線關堡，鎮、路、衛、堡、關等皆有門額，一般兩側或單側以小字標明立匾官員或立匾時間，中為大字書門額名。
門額的命名可謂多種多樣，城堡門有「迎恩」「威嚴」「迎旭」「居庸關」；城堡名有「石峽峪堡」「幫水峪西門堡」；隘口有「鎮胡嶺」；敵台有「川字一號」……這些名字放在一起，赫然在我們面前呈現出整個延慶明長城的防禦體系。
「居庸關」門額
微痕識讀解封古詩碑
長城的詩碑較為特殊，多數詩作為官員所作，其中不乏武將所作。
在九眼樓的這塊無名碑上，字跡已近乎湮沒，幾乎沒有肉眼能夠辨識的文字，更沒有查到任何有關這塊碑的記載。然而，在微痕提取這一數字「黑科技」的助力下，通過查詢文獻及考證，已被歲月封印的文字得以重現，帶給我們一點兒小驚喜。
詩文錄文：
題款為：「冬日奉陪大中丞郭老（先）生竹邉因登火□山」
正文為：「萬仞山巔敞城（樓）中丞持節□（東遊□□歷）地（華夷限）峻関凌空□□□千（里）□□明主寄（萬）年桑土杞人憂慚予□□□軍□樽俎（邉）陪天際頭」
落款為：「萬曆庚□」 「（懷隆兵備）山西按察使（鹿）□□□□」
九眼樓無名碑電子拓片
嘗試解讀一下：
大中丞是什麼職位呢？大中丞是古代的一種官職，從秦朝時開始設立，主要職責就是負責接受公卿的奏秉，還能薦舉、彈劾官員。到了明代，隨著都察院的設置，御史中丞這個官職便不復出現，但中丞這個詞卻保留了下來用於稱呼巡撫，如明代張溥所寫的《五人墓碑記》便有：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
那麼，這位「大中丞郭老先生」是哪位呢？查了宣府歷任的一百餘位巡撫，有郭鏜、郭登庸、郭宗皋、郭四維、郭之琮等人，再根據落款萬曆字樣，這期間郭姓宣府巡撫只有郭四維一人。
九眼樓無名詩碑辨識錄文
這一結論是否與所落年款相符呢？落款可辨識的是「萬曆庚□」年，萬曆年共有五個「庚」年，即萬曆八年（庚辰）、萬曆十八年（庚寅）、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和萬曆四十八年（庚申）。郭四維的任職為萬曆十七年至萬曆十九年。故結合碑上隱約的筆畫，當可推斷落款年代為「萬曆庚寅」（1590年），而在那個歷史時期，已歷經三朝，時年57歲的郭四維被稱為老先生似無不妥。
那「奉陪郭老先生」的是哪位官員呢？落款只顯示「懷隆兵備山西按察使鹿□□□□」；按「鹿」為姓氏，未查到相關官員，按「鹿」為地方，未查到相關地名，試從「山西按察使」入手，發現呂坤於明萬曆十七年至萬曆二十年，歷任山西按察使、巡撫、陝西省右布政使、山西巡撫。但呂坤為歸德府寧陵人，籍貫與「鹿」字無關，且後面模糊的筆畫字形無論如何也不像「呂」字……這一推測顯然不能成立。一時間解讀出現了困難，直到查詢康熙年的《懷來縣誌》才發現這樣一條記載：「孫化龍，號鹿陽，直隸獲鹿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八年任按察使。」這時，隱約的筆畫和字形才變得清晰起來，落款之人應該就是這位素有「善詩文」之名的孫化龍，時（萬曆十八年）正新任山西按察使，由於此碑記錄時間為冬天，也可解釋其與呂坤的前後任職關係。
嵌入在九眼樓下的九眼樓無名碑
九眼樓位於火焰山附近，西側遺存有火焰山營城，根據碑刻所處地點及研究解讀，這樣一幅歷史場景浮現在我們眼前：萬曆十八年（1590年）冬日，山西按察使孫化龍陪同宣府巡撫郭四維，沿小道登上火焰山九眼樓，眼望長城壯闊的冬日美景，詩興大發，慨然而作。
萬花筒般的廟碑和其它碑刻
廟碑及其它碑刻雖然沒有直接記錄長城的營造，但這些碑刻中所記載的歷史人物，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和民風民俗卻真實地記錄了長城周邊村鎮聚落生活的不同場景。
現存於九眼樓的一通無名碑，正是經過微痕提取，發現了來自石河營、房老營、老君堂及山西等地的大量信眾名字，多為夫妻二人，另有二十餘人疑為單身女性。據此推測，這塊碑很有可能是類似娘娘廟的功德碑，由於這塊碑的背面不具備採集條件，這個謎底只能等待之後的研究者去發現了。
微痕提取雖然能夠大大提高辨識度，但也不是萬能神器，位於井莊鎮的井碑和位於柳溝村的義塚碑，由於風化過於嚴重，微痕識別出的碑文數量很少，而且無法連接成文，也給本次研究留下了一點兒遺憾。
儘管如此，本次課題的成果還是頗為豐富，以官員為例，54塊碑刻中可辨認的官員170人，所記載的官職包括了110多種，這些官員從尚書、督撫到百戶、哨總等，基本涵蓋了明代邊軍體系各級官職，但由於明代職官體系複雜，劃分繁瑣，既有實職，亦有兼職，還有署職，導致品級及稱謂多有變化，還有待開展更為深入的研究。
本次研究團隊識讀出來的歷史信息大大豐富了長城的價值內涵。首先，這些長城碑刻真實記錄並反映了明代中後期修築延慶地區邊牆、城堡的史實，是研究延慶明長城的重要實物史料；其次，這些碑刻對於了解明代政治、歷史，特別是明代職官體系以及歷史人物任職履歷有較強的參考作用；第三，詩碑中的詩作具有一定的文學性，用典豐富、用韻考究，可以視為明代邊塞詩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廟碑等特殊碑刻中的碑文信息更是反映了明、清時期延慶地方的歷史、吏治、宗教、民俗等社會情況，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和參考作用。
本次結合現代數位技術對長城碑刻進行信息採集與獲取，並藉助查閱文獻史料、對比同期或同類碑刻等方法，取得了較為深入準確的研究成果，填補了長城文獻研究的一部分空白，研究團隊相信，隨著對長城碑刻信息的深入解讀，對長城的營造與存續將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利用數位化科技對長城碑刻進行解讀能夠極大提升工作效率，文獻識別的正確率也得到了大幅提高，為長久保存文物信息、發掘文物價值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將成為碑刻、壁畫類文化遺產保護與展示的重要手段。
科技是助力，對於信息的解讀仍需要基於對海量數據與文獻進行歸集、分析、甄別與思考，研究樣本的匯集與相關資料庫的建設將是一項長期而又繁雜的工作，未來仍任重道遠。
（作者單位：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 北京北建大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