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
邊疆是個矛盾的地方。在人們心目中，它既危險又神聖，既匱乏而又潛藏著無窮的財富與希望，它經常被忽略，但有時又被深切關注，它既遙遠又切近。近代學術有一「覺醒」運動，即後現代主義學風對一切知識理性之建構保持懷疑，更直接揭露其（知識）被建構的過程。邊疆以及與之相關的邊緣、邊界，在此學風下成為新的研究重心與知識解構焦點。
譬如，近代世界許多地方皆經歷國族國家之建構過程，此過程也包括與國族邊緣及國家疆界有關的歷史與民族知識建構﹔在後現代主義風潮下，這些歷史與民族知識被解構，邊疆因此或常捲入相鄰之國間的疆界糾紛，或有統一及分離主義的衝突與對立。看來，近代典範的歷史與民族知識固然造成邊疆的邊緣性，但後現代主義知識也未必能使邊疆之地與人過得更好。主要問題在於，所謂後現代之「覺醒」經常是將他者「喚醒」，而非對自我身份認同與認知偏見的覺醒﹔「解構」常流於兩個政治文化主體相互解構，而邊疆依然為邊緣。
我嘗試在「華夏邊緣系列」——《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及《遊牧者的抉擇》等著作中展示一種對「邊疆」的觀看與解讀角度。
華夏與華夏邊緣的形成
在當代國族主義與國族國家研究中有一種「近代主義者觀點」，將當代所有民族國家及其內部之民族、少數民族、民族文化等皆視為近代建構。不得不承認，近代有一個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及相關歷史與文化知識的建構過程，然而這並不新穎。人類一直在創造「文化」，編造「歷史」，以符合或修正當代人群的政治社會組織與群體認同。然而，所謂「民族國家」（民族與國家的結合）並不是什麼新玩意，而是人類族群認同與政治社會組織結合的舊瓶新酒。簡單地說，人類群體常集體想像、記憶及相信大家有共同的「血緣」關係，以此根基情感來凝聚群體（族群、民族或國族），其目的在於宣稱、鞏固或擴張該群體的資源，界定可分享此資源的人群邊界。然而無論是族群、民族或國族，它們都是一個個的空殼子，它們需要借實質的政治社會組織才能遂行其維護、擴張共同資源的目的。在古今中外歷史上，無論是部落、部落聯盟、帝國，其內部都蘊含以共祖記憶來凝聚的族群（帝王家族、統治階層或貴族），它們都是族群與政治組織的結合。因此，「民族國家近代建構論」忽略了近代變遷的古代基礎，更忽略了這長程歷史中的人類生態變化。
關於華夏認同與華夏邊緣的出現，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便是距今約4000 年前後的氣候變遷對華北地區人類生態的影響。在此氣候乾冷化之影響下，內蒙古中南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絕大多數新石器晚期農業聚落都被人們放棄，而後在春秋戰國時再占居此地的是遊牧或半遊牧社會人群。在青海河湟地區，距今約3700年的本地辛店、卡約文化人群，放棄過去齊家文化人群那種長期定居、養豬、行農業的經濟生活，開始多養馬、牛、羊而經常遷徙。在西遼河流域，距今約3500年時，各地農業聚落與人類活動都減少，距今2900年左右出現以畜牧為主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混合經濟人群。顯然在這些原來便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的邊緣地區，突來的劣化氣候趕走了本地住民，或使他們成為相當依賴草食動物且定居程度低的農牧混合經濟人群。
對此我們還可作些補充。考古學者蘇秉琦先生曾提出，新石器時代晚期古文明在中國各地「滿天星斗」式地出現，以此主張中國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起源說」。這一點毫無疑問，且值得我們深切關注。然而，另一考古學者俞偉超先生曾注意到，在距今約4000年前後，許多中原之外新石器晚期及銅石並用時期的古文化都有突然夭折的現象。他認為，氣候變遷可能是造成此普遍性考古文化面貌變遷或中斷的原因之一。這些在距今4000年前後經歷消亡或重大變遷的中原之外的考古文化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至4000年）、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距今約4600至4000年）、長江中上游的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至4000年），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距今約4200至3700年）、遼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距今約4000至3500年）。然而相對於此的是，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在同一時間，二里頭、二里崗等考古文化所呈現的人類生態變化顯然是，人群間的衝突增加，防衛性建築出現，人群間財富與權力分配愈來愈不均，政治結構愈來愈龐大，終於在距今3600年左右出現了中央化的商王朝。簡言之，這是一個由「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過程。
「月明星稀」這比喻，對於居於核心之「月」並無歌頌褒揚之意。由人類生態角度看，我們對於文明有一種反思——文明是集中化政體、階序化社會產物，它靠著燃燒被剝削者的脂膏而發出光芒。「月明星稀」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星」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月光掩蓋。探索華夏及華夏邊緣之各個區域性人類生態體系，以及它們因互動而共構的人類生態體系，可以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整體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動態因素。
人類生態與華夏邊緣
人類生態是指人群所居環境、所行經濟生業及其社會結群（社會組織與群體認同）這三方面共構的生物社會體系。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人們對其之修飾、改造與邊界建構。經濟生業是指人們利用環境以獲得生存資源的種種生計手段，如漁、獵、農、牧、貿易等。社會結群則是人們為了在特定環境中行其經濟生業，以及為保護、分配、競爭領域和生存資源，而在群體中建構的種種社會組織（如家庭、部落、國家）以及相關的人群認同與區分（如性別、年齡、貴賤、聖俗群體，以及由家庭到民族的族群等）。
華夏帝國與華夏邊緣出現後，華夏帝國（更恰當的稱法應為「中原帝國」）本身便為一人類生態體系。秦漢長城成為一具體、實質的華夏邊緣，華夏以此隔阻北方畜牧化、武裝化人群南下爭奪生存資源。此情況導致長城以北各人群的全面遊牧化，並因此形成數個地域性人類生態體系﹔它們與華夏帝國間的互動，則形成了華夏帝國與華夏邊緣共構的人類生態體系。（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點擊「了解更多」獲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