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把儒家分為先秦儒、漢唐儒、宋元明儒、清儒四個時期。錢穆的分法大致不差。錢穆又說：漢唐儒功在傳經，清儒功在釋經，宋元明儒則重聖賢更勝於重經典，重義理更勝於考據、訓詁。先秦以來是儒道對抗，宋以下則是儒釋對抗。 如果把錢先生的說法深入分析頗有問題，因為中庸是西漢作品，中庸已經摻入大量的老子思想，儒學經過中庸以及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尤其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家思想已經面目全非了。錢穆可能忽略了中庸的道家原素，道家原素好像間諜早已潛伏在儒家，其影響一直到宋明又潛伏在理學之中生根發芽，對儒學影響深遠。
錢穆認為宋明以來是儒釋對抗不太精準。嚴格來說宋明是儒道兩家合力對付佛學，但是理學家本身已經受道釋影響而不自知也！而當時學者很少人認為中庸是偽書，中庸混有大量道家思想。中庸成書年代，一般說法禮記是曾子傳給孔子先生子的孫子子思，子思撰寫禮記。這個說法歴來受到質疑。宋歐陽修除了從義理的角度批評禮記非儒家思想之外，還提出，孔子弟子三千人，如果中庸出自孔子，為什麼只有曾子知曉？為什麼只傳給子思？另外中庸有大量孟子的章句，又有書同文車同軌之語，可見中庸應該是西漢作品。
清學者姚際恆（註：清學者）對中庸的考據與批判：姚際恆認為中庸與孟子很多文字雷同，中庸略加修改，中庸之文抄自孟子，理由是：如果孟子引孔子、子思之言，必不會將兩人之名刪去，且孟子文句從未與其它經書雷同者，此處必是中庸取孟子之文字增入己說。
姚氏認為：
中庸：「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的「物」字為古人所不道。
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古人從未有人說人能「前知」。孔子只敢說「雖十世可知也。」學識靠學習，靠資料。 「前知」絕非儒家思想。
姚氏又解釋「中」字，孔子曰：「知者過之，遇，愚者不及也」，中是過猶不及的意思。而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姚氏說喜怒哀樂既然未發，有什麼「中」、「不中」的問題呢？既然未發怎麼會知道是「發而皆中節」？
中庸又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姚氏以為《孟子》「誠者，天之道」屬天而言：「思誠者，人之道」屬人而言，義理分明。今（中庸）加「不勉」數句以為聖人，則誠者亦屬人言矣。以人而已為天之道，義理舛，此作偽中庸語義，孟子從無此等語義。
其實「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根本是老子思想。是一種知識上的「不勞而獲的幻想」跟孔子：「學而時習之」、「入大廟每問事」的說法南轅北轍。
清學者姚際恆對中庸的批判：
姚際恆從考據、義理、比對多方面批評中庸，姚際恆曰：「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深賾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諧不類」、「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中庸之文獨繁而晦。」
崔述對於孔子對曾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一」是「忠恕而已矣。」（論語裡仁）宋儒朱子竟把「一」解釋成「萬理渾然」，結果「大抵儒者陳義患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對於「一」的解釋二千年後的朱子另闢新解而學者從之。崔述認為：「顧後人何其所好，不肯為之誤，必曲為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誤而不可挽」（洙四老信余錄卷之一）不肯追究到底，「必曲為彌縫」是中國讀書人的大毛病。研究老子者這種毛病最為嚴重。
其實中庸許多觀念來自老子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自明，不為而成。」
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至無為⋯」
以上的觀念在，理學家的論述中隨處可見，只是用不同的文字表述。
對於中庸，姚季恆的批評最為犀利：「偽中庸一味裝大冒頭，說大話⋯偽中庸之言，彌六合，遍宇宙，細按之，則枵然無有也，非言遠指近而何？」
這種批評完全適合用來批評中庸的思想源頭之一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