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教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它產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興盛於「文化大革命」前後，消泯於二十世紀末。它是一支龐大的教師隊伍，曾是教育戰線的主力軍，很值得追憶。
民辦教師並非是民辦學校的老師，而是國辦中小學教師的一部分。相對於國家發工資的公辦教師而言，它不掙工資，是僅靠生產隊的工分和少許的國家生活補貼而生存的一支教師隊伍。它在建國初期和「文革」期間教師資源青黃不接的情況下，起到了教育戰線「擎天柱」的作用，為共和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新中國建國伊始，百廢待興，教育事業也亟待發展。舊社會勞苦大眾沒有上學的機會，解放後掃盲的任務顯得特別艱巨。當時的教育分兩種類：一是全日制學校，幾乎村村都辦小學，這就需要大批的教師。師資的來源，除了解放前遺留下的教師以外，又錄用了一批新教師。因仍不滿足需要，又招聘了部分代課教師。這些代課教師，就是民辦教師的前身。另一類教育就是成人教育，主要是掃除文盲。成年男子組成的掃盲班叫掃盲夜校，成年女子組成的掃盲班叫識字班，一般在晚上上課學習。擔任掃盲班、識字班的教師，在互助組時以工換工，到初級社時以工分作為教學者的報酬，這支隊伍也是民辦教師的前身。
1958年，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照耀下，教育事業破常規地發展。縣城辦起工業大學、農業大學、林業大學等各種「大家來學」的所謂大學，公社辦初中或高中，這就需要大批教師。師資匱乏，只能徵用小學或高級小學的教師到中學或「大學」任教。如此以來，農村小學的師資嚴重缺員，生產隊只得安排代課教師或掃盲班的教師以及高小或初中畢業生擔任教師，由生產隊支付工分作為教學者的報酬。國家承認這部分教師的存在，每月發給二至四元的生活補貼費，這便正式產生了民辦教師。1963年，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策下，益都縣(青州市前稱)削減教職工570多名，其中131人由公辦教師轉為民辦教師。
「文革」前夕，上級號召小學戴帽辦高小。「文革」期間，教育畸形發展，為了普及初中教育，為了學生就近走讀，要求有條件的村子自辦初中，沒有條件的村子可以幾個村子聯合辦初中，因居多是聯辦，所以當時的初中叫「聯中」。學校驟然增多，「文革」中的師範院校又停止了招生，師資自然是嚴重不足。好在這時候，每個村都有六十年代初期畢業的初中生或高中生，這些人順理成章地就成了民辦教師。
1968年，因「侯王建議」，益都縣1400多名公辦小學教師調回原籍，不少生產隊的教師過剩，便轉為社員參加生產勞動。有些村子教師極缺，像是山區的楊集公社竟連一名公辦教師也沒有，這些缺乏師資的社隊只能青一色地任用民辦教師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教師的聘用比較寬鬆，只要識字，成份高點也無所謂。後來嚴格了，除了有一定文化知識，還必須政治思想好、出身成份好的人才可任用。「文革」期間，特別重視出身成份，必須是貧下中農子女才能擔任民辦教師。除非有些科目無人勝任才放寬任用尺度，才准許「社會關係清楚」的人加入民辦教師隊伍。這期間，民辦教師是教師隊伍的主體，據1976年統計，益都縣有小學教師4300名，中學教師2700名，總計7000人的教師隊伍，民辦教師就有3900名，占總數的55%以上。公辦教師年齡偏大，教學經驗豐富，一般成為學校的負責人，在小學稱主任教師，在中心小學或聯中一般是校長、教務主任或總務主任。不言而喻，上講台的一線教師只能是比較年輕的民辦教師了。
「文革」中，為了貫徹「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短」的最高指示，小學(含高小)由六年改為五年，初中由三年改為兩年。因為小學五年級畢業後全部升入初中，人們習慣稱初中為六年級、七年級。我是1968年底由業餘掃盲教師轉入全日制學校的。入伍後擔任七年級兩個班的數學課和工業基礎知識課(相當於物理、化學的內容)，另外兼任美術課、勞動課和教具製作，任務的繁重可想而知。好在當時初中畢業升高中不須考試，只靠貧下中農推薦，教師沒有升學壓力，否則，如此多的科目是不堪重負的。
所有的課程中，勞動課是最容易出成績的。我所在的聯中規模不大，卻打理得井井有條，被公社當作樣板學校。「文革」中凡事提倡自力更生，學生用的課桌、教師用的講台，全由師生動手製作。用鋼筋水泥製成桌面，貼了紙胎，表面塗了清漆，水泥課桌與木製課桌看上去一般無二，改變了「土屋子、泥台子」的落後現狀。在勤工儉學中，學校修建了沼氣池，解決了晚自習照明問題，還節約了伙房用煤。學校開闢了小農場，進行小麥品種對比試驗，為生產隊選用良種提供借鑑。學校飼養場的任務最艱巨，因是動物天天要吃東西，天天要有師生司理。雞、兔子養好了怕被人偷去，師生們開動腦筋，用扒墳的磚在地下砌成肚大口小的窖，做為兔舍，窖口安門加鎖防盜，裡面陰涼寬敞，很適宜家兔生長，家兔賣出後解決了學生的書費來源。因是「辦學出色」，公社曾在這個學校召開過小農場現場會、沼汽現場會、飼養現場會和毛澤東思想宣傳現場會等多次會議。校長也曾多次到縣裡介紹經驗，戴過紅花。
「文革」期間，校校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主要任務是自編自演文藝節目，宣傳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宣傳好人好事，配合政治運功開展大批判等。師生用課餘時間排練節目，節目送到田間地頭，為農民演出。社員大會、重要節日或集會，宣傳隊都得化妝演出。校外的黑板報、宣傳欄也由學校負責定期更換。滿街的毛主席語錄牌、街口的偉人像塔、各戶的大門楹聯以及「忠」字窗花，也是年輕的民辦教師完成的。民辦教師因一半是教師一半是社員，生產隊調用起來很隨便。
民辦教師的待遇是享受同等勞力的平均收入：即所在生產隊同性別同年齡段的勞力每年分多少糧食多少錢，民辦教師也分得等量的錢與糧。同在一個學校任教，同教一樣的課程，待遇卻因隊而異，生產好的隊收入多，生產落後的隊只能自認倒霉了。「文革」中、後期，國家對民辦教師的補貼有所提高，小學教師增至每月五元，中學教師增至每月八元。錢能不能到手，要看生產隊的態度。有的生產隊領到民辦教師的補貼後，扣除六元，只發給教師兩元，且年終才能兌現兩元，理由是要與社員同工同酬。民辦教師稍有意見，隊長就念毛主席語錄，說「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並且放風說，誰不願意教學，誰就去修梯田挖水庫。暑假期間，縣教育局舉辦民辦教師業務培訓班，生產隊藉口農活忙不准誰去誰就不能去。不參加業務培訓，校長和公社教育組不滿意，時不時地提出批評。忍氣吞聲的民辦教師，寧可得罪校長，也不敢得罪生產隊，因為生產隊掌握著生殺大權，任免全由隊里說了算。
民辦教師的隊伍雖然龐大，但不穩定。出身成份好的民辦教師隨時都可以轉行，有的到生產隊當隊長、會計或保管，有的當大隊長，還有的榮升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更有的轉入了吃「皇糧」的工廠或供銷社。當時流傳著一句話，是領導鼓勵民辦教師掛在嘴頭上的：「你們好好干，干好了提拔你到供銷社站櫃檯！」這話，今天聽起來滑稽，當時可是很實際的。干供銷社輕快、掙錢多，在物資緊缺的情況下買啥有啥，那可是人間天堂。我有一個同事，是1960年擔任民辦教師的，工作積極，教學很出色，是學校唯一的黨員，在教師隊伍中可謂巾幗英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她被調入造紙廠工作。這可是一步登天，民辦教師每月才領幾元錢，而紙廠工人每月不下三四十元，更別說是榮任紙廠的領導了。亦工亦農，工廠里發著工資，生產隊那份收入又照領不誤，誰不羨慕？
1977年恢復高考，一大批老三屆高中畢業的民辦教師考入了大專院校，中小學師資一度空缺。好在「文革」中保送的高中生補了缺，但是，這批教師缺乏真才實學，教學水平明顯降低了。在高考恢復的同時，中小學步入了正規，上級開始抓教學質量，群眾看重升學率。此時的民辦教師隊伍可謂大浪淘沙，有真才實學的成為教學骨幹，濫竽充數的只能退避三舍了。
土地承包到戶後，生產隊名存實亡，不再以工分酬勞。民辦教師既要教學，又要種地，苦不堪言。不少民辦教師眼見左鄰右舍富了起來，不再安心教學，紛紛棄教學去務農或經商。這也難怪，許多民辦教師幹了半輩子，幾乎一無所有，尤其子女到了婚配年齡，要蓋房娶媳婦，需要一大宗錢。錢從何來？只能辭職去下海。這部分人教學經驗豐富，大都是教學骨幹，他們的離去對教育是很大的損失。儘管上級一再強調要穩定民辦教師隊伍，採取了提高補貼、陸續轉民辦為公辦的措施，仍不能扼制民辦教師的流失。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教育事業的恢復發展，師範院校畢業生陸續增多，公辦教師的後備軍日漸壯大。這時，民辦教師的待遇相對提高，加上高中畢業生日趨增多，工作機會少，民辦教師又成了熱門。但上級已經行文，不准再招收民辦教師。原有的民辦教師重新登記造冊，由縣教育局統一管理，由地區教育局備案。同時，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的機會越來越多。師範招收民師班，上級不斷下達民轉公指標，補充公辦教師的自然減員。隨著公辦教師隊伍的日益壯大，民辦教師隊伍日漸萎縮了。上世紀末，民辦教師經考核全部轉為公辦教師。個別超齡且又教齡短的也辦理了民辦教師退養手續。至此，民辦教師這個名詞銷聲匿跡了。時值社辦企業下馬，工人陸續下崗，許多從教育「跳槽」的人員後悔莫及，紛紛要求回到教育戰線，可惜甘蔗沒有兩頭甜，上級早把返回教師隊伍的大門堵死了。
民辦教師這個特定的職業、特殊的群體，經過了五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歷史舞台。這也是好事，它說明了國家的富強，說明了教育的發展，說明了社會的進步，很值得慶幸。 （劉繼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