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所意識」是美國文學空間研究領軍學者羅伯特·塔利提出的重要概念，他想表達的是人們對「處所」有所意識的精神狀態，這裡的「處所」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處所，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點，而這種對「處所」的主導意識是焦慮與恐慌。
女性對「處所」的焦慮與自我的覺醒往往相伴而生。在文學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大眾較為熟知的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便是如此，當她意識到自己在「家」——這個並不真正屬於她的「處所」中如同玩偶一般時，便毅然決然地離開溫暖舒適的家。儘管魯迅先生並不看好娜拉的出走，認為她出走後無非兩種結局：不是回來，就是墮落。但若將娜拉的故事移到當代，那麼她的「處所焦慮」有無消解的可能呢？
《三十而已》中的「處所焦慮」
在剛剛落下帷幕的電視劇《三十而已》中，王漫妮、鍾曉芹、顧佳三位女性有其各自的「處所焦慮」。漫妮從小鎮來到上海打拚事業，期待能夠在上海擁有一個家，卻只能在她租住的房間露台上，感受魔都的喧囂與繁華。儘管收入不低、品味不俗，但她無法迴避內心的巨大焦慮：無法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處所。可是，當她後來回到老家，開始過安定日子時，她的「處所焦慮」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得更為強烈。可以說，漫妮是通過不斷地「出走」來消解自己的「處所焦慮」的，而不同形式的「出走」意味著她不斷地找尋與提升自身價值。
曉芹作為有房一族，她真正的焦慮是：無法在婚姻生活中找到存在感。曉芹與陳嶼在爭吵後離婚踏上自由之路的情節，有點類似娜拉出走，其背後的邏輯是：離開家，是因為發現婚姻是自己不幸的根源，更確切地說，是認為自己的伴侶是問題所在。與娜拉不同的是，曉芹在離婚時並沒有特別意識到自已的不成熟與不獨立，她在離婚後其實是經歷了一段個人成長，在獨自應對生活瑣事的過程中，她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問題。所以曉芹的「處所焦慮」最後消解於她對個人成熟度不足的深刻反省以及走向人格獨立的過程。
顧佳的「處所焦慮」最為深重，家是她守護的戰場，是需要不斷升級的堡壘，精心布置的處所背後是不安的內心。而她看似完美的婚姻歸根結底是一場單打獨鬥。在經歷了丈夫出軌、煙花廠爆炸、被迫處理房產後，顧佳也完成了個人的成長與蛻變。但她的成長區別於漫妮與曉芹的，既不是自身價值的提升，也不是成熟度的增加，而是一種視角的變化，即一切從家人出發，轉變為從自我出發。換言之，她的「處所焦慮」消解於重新關注自我並完成對自我的超越。
這三位女性的「處所焦慮」在當下都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處所焦慮」從表層上是女性在某個處所之內感到的恐慌與陌生，她意識到，這不是屬於自己的地方，要逃離這個地方。其真實內里則是，在面對大齡、戀愛、事業、婚姻以及育兒問題時，女性生出的莫名的不安與絕望，它當然不只是30歲的已婚或未婚的女性的困擾，而是像滾雪球般出現在女性的不同成長階段，又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女性的選擇，以及她們對待親密關係的態度。然而這種帶有普遍性的焦慮的源頭在哪兒呢？
「家」的內部存在著內在的不安
法國思想家、文學批評家、女性主義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分析弗洛伊德1919年的名篇《暗恐》時特別指出，在「家」的內部，存在著一種內在的不安，也就是說，我們熟悉的「家」中含有令人惴惴不安的東西，這種東西來自自己的過去。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它很可能是童年的創傷與遭遇。這種由原生家庭而來的不安感在顧佳身上體現得最淋漓盡致，她過於強烈的保護欲與謀求更好生活的意願，源自母親病重時缺乏金錢醫治帶給她的童年創傷。而消除這種創傷後遺症的最好方式是發現它，即讓自身中被壓抑的「恐懼」浮現出來。
德國猶太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馬丁·布伯認為，世界的本質是關係，這種關係的本質是「我-你」，「我」與「你」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動態的，是在相遇過程中的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而人須得在關係中實現超越。漫妮的「處所焦慮」源自她功利主義的擇偶觀，用馬丁·布伯的話來說，是一種「我」和「你」的對立態度，即與我產生關聯的一切都淪為了我想要去經驗、利用的對象，是我滿足我之需要、我之利益的工具。漫妮有極其明確的擇偶標準，若未達其標準便會在她的人生中被刪除，這一套擇偶觀看上去坦率又果敢，但實際上是將擇偶對象僅僅作為「物」來看待，即她所設定標準下的填充物。（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點擊「了解更多」獲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