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article）是博物館展示的核心要素，也是它傳播文化所依靠的重要媒介。然而，在博物館以「秩序」之名對物品進行展示，以達到教育公民和服務國家的效果時，它無疑會按某種標準將物品轉化為「展品」（showpiece），從而構成一種承載權力和現實意義的景觀來對公眾實施規訓。在此過程中，被置於展廳中的物品往往會因其脫離了原始語境而失去了「原真性」（authenticity），並且當它在以被重構了的身份從事知識生產和主體建構時，其所構成的文化景觀也並非是一種完整的「真實」。
提高展示的形式來再現「真實」
如果說城市是一組建築物的集合，那麼博物館便是一組物品的集合。物品在博物館中實則是一種「回歸過去」的表征——它既賦予了博物館權威和神聖感，同時也在聚光燈的照射下為人們展現了傳奇的色彩。
就物品的展示而言，當博物館在管理和利用各類物品時，首先就要對原物進行身份轉換，即使之脫離原有的歷史背景，從而成為帶有現實意義的媒介，因為博物館作為一個以「過去」為內容的文化機構，它所面對的是一個沒有邊界的「文化雜燴」，所以博物館很難將各種物件直接挪用，而只能根據展覽主旨來對其進行選擇、拋棄和改造，正如艾塞克斯大學藝術史系教授彼得·弗格（Peter Vergo）所認為的，物品是根據特定目的被篩選出來進行展示的。
當博物館站在某一立場取消了物品原有的意義和使用價值時，它便成了特定時間在當下空間中的結晶和文化象徵，而這一現象也印證了馬克思所說的「異化」——物品一旦帶著現實意義參與了迎合教育、市場和意識形態的文化生產，其原真性就會被弱化進而發生嬗變。具體來說，當策展方將物品從原有語境中提出，並按一定原則通過各種方式將其擺在展廳中時，該物的「本我」就會改變，即它會在顯現自己部分原初事件的同時，通過與他者的碰撞形成一個徹底歷史化的物與人的總體秩序，這一秩序使人無意識地走進從物品到展品之轉化所無限放大的「歷史」。
被構建的文化景觀
在博物館展覽中，物品無形中變成了敘事性的「展品」，並且它會圍繞相關的主題和目標來參與觀念和情感的生產，就好比一幅中世紀的油畫，原本是安置在教堂中，而一旦它脫離了原初語境並為展覽主題服務時，其宗教內涵就會變得暗淡無光。在此，展示的「真實」仿佛是被設計的——展覽本身就是一種闡釋行為，選擇和擺放物件的過程實質就是一種虛構。當下，博物館展示已不再像16和17世紀那樣僅是獨立物件的個體集合，而是成為了帶有特定意義的文化景觀。
根據行為地理學的說法，「景觀」存在於現象環境（phenomenal environment）與行為環境（behavioral environment）中。就博物館來說，它顯然歸屬後者這一按人類價值準則所構成的環境，因為只有被人類認可為「可觀賞」的客體才能進入展廳，並同觀眾形成看與被看的關係，從而完成價值交換。在此，所選物聚成的景觀，構成了博物館引人注目的核心，而由於它隱含著一種「被凝視」的特性，所以這與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提出的「社會景觀」（spectacle）有著更多的耦合。
德波提出的「社會景觀」是指為取代存在而刻意「製造」的表象，其詞源為拉丁文，意思是與視覺相關的「觀看」與「被看」。如果將博物館的內容和結構看作一組豐富的文本，那麼展示則是在視覺上使其客體化的重要表述，即它是在空間內以物為媒介，並圍繞某個主題採用各種形式所組成的展品群落。所以，展示本身雖無形，但其所構成的「景觀」卻是一種規則，換言之，博物館的視覺圖景也可視之為米切爾（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所說的那種「經由文化調解」的景象，就像他所主張的，「景觀」應作為一個動詞來理解。
展示的「真實性」
展示是一系列行為化的產物，其效果不免會受到組織方、贊助商和媒體等施為主體的影響和制約，正如後馬克思主義學者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所言：「我們不僅要關注博物館都展示了什麼，而且還要關注都有誰參與了展示及其過程」。博物館展示代表著一種立場和裁決，它並非簡單地發表客觀描述或形式邏輯的聚合體，而是要生產含有主觀因子的表象，並根據歷史上具體的特定視角來確定價值和意義。
例如在肖恩·利維（Shawn Levy）2006年所執導的影片《博物館奇妙夜》中，位於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莊嚴的大廳里，幾乎陳列著這個世界上所有令人驚奇的事物，而當這一切被並置在所建構的語境中時，它們就無形中變成了生動的展品和標本，並為這個公共機構服務。其中，最令觀眾印象深刻的當屬由威廉士所扮演的「西奧多·羅斯福」—— 在白天時只是一尊蠟像，他的歷史由解說員訴說，而當夜幕降臨，復活了的羅斯福則穿梭在博物館中，站在遠方凝視著印第安美女薩卡加維亞，甚至於危難中拯救了她，從而收穫愛情。這一幕儘管有著喜劇色彩，但很少人能想到，正是這位美國第26任總統在歷史上曾說過，「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這樣的言論。這一幕雖說以戲謔的手法模糊了真實歷史，但它卻以巧妙的方式復活了美國現實社會的價值觀：印地安人和美國西部只有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保護和照耀下才會幸福。可見，博物館雖承載著許多歷史和藝術，可它們顯然與原初記載有所出入—— 在治理機制的選擇和建構下，它們僅僅是被整合在了現代性發展鏈條上的歷史符號，並在轉喻時被賦予了新意義，從而訴說著新的「歷史」，闡釋著國家意識形態。（作者：宋厚鵬 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了解更多」 獲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