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列夫·托爾斯泰逝世110周年，這位有著世界影響力的作家在生前就密切關注中國，而在托翁作品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的過程中，俄語翻譯家草嬰做出了巨大貢獻。
他曾花費20年獨自譯出400萬字《托爾斯泰小說全集》，力求將文學泰斗筆下的苦難意識、人道主義，展現於廣大讀者眼前。而他翻譯的托爾斯泰，被稱頌中譯文乾淨、簡練、不拖沓、有韻味，讀草嬰的譯文感覺「就像在讀托爾斯泰原著」。連著名作家馮驥才曾由衷感慨：「他叫我看到翻譯事業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處。」
在草嬰先生逝世5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攜精裝紀念版《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走進上海「最高書店」上海之巔讀書會，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徐振亞、作家孫甘露、詩人趙麗宏、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圍談，草嬰外孫張盛海作為特邀嘉賓出席，認為這一版本非常符合草嬰先生對列夫·托爾斯泰的尊重、對美好事物的追求。
草嬰原名盛峻峰，從15歲開始跟隨上海的俄國僑民學習俄語，後得到恩師姜椿芳的指引，迅速提高了俄語水平迅，進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大量翻譯實踐為他成長為一代翻譯大師奠定了堅實語言基礎。
上世紀五十年代，他翻譯的《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廣大讀者爭相傳閱。1956年，當時的文壇新秀王蒙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讓他的男一號林震以《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的女一號娜斯嘉為偶像，直接喊話「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
1989年伏案工作的草嬰
草嬰堅持「藝術為人生」的信條，有意識地選擇感情豐沛、發人深省的作品作為翻譯對象。他在青年時期就拜讀過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書中的人物形象、獨特結構、人道主義思想等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堅持每天翻譯千字，不貪多，不求快，以高質量地傳神表達為本。草嬰嚴謹的翻譯態度在翻譯界有口皆碑。一般翻譯一本書，他先把原作看過幾遍甚至十幾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關係，所有情節起源，甚至做卡片。
比如，為了讓自己完全沉浸在托翁構築的人物世界裡，他將《戰爭與和平》出現的所有559位人物梳理成559張卡片，將每個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特點寫在上面，他本人就像導演一樣，今天誰出場，要翻譯哪一段，每個出場人物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爛熟於心。因為他期待用譯筆傳遞經典的深邃與美妙，培養人和人之間美好的感情。
「畢業後，我到《萌芽》當編輯，有位同事盛姍姍，後來知道她是草嬰的女兒。有一天她跟我講，她爸爸在翻托爾斯泰全集，當時還難以置信，把千萬字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啊？」趙麗宏追憶說，他印象中的草嬰先生，說話慢聲細語，瘦小的身軀里卻隱藏了巨大能量，堪稱「橋樑」和「脊樑」。他記得十幾年前和草嬰參加畫展活動，結束後一位中年婦女讀者拿著一本《復活》請草嬰簽名，連身道謝：「草嬰老師謝謝你！把托爾斯泰的書翻譯給我們看。」
草嬰曾直言，譯者不是「傳聲筒」，也不是「翻譯機器」，文學翻譯更需要感情共鳴，只有感情被打動了，才能融入原著氛圍中。
孫甘露舉了個例子，文學作品的翻譯確實很微妙，以前上海作家陳村寫過一篇文章，比較過草嬰和周揚的譯本，一個說安娜「孩子般地哭了」，一個說安娜「天真地哭了」。像安娜·卡列尼娜這樣一個人，她會天真地哭嗎？還是「孩子般地哭」更準確？「我不是比較準確和優劣，翻譯這個事情見仁見智。我覺得這個差異恰恰有助於我們理解，幫助我們更準確、更深入、更豐富理 解作品。」
草嬰喜歡藝術，常常說藝術都是想通的。他喜歡古典音樂，而且和列夫·托爾斯泰一樣，都喜歡柴科夫斯基。晚飯後他常常聽聽唱片，完成一段翻譯後他會大聲朗讀，有時還請專業的播音朗讀，以求譯文文字通順、節奏適合。家裡有大小不等的人物或動物塑像，他翻譯的人物形象立體可感，仿佛就在眼前，或許與他長期細緻地觀察這些塑像有一定關係。
從1852年發表處女作《童年》至離開人世，列夫·托爾斯泰的創作生涯持續58年。草嬰從1964年出版譯著《高加索故事》至1977年出版12卷集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將約三分之一的生命獻給了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翻譯事業。
不少專家也談到，巴金在晚年多次表達對列夫·托爾斯泰其人其書的欣賞，他很關心和支持草嬰的翻譯工作，把自己的藏書借給草嬰參考，草嬰在翻譯俄語原著的同時，也參考了世界公認的英譯本。
作者：許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