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供圖
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藝術教授、賓大博物館中國藝術策展主任。她於198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自1982年起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至今。她對中國藝術和建築有廣泛的興趣、深入的研究，參與撰寫、翻譯編輯的學術著作多達15本，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最近出版的書籍有《中式建築的邊界》(The Border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哈佛大學出版社，2022)和《中國建築:一部歷史》(Chinese Architecture: A Histor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9)等，後者於2019年榮獲美國建築史學家協會頒發的愛麗絲·戴維斯·希區柯克圖書獎（Alice Davis Hitchcock Book Award）。同年，她還獲得了美國藝術學院協會頒發的傑出藝術史教學獎，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頒發的教務長傑出博士教學與指導獎。
2000多年來，中式建築保持著穩定性、傳承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形式、風格基本保持不變，辨識度極強，且跨越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國家與地區廣為傳播。中國建築為何有這些特徵？其影響力是如何超越各種邊界的？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視頻採訪了美國知名中國建築史家夏南悉教授，分享了她如何與中國及中國藝術、中國建築結緣的故事，她的研究生涯、學術創見和心路歷程，以及她對中國建築力量的闡釋和理解。
中文學習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談談您是如何與中國研究結緣的？
夏南悉：我是在13歲那年開始學習中文的。可以說，學習中文確實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當時，越南戰爭即將結束，人們意識到美國亟須了解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參加了一個暑期項目。出於某種原因，我選了中文，這要感謝我的出生地——聖路易斯開設了中文項目（當時開設中文項目的城市還有芝加哥、華盛頓特區、紐約等）。我當時特別喜歡中文，事實上直到現在，我依然對中文懷有一種深愛。我常常對學生們說：「你可以愛中國，也可以愛中國藝術。然而，如果不學會這門語言，你就無法從事這個領域的工作。」就我自身而言，是中文學習把我引進了研究之門。
此後，每年夏天我都會繼續學習中文。所以，到上大學時，我已經較為熟練地掌握了漢語——當然，對外國人來說，中文是需要終身學習的，儘管相比同齡人而言，我已學了不少。不過現在情況已有很大變化，美國很多高中都教授中文，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在內的很多大學，都增加了中文教學課時。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是什麼使您對中國乃至中國藝術和中國建築產生了興趣？
夏南悉：大一的時候，我學習了西方藝術，那時我以為自己會選擇比較文學專業。到了大二，又學了亞洲藝術。當時我選的是「中國藝術」，但實際上課堂上講得更多的是亞洲藝術，其中有不少是關於建築的，包括中國建築、日本建築和印度建築。在這門課上，我遇到了吳訥孫（Nelson Ikon Wu，筆名鹿橋，1919—2002）教授。我一直覺得這是一種運氣，或者說緣分。
■夏南悉著《中國建築：一部歷史》 受訪者\供圖
■夏南悉著《中式建築的邊界》 受訪者\供圖
吳教授是一名建築師並教授中國建築課程。有一次，他外出進行為期三周的研究之旅，臨行前遞給我一本書——《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出版年代是1957年，作者是劉致平（1909—1995）。他說：「我不在的時候，你能讀多少就讀多少。」於是，我開始讀了起來。第二年，就是1974年，到了開始考慮畢業論文選題的時候了。我想選與中國有關的話題，最後定的研究題目是關於懿德太子墓的。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在20世紀70年代，鮮有學者或學生學習、研究中國建築。現在回想起來，作為一名本科生，我在1974年前後，在中國《文物》雜誌剛恢復出版不久，就踏入了一個少有人研究的領域，這實在是太幸運了。
我研讀當時的考古發掘報告，讀什麼就寫什麼。隨後我考入哈佛大學，在那裡開始了研究生課程的學習。20世紀70年代，中國繪畫是美國高校里中國藝術研究生的主要研究課題，我周圍的每個人，甚至可以說當時美國任何一所主流研究生院的學生都在研究中國畫，無論你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還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我也一樣，在研究絹布上的畫作。那個年齡的我，欣賞著這些作品，覺得每一位作者都飽腹詩書，多才多藝；再看看周邊的同學，想像著自己今後學術生涯的主要內容可能就是翻譯詩歌、欣賞繪畫。但是我想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而那個科目的研究對象只是極少數高度文學化的藝術家，對我來說這太局限了。所以我打算另闢蹊徑，從事建築方面的研究。於是在確定論文選題時，我選了永樂宮。
研究古建築必須實地考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研究範圍廣、時間跨度大，其中包含了2—14世紀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的藝術、建築與考古課題。
夏南悉：我的研究領域確實很寬泛，這與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生院任教有關。美國每一所大學都期待老師講課的內容是多領域的。舉個例子，如果我教授中國歷史的課程，無論自己的研究領域是漢朝、唐朝或者明朝，在課堂上我都必須是通史型的。我們在培養學生時也得有這種意識。所以，一開始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即使只是為了把課教好。當然，在賓大有些老師專門教日本藝術，有些老師專門教印度藝術，這在今天的主流大學中很典型。但我受的訓練，是讓我教授的內容可以涵蓋整個亞洲，在講授亞洲藝術時，不僅要能講繪畫、雕塑、建築，還要涵蓋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和印度。
此外，從學術訓練的角度看，我總是告誡自己，無論寫任何東西，論文還是專著，或是做講座，心中都要裝著那些從未見過我所談所寫內容的受眾。因此，我總在一開始就做些什麼，以便更好地把他們引入這個話題。
研究《營造法式》（[宋]李誡編，1103）是我最初計劃的論文方向，後來鑑於當時無法去中國只能作罷。事實上，就連教我們中國歷史和中國藝術的老師也從未去過中國，他曾留學日本，我也選修了日本藝術及印度藝術。因為已經決定學習建築，我還選修了西方和伊斯蘭建築課程。後來我又去台灣進一步學習中文，當時也沒有其他選擇。我第一次看到亞洲建築是在印度和日本。日本有很多古老的建築，因此我對日本建築也很感興趣。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介紹一下您的研究方法。
夏南悉：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有幾件事對我影響很大。首先是一開始談到的中文學習；其次是我有非常好的老師。我決定從事建築方面的研究，老師們都鼓勵我、引導我。例如，一位研究伊斯蘭建築的老師教了我很多非中國建築的方法論，還有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他是研究日本佛教藝術的，在這方面也教了我很多。
在我讀研一時，我遇到了一位老師——方騰（Jan Fontein，1927—2017），他同時還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MFA）館長。他的學術訓練來自歐洲，因此和其他受美式訓練的老師有很大的不同。方騰老師一直對考古感興趣，並開設了一門關於漢代考古的課程。他還在MFA辦過一個展覽——「挖掘中國的過去」（Unearthing China’s Past），展出MFA的一些藏品，配以中國出土文物的圖片，這些都收錄進了他出版的同名目錄冊中。那時電腦還沒普及，方騰老師做研究時習慣用檔案卡。此外，每月他都會讀《文物》和《考古》，並把考古發掘出來的一些材料和筆記記在檔案卡上。這也是我從方騰老師那裡得到的學術訓練。直到現在，我也像方騰老師一樣，每月讀《文物》《考古》和其他一些期刊。讀這些期刊是我跟進最新研究進展的方法之一。多年過去了，我始終因自己能受到這樣的學術訓練而感到幸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說過只有實地考察，才能真正地認識和了解一個建築。
夏南悉：1974年，美國國家美術館正在舉辦來自中國的一場大型展覽。在那次展覽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國考古出土的實物，其中很多是我曾在1972年的《文物》和《考古》上看到過的。這讓我興奮不已，並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正在重新向美國開放，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83年。這次旅行去了幾個大城市，主要看了一些紀念碑。從那時起，我經常到訪中國，到現在為止有四五十次了。此外，我還去了15次日本、4次韓國和2次蒙古國。直到現在，每當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建築時，它總是有些隱約的元素讓我激動不已。這種感覺從未減弱過，藝術史學家會說：「你和你的材料有著某種聯繫。」
我走遍了中國，見過各種各樣的建築。毫無疑問，故宮是我最喜歡的建築，我覺得在這個星球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座像故宮這樣的建築了。它幾近完美，每一處都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建築最好的特徵。
方騰老師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去了中國。我清楚地記得，他回來後告訴我們，他懂中國（He can feel China）。或許因為你從小在那裡長大，因此無法體會到這種感受——方騰老師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它，突然有一天能站在這些建築面前，能走進去親眼看看，那種感覺無法形容——建築就是有這樣的魅力！無論是建築的外形結構和呈現，還是內部的林林總總，都會讓人為之傾倒。我正是通過建築喜歡上壁畫的。
中國很大，沒有人能在中國僅待上兩三個月就可以看完所有主要建築。每次我都抓住去中國的任何一個機會，無論是參加會議還是其他活動，儘可能地走訪所在地，考察一切可以看到的古建築。而為了完成一本有關中國建築的著作，也需要多年的積累，至少需要二三十次在中國各地的考察，這是唯一的途徑。有些地方還需要不斷地回去，一次又一次地進行實地考察，因為那裡總有新發現的東西，總有我想考察的建築。一趟趟實地考察改變了我的認識和理解，引導我去做更多研究。由於疫情，這三年都無法去中國，我感到特別難過，感覺自己的能量來源似乎斷供了。我期盼著今年夏天可以重返中國。
跨越時空：中國建築的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中式建築的邊界》中，您闡釋了為何2000多年來中國建築一直保持著基本一致的形式和風格，而且能跨越國家和地區，並總能適應當地的文化環境和需求。請介紹一下這個觀點產生的契機或背景。
夏南悉：在我的中國之行中，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1983年初我到廣州的第一天。當時我從美國飛到香港，再從那坐火車去廣州，抵達後入住了一家酒店。我記得當時大廳還坐著一個人，我倆開始交談。「我是來這裡學習建築的。」我自我介紹說。他是一位政治學家，當時正在廣州考察。他說：「你能用5分鐘告訴我，中國建築最重要的特徵是什麼嗎？」
我記不清當時具體說了什麼，年輕的我或許沒能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但這使我意識到，他實際上是在問：為什麼這一切看起來如此相似？這個問題讓我記憶猶新，引導著我在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我認為，只有當人們願意承認：很多中國建築看上去都很像，還有很多日本建築與中國建築相似。只有你願意承認這一點後，你才能更好地領悟，並開始真正的研究。也正是在我嘗試回答這個問題的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才開始開竅，知道了中國建築的研究該怎麼做，而這也是《中式建築的邊界》這本書的由來。
中國建築的力量令人驚嘆，故宮就是傑出的代表。這座建築的力量如此之大，在我看來，它比其他任何建築更能代表中國。當然，長城等也是建築，但在某種程度上，故宮才真正代表了中國，因為來自境外的人們看到故宮就像看到中國本身。
我在《中式建築的邊界》這本書的開篇寫道：是的，中國建築看起來很相似，因為它是可複製的，因為中國建築有《營造法式》，有手冊。直到20世紀，大多數中國建築還都是工匠而非建築師或設計師的作品。因此，中式建築能在悠久的歷史中保持高度一致性，其部分設計及建造原則都得到了延續與保存。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建造，這也意味著中國元素可以通過十分簡潔明了的木質建築在任何地方呈現。例如，在日本、朝鮮半島和蒙古國都能看到中式建築的身影，這是極其強大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談道，有時人們需要從中國以外的地方，觀察另一種傳統從中國傳統中汲取了什麼，以理解中國建築傳統本身最基本的元素。
夏南悉：我嘗試著在書中闡釋這個問題。在過去2000多年裡，中國的邊境線在每個世紀都會發生改變，而無論中國的疆域延伸多遠，中式建築都會出現在更遙遠的地方。我想看看，能在離中國多遠的地方找到中式建築：我考察了遼、金、元時期的建築，考察了北方（日本、朝鮮半島、蒙古國）甚至歐洲的建築。中式建築可以跨越國家和地區，人們通過建個涼亭或寶塔，就能夠在那裡呈現中國建築的形式和風格，這就是中國建築的力量。我的理解是，中國建築長期保持基本一致的形式和風格，且至今一直存在的原因，就是它的可複製性。這在其他文明的建築體系中是沒有的。如希臘建築，它有希臘風格、羅馬風格，以及布扎風格（Beaux-Arts，該詞為法語原文，即英語的「fine art」，美術），但其形式和風格並沒有延續幾千年。所以說，中國建築的力量十分強大，從建築的外在表現我們就能看出其最中國的地方，看出有哪些元素被複製了。
所以，現在開始寫《漢代》（Han Dynasty）時，我問自己，該怎麼寫呢？那就通過遼寧和內蒙古地區（而非西安或洛陽的）留存的漢代建築的例子，以及在中國之外的地方能找到的漢代建築來寫，後者所呈現的元素也十分豐富，並不亞於在中國境內的建築物。這也是當我嘗試開始動筆寫《中式建築的邊界》這本書時的思路。
孜孜不倦 十年磨一劍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介紹一下您現在的研究項目：「元：中國建築，蒙古統治者」（Yuan: Chinese Architecture, Mongol Patrons）和「從女真到金國」（From Jurchen to Jin）。
夏南悉：因為我對日本建築也很感興趣，所以經常被東北部所吸引。借引梁思成的觀點：遼代建築不同尋常，它十分強大。我十分認同，每次看到遼代建築時也有同樣感覺。遼代的廟宇框架最佳，現留存的遼代建築只有13座，其中非常純粹的木質建築只有9座，這些內容組成了我的《遼代建築》（Liao Architecture，1997）。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寫一個十分具體的主題。
這本書之後，我一直思考著寫一寫關於金代建築方面的研究，現在終於開始動筆了。此前，我曾寫過一篇相關的文章《淨土寺的金殿：尋找身份的建築》 （A Jin Hall at Jingtusi: Architecture in Search of Identity, 2003）。但是，金代建築沒有那種力量，這也是學界一直在探究的問題：為何金國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建造具有強大力量的中國建築呢？而遼國採納了中國建築的風格，不僅僅表現在其木質建築上。看看如今在內蒙古赤峰豎立的一座座寶塔，我們就能感受到這種力量，一種勢不可當的力量。
再來看元朝。我讀研究生時就開始學習元朝歷史了。當時在哈佛學的這門元史課，讓我在後來研究元代建築時有了一些背景知識。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可以去中國，所以我的畢業論文都是在書齋里完成的。羅森福（John M. Rosenfield，1924—2013）當時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他是一位研究日本佛教藝術的學者。一天，他問我：「你對元代感興趣？」我回答說：「是的。」「我們對忽必烈的宮殿還知之甚少呢！」他啟發性地說。
老師問得太妙了！當天晚上我就去了圖書館，在那找到了一篇朱啟鈐（1872—1964）的文章。就這樣，我通過朱啟鈐文章的注釋，以及旁邊書架上的更多書籍，找到了一些材料，大部分是20世紀30年代發表的關於元大都的文章。於是，我開始了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從某種程度上講，圖書館也是我最好的老師。那時還沒有用電腦，我翻著一張張檔案卡，在打字機上敲著字，用印度墨水寫著漢字。直到今天，我依然經常去圖書館，只要有可能，我都會看紙質版書。
我很幸運，在論文寫作期間，我在哈佛遇到了一位中國學者——徐苹芳教授。那是1979年左右，中國考古學家開始陸續來美訪學。我向徐教授介紹了自己正在做的研究，他給了我一些材料；回到中國後，徐教授又寄來了更多的材料。就這樣，我完成了論文寫作。當時，我積累了一份大約20座元代建築的清單，卻還未踏足中國。
在寫完論文後的40多年間，我不停地「回到」中國，到處走、到處看，考察中國建築，並在一座中國城市的框架內進行學習和研究。我選擇了北京，於是，我論文的一部分成了我的第一本書——《中國皇城規劃》（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1990）。第二本書是剛才提到的關於9座木質建築的《遼代建築》。與此同時，每次中國之行我都在尋找元代建築。為了研究元代建築，我踏遍了中國北方，從一座座城市開始，甚至還去了蒙古國的很多城市。不過直到2013年，我的蒙古國之行才成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目前有什麼中長期的研究計劃？
夏南悉：一直以來我對現代建築不怎麼了解，而學生們大多對現代建築感興趣。因此，疫情出現後的第一個暑假，我開始閱讀中國現代建築方面的材料，並通過網絡進行關於現代建築的研究。我不得不承認，藉助網絡研究現代建築比研究古建築容易得多。在古建築研究中，每一座建築都需要花大心思，得深入挖掘。雖然我們也可以看他人拍攝的一些照片，但那不是研究。2021年，在和學生們聊天時，我告訴他們：「我正在研究現代建築。」他們說：「那您開設這方面的課吧。」就這樣，我開了一門非正式的討論課。此外，我還在寫一本關於現代建築的小書，裡面討論了225座建築，大多數建於1840年至2020年之間。實際上，我還沒有去過書中談到的這些地方，我的一名中國學生幫忙拍照，然後發過來。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沒離開過「教」，也未停止過「學」。我又開了一門關於漢代考古的討論課，課程名稱是「漢朝生死」（Life and Death with Han China）。接下來，我可能會寫一本關於漢代建築或者漢代考古的書。此外，我對元朝，對忽必烈、成吉思汗一直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我或許會再去蒙古國作更多關於中式建築的考察。
研究對象掌握最終發言權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20世紀20年代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的中國第一代建築師。
夏南悉：在賓大，到處可以尋見梁思成的蹤跡。很幸運，我在賓大獲得了一份教職，自1982年以來一直在這兒從事教學與研究。我雖不在建築學院，梁思成們當年學習的樓也不復存在，但在梁思成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工作，本身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我也教建築方面的課程，特別是在講授中國建築時，每一位學生都很好奇，他們希望了解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事實上，不止梁林兩人，當時前前後後一共有20多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來賓大學建築，如楊廷寶（1901—1982）、童寯（1900—1983）、范文照（1893—1979）、陳植（1902—2001）等，他們回國後成了中國近現代建築發展的奠基人。我也非常認真地對待這段歷史，努力確保在賓大用正確的方式教授建築學。
你可能讀過一本書——《中國建築與布扎藝術》（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2011）。一開始是建築學院院長的倡議，然後建築學院的阿特金（Tony Atkin）、我，還有蓋蒂基金會的郭偉傑（Jeffrey W. Cody）參與了這個項目及該書的編寫。那是我首次了解第一代中國建築師，並第一次查閱他們的檔案。如今，這已成了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對此我還是想表達自己很幸運，在什麼環境中，你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談談您與中國同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夏南悉：我有非常好的中國同事。往年暑假我都會往中國跑，在那兒儘可能多待幾天。2022年春天，元代的書寫好了，但還缺34張插圖，於是聯繫了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的兩位很親密的同事，以及他們的學生和朋友。在他們的幫助下，現在書中所需插圖已全部齊了。
我覺得這就像一個循環，一個完整的循環：從1979年開始，當時在哈佛我遇到了徐苹芳教授並向他介紹我的論文，他給了我不少材料，到現在我的中國同事和其學生、朋友都在幫我收集書里的配圖。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青年學者有何建議？
夏南悉：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對自己的研究急於下結論。我認為，最沒勁的研究是在開始時就能預料到結論，而結果也確實如預期的那樣。我會對最後達到預期的結果存疑，我會說：「希望我的研究能引向出乎意料的結論。」
事實上，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在我的研究中。起初我認為，假設在中國歷史上有什麼外來建築能對中國建築產生影響並留下什麼蹤跡的話，那它必定是元朝。在開始研究元代建築的那一瞬間，我以為會在元代找到建築中的非中國元素，結果我沒有找到！中國建築的體系，它的適應性、靈活性，以及一座建築可以實現多種用途這一事實，意味著即使是元朝，即使有妙應寺白塔留存下來，它也在中國建築的規劃之內。中國建築有著強大到驚人的力量，即使是清真寺也深受其影響。
有時，在你開始研究某樣東西時，自以為知道大概的結論，而事實上，在研究過程中往往會有新的發現，而得出的結論也可能大相逕庭。所以，另一個方法論也一直伴隨著我，即研究對象本身。從本質上講，我是一名藝術史學家，而我的研究對象總是掌握著最終發言權。我可以讀上百篇文章，但如果研究對象實際展現出來的和我讀到的不一樣，我必須相信研究對象。我無法預知研究會將我引向何處。我所寫的很多東西都是在中國親眼所見，當我站在一座古建築前或古建築裡面時，總能學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我面前的建築必須有最後的話語權。對於藝術和建築，對於任何藝術史學家，實地考察是最重要的。照片只能是某人拍攝的一件作品，它無法給你什麼感覺，你需要看到真實的物品。我遇到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關於莫高窟的：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圖片，也藉此教了很多年的課。直到我來到莫高窟、站在壁畫面前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這些照片只是一張張小卡片，真實的壁畫展現出太多內容。
任何一名藝術史學家都會覺得他的材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還能有什麼比這更有趣的呢？從我到中國第一天起，中國、中國藝術和建築就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們比我的材料更神奇，好到甚至超出我的想像。這個領域充滿了巨大的力量，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始終強大而有力。
作者：褚國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