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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得益於二名法（屬名和種小名）的確立，使得很多人名有了進入另一領域的機會：誰能想到Metallica變成了黃蜂（Metallichneumon Neurospastarchus），Pink Floyd搖身一變成為了蝦（Synalpheus pinkfloydi），Lou Reed也擁有了蜘蛛的名號（Loureedia）？
是人名還是名人，我覺得這真的不重要——能夠讓一些稀有罕見物種進入公眾認知領域，這就是其積極意義之一。當然了，黃蜂和蜘蛛才不理會你們人類的事情，只有命名學的反哺：在一個速朽的時代，「天下誰人不識君」或許只是個假象。未來如果沒有人了解卡戴珊，或許一隻甲蟲會開啟你的奇幻之旅呢。
大衛·鮑伊（David Bowie）和碧昂斯（Beyoncé）從未同台獻藝，但是他們共同享有一項特殊的榮譽，他們的名字都被學者用來給稀有物種命名。鮑伊，來自英國的搖滾教父、流行教父，如今他在高腳蛛屬（Heteropoda）之下一種蜘蛛的學名中永生（Heteropoda Davidbowie）。
「大衛·鮑伊蜘蛛」與大衛·鮑伊本人。 © Folkert Hindriks / Pinterest
碧昂斯，美國流行R&B巨星，自從21世紀初以來就一直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正如當年全盛時期的鮑伊。而她的名字被學者拿來給一種馬蠅命名，即碧昂斯馬蠅（Scaptia Beyoncae）。2011年，布萊恩·萊瑟德（Bryan Lessard）和大衛·耶茨（David Yeates）一共向澳大利亞的馬蠅屬（Scaptia）中添加了5個新物種，碧昂斯馬蠅就是其中之一。
迄今為止，科學家們只獲得了該物種的3個標本，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間，它們都只能被陳列在博物館中「尚未確定物種」的那一個分區。不過，今天的科學家們已經將該物種與其近親區分開了，並宣布發現新物種。之所以碧昂斯馬蠅可以與其他種類的馬蠅區分開，是因為「其第四背板（Tergite Four Onwards）上明顯的金色絨毛」。
或者換個不那麼學術的說法，就是它們圓潤、金黃的美臀。
「碧昂斯馬蠅」與碧昂斯本人。對於這種命名方法來說，最美好、最浪漫的未來就是：這種用名人為物種命名的方式就像一種「彩蛋」，讓學者可以隨著各種線索把不同的物種與不同的人物故事聯繫起來，也讓發現這些彩蛋學者能會心一笑。 © Research Gate & sheknows
當萊瑟德和耶茨在解釋「Beyoncae」一詞的詞源時，他們說「這種特殊的稱呼就是因碧昂斯而命名」。不過各大媒體在宣傳時都沒有忘記明示或暗示這種昆蟲與碧昂斯臀部之間的關係——畢竟她一向喜愛金色的服裝，並且從不忌憚用服裝修飾自己身體的前後曲線。
這種命名方法是否說明科學家的品味很糟糕呢？也許是，不過也別忘了，科學家們和大多數人一樣，都在模糊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間的界限。特別要指出的是，早在2001年，美國流行R&B組合「真命天女」（Destiny's Child）就推出了一首名為「臀色可餐」（Bootylicious）的單曲，時任主唱的碧昂斯曾經熱情地歌頌自己的臀部。如此看來，碧昂斯馬蠅以及這個名字的解釋，想必是與藝術家本人對臀部的喜愛之情不謀而合。
為什麼科學範疇內的名稱（或者科學範疇以外的名稱）必須是去人格化的、嚴肅的，並且是只表達其功能性的呢？
當然了，並不只是音樂家的名字可以為生物命名。科學家對這種跨界文化似乎很感興趣，而且他們還做到了讓這種命名雅俗共賞。比如把漫畫家加里·拉爾森（Gary Larson）的名字安到一種虱子的頭上，其學名為「Strigiphilus garylarsoni」。（譯者註：目前尚無通用中文譯名。）
「加里·拉爾森虱」與加里·拉爾森的漫畫。 © Phthiraptera.info & Pinterest
電視主持人、脫口秀演員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和史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的名字分別被用於給一種黃蜂和一種蜘蛛命名，學名分別是「Aleiodes Stewarti」、「Aptostichus Stephencolberti」。
「斯圖爾特黃蜂」與喬恩·斯圖爾特本人。 © Research Gate & Comedy Center
「史蒂芬·科爾伯特蜘蛛」，與史蒂芬·科爾伯特本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己的節目上調侃自己是蜘蛛時還配錯了圖。 © Wikipedia & Huffinton Post
運動員也有自己的同名物種，比如一朗黃蜂（Diolcogaster ichiroi）就得名於日本職業棒球運動員鈴木一郎，這位選手保有大聯盟單季最多安打262支的紀錄。幻想小說家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的名字被用來為一種海龜化石命名，學名為「Psephophorus Terrypratchetti」。之所以這樣命名其實不無道理，要知道，普拉切特的系列小說都發生在一個叫做「碟形世界」（Discworld）的地方：四隻巨象托起了一個扁平的星球，而巨象又站在一隻巨龜的背上，巨龜背著這個世界在星際空間裡遨遊。
© Den of Geek
另一位小說家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也獲此殊榮。他的故事中出現了一頭名為「莫比迪克」（Moby Dick）的巨型白鯨，因此他的名字就被用來為一種巨大的抹香鯨化石命名，也就是「梅氏利維坦鯨」或「梅爾維爾鯨」（Livyatan Melvillei）。至於梅氏利維坦鯨是不是白鯨，我們無法從化石中找到答案，但它的體型足夠大了：它的體長相當於兩頭今天的虎鯨，其體型絕不輸給任何曾經主宰地球的掠食者。（有人曾經指出，如果梅爾維爾活到今天一定會感到安慰。因為小說《白鯨》從商業角度講是失敗的，在梅爾維爾有生之年，美國的評論家、批評家們一直認為他不過是美國文壇的一粒不起眼的石子罷了。）
另一位作家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如今是一種蜘蛛的名字，「Bagheera Kiplingi」。而這個命名還一語雙關，既來自於吉卜林本人，也來自他著作中的人物，因為「Bagheera」一詞出自《叢林奇談》（The Jungle Book）中主人公毛克利（Mowgli）的好朋友，黑豹巴格希拉（Bagheera）。
電影演員凱特·溫斯萊特（Kate Winslet）和阿諾·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也都有自己的甲蟲，學名分別是「Agra Katewinsletae」、「Agra Schwarzeneggeri」。以施瓦辛格命名的甲蟲腿上還有類似二頭肌一樣的隆起。
「凱特·溫斯萊特甲蟲」與凱特·溫斯萊特本人。 © BBC
「施瓦辛格甲蟲」與阿諾·施瓦辛格本人。 © BBC
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名字給了一種翼龍化石，學名「Coloborhynchus Spielbergi」。教皇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的名字則給了一種長角甲蟲，學名「Aegomorphus Wojtylai」。（譯者註：此處「Wojtylai」一詞來自教皇的波蘭語本名「Karol Józef Wojtyła」。）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二位的名字首次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總之，如果要列個單子出來，那真的是一張永無止境的名單，因為科學家們還不斷在用名人命名新的生物，以目前的速度來看，大約每周就會出現一個。
至於使用人名來命名是不是一個好主意，分類學者們（以及其他科學家們）在此問題上還存有爭議。他們中的一些人希望為科學家保留命名權，但會覺得無論碧昂斯和大衛·鮑伊（僅舉例）在音樂或其他領域有怎樣的貢獻，他們與生物學都毫無關係，因此他們的名字不應該出現在科學領域的專業術語中。更有一些人極力支持此觀點，並指出人們不應該這樣去討好名人，無論是口頭的阿諛，還是這種特殊的奉承。這些人認為，現代社會太痴迷於那些不是英雄的普通工作者了，這些人的工作有些是打棒球，有些是面對鏡頭開玩笑，或者假扮穿越時光的機器人殺手。（以免有些讀者已經想不起筆者在說什麼，提醒一下，剛剛說的是施瓦辛格的《終結者》系列電影。）
無論是上述兩種觀點中的哪一種，其實都並非要禁止科學家成為碧昂斯或者鈴木一郎的粉絲。只不過，這兩種觀點都希望科學家可以把自己對追星的熱情與自己對科學探索的熱情分隔開來。
但是，這樣的觀點站得住腳嗎？
為什麼科學範疇內的名稱（或者科學範疇以外的名稱）必須是去人格化的、嚴肅的，並且是只表達其功能性的呢？為什麼科學家就不可以沉浸在自己的熱情中呢——無論是哪一種熱情，又有何不可呢？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碧昂斯馬蠅這個名字意識到科學術語也可以是金色的，而不只是以往的黑白灰呢？
把碧昂斯馬蠅帶入大眾視野，把物種發現工作帶入大眾視野，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現代西方社會，我們的政府削減公眾科研經費、削減大學經費、削減圖書館經費。而分類學永遠都是所有資金短缺的研究中最岌岌可危的那一個。 © Twitter / @BrytheFlyGuy
還有一種反對「碧昂斯馬蠅」及類似命名的論調認為，名人命名法讓物種學名變得瑣碎無規律，同時讓物種發現的相關科學、生物系統學看起來像是開玩笑。對大眾來說，這些學科看起來就像一場並不重要的鬧劇。
應該說這種擔憂是合理的，不過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提出，恰恰是名人命名法才讓物種發現的相關學科真正進入了大眾視野，幾乎不會有其他方法能起到如此有效的宣傳作用。
例如，權威音樂雜誌《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就刊登了有關碧昂斯馬蠅的文章，還列舉了一大串名人與各自相對應的生物：羅伊·奧比森（Roy Orbison）的甲蟲、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的等足目生物（Isopoda）、傑里·加西亞 （Jerry Garcia）的蟑螂、馬克·諾弗勒（Mark Knopfler）的恐龍。基思·理查茲（Keith Richards）、保羅·西蒙（Paul Simon）、亞特·加芬克爾（Art Garfunkel），還有披頭士樂隊（Beatles）的每一位成員都有各自命名的三葉蟲（Trilobita）。當然了，雖然《滾石雜誌》意外地和《澳大利亞昆蟲學雜誌》（Australian Journal of Entomology）產生了交集，但這個交集其實也並不大。
（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lists/rock-roll-animals-22-weird-creatures-named-after-superstars-162911/scaptia-beyonceae-beyonce-horse-fly-53506/）
把碧昂斯馬蠅帶入大眾視野，或者把物種發現工作帶入大眾視野，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現代西方社會，我們的政府削減公眾科研經費、削減大學經費、削減圖書館經費。而分類學永遠都是所有資金短缺的研究中最岌岌可危的那一個。那些藏有生物標本的博物館有時會因為資金不足而無法向公眾敞開大門，甚至無力保護館藏標本免受天災破壞。
2018年9月2日，巴西國家博物館發生嚴重火災，並因此倒塌，近九成的藏品被燒毀。這次悲劇最重要的一大原因就是長期資金短缺，最終積重難返——舉例來說，作為一家博物館，在火災前這裡甚至沒有可正常工作的噴水滅火系統。
在燒毀的藏品中就包括超過500萬個昆蟲標本，而在這些標本中，科學家們幾乎可以確定有幾百個新物種的標本等待命名，等待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的展示窗。不僅如此，被燒毀的標本中就包括我們僅有的碧昂斯馬蠅標本，厄運就這樣降臨到了這些標本的頭上。然而，對於未確定物種的標本來說，無人問津的不公命運其實就是常態。
巴西國家博物館火災。© Wikipedia
再過上幾年，我們就會忘記如今叱詫風雲的卡戴珊們。
看看亞歷克斯桑德羅·卡瑪戈和他新發現的一種食蟲虻（Asilidae）的例子吧，如今，這種生物正等著被正式命名並公布。2018年，卡瑪戈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發現，館藏的昆蟲標本中包括一枚特殊的標本，它來自於食蟲虻科下的一種從未被發現的生物。收集該標本的人是探險家亨利·沃爾特·貝茨（Henry Walter Bates），他於1848年至1859年在巴西進行探險活動，並於該期間收集到了這一枚標本。
就這樣，在一位又一位博物館館長的換代、移交之中，這一枚「新物種」的標本悄悄沉睡了160年。然而，這一物種並不是孤單的「睡美人」：卡瑪戈及同事認為，美洲大陸熱帶地區的未知食蟲虻及其他所謂的「新物種」，很可能都留有大量標本，但是它們已經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館的抽屜中沉睡了超過50年之久。但是絕大多數的選民對博物館的館藏及分類知之甚少，這就導致政府很容易削減該領域的資金，而不是削減公共服務的資金，因為後者更容易被關注到。
不幸的是，巴西國家博物館的災難並非個例——僅僅2年之前，同樣的悲劇就發生在印度新德里的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這種背景之下，無論誰都很難再愚蠢地盲目相信同樣的悲劇不會再次發生。在這種背景之下，無論誰都很難再批評那些試圖把物種分類學帶入大眾視野的努力了。
然而還有第三種針對明星命名的批評，該觀點認為對於名人一方來說，這種命名就是在公眾面前進行一場過分張揚的表演，換句話說，這不過就是讓公眾期待看到同名名人的更多信息罷了。一位真正的分類學家會期待這種宣傳能起到作用嗎？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宣傳真的能起到正面作用嗎？
實驗性極強的音樂家弗蘭克·扎帕（Frank Zappa）一人就擁有至少5種與自己同名的物種：一種蜘蛛（Pachygnatha zappa）、一種背眼蝦虎魚亞科的魚類（Zappa Confluentus）、一種蝸牛的化石（Amaurotoma Zappa）、一種神秘的尚無法分類的生物化石（Spygoria Zappania），以及一種水母（Phialella Zappai）。
為水母命名的那位科學家的確計劃有一天能因此見到扎帕本人。這位來自義大利的海洋生物學家名叫費迪南多·博埃羅（Ferdinando Boero），他對筆者講了自己前往加利福尼亞博德加海洋實驗室（Bodega Marine Laboratory）研究水母的故事。
在去之前博埃羅就知道，東太平洋的水母生物群向來鮮有人問津，他解釋說：「我一定會在那裡發現新物種，一旦我找到了，我就會給它們命名……而且不止用一個名人的名字。我會把其中一個水母獻給弗蘭克·扎帕，我會告訴他這件事，希望他會邀請我前去拜訪。」
© ABC
事實上，這個計劃相當有效，就連博埃羅本人都吃驚不小。他給扎帕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自己的命名計劃，接著，就收到了來自扎帕妻子蓋爾（Gail）的回信。信中寫了扎帕本人的反應，他的原話是：「我能擁有一種以我名字命名的水母，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消息了！」
隨信，博埃羅收到了邀請並前往扎帕家中拜訪。後來博埃羅回憶道，他和扎帕成了好朋友，而且之後還多次拜訪他家。扎帕甚至把自己的最後一場演唱會獻給了博埃羅，1988年，扎帕在熱那亞的演唱會上演唱了一首為博埃羅寫的歌。
看過了這個故事，你會認為這些經歷證明博埃羅對科學有絲毫的不尊重嗎？或者博埃羅讓這門學科變得更瑣碎了嗎？難道博埃羅就此給生物分類學、針對無脊椎動物的動物學帶來了什麼破壞嗎？
今天看來，幾乎找不到任何不妥之處。扎帕水母需要一個名字，於是它得到一個名字，而扎帕本人在這顆星球上又多了一個小小的遺產，博埃羅也有了一個好故事可以講給別人聽。這個故事甚至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回想扎帕本人對這件事的最初反應，你會發現科學圈以外的名人其實會因為榮譽感而更好地關注該領域，並意識到：以自己的名字為一種新物種命名，這件事意義重大。對於物種發現科學來說，這真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故事。
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些以自己名字為物種命名的名人的確會因此聲名遠播；而其他名人同樣為物種命名，最終自己的名氣並沒有變化，時間證明他們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跟風罷了。這讓我不禁要反對科學家沉迷於用明星的名字給物種命名：因為大量出現這類生物名稱，註定會導致名稱本身晦澀難懂，而且無法在詞源上對分類學帶來任何幫助。
畢竟，再過上幾年我們就會忘記如今叱詫風雲的卡戴珊們。事實上，基於這種命名方法天生就有的短暫性，今天所有針對名人命名法的爭議，其實就是在質疑以任何人類的名字為生物命名。因為眼下已經出現數千種以人名命名的「晦澀名稱」生物，其命名原因、聯繫都是模糊不清的。
© Andrew Marshall
未來，最壞的情況就是這些名稱都變成了隨機產生的名字：未來一千個生物學家里也未必有一個人知道某種學名為「Wyeomyia smithii」的蚊子到底是在紀念哪一位史密斯（Smith）。相反地，最美好、最浪漫的未來就是：這種用名人為物種命名的方式就像一種「彩蛋」，讓學者可以隨著各種線索把不同的物種與不同的人物故事聯繫起來，也讓發現這些彩蛋學者能會心一笑。
也許100年之後，有人會抓住一隻喬恩·斯圖爾特的黃蜂，並且根據圖鑑確定它的名稱，最終，一邊觀看斯圖爾特主持的節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一邊驚嘆21世紀的歷史真是太奇怪了。
也許100年之後，對於「大衛·鮑伊蜘蛛」的好奇心會幫助人們重新發現大衛·鮑伊的音樂。或者100年之後，一家博物館重新展出了一具「史匹柏翼龍」的化石，於是就有人登錄22世紀的網飛（Netflix）帳號，然後把他的電影全看了一遍，從《大白鯊》（Jaws）到《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再到《紫色》（The Color Purple）和《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都不妨來一場這樣的文化之旅。
文/Stephen Heard
譯/黃蜂勇士變身
校對/Ant-Man
原文/nautil.us/blog/why-shouldnt-a-horsefly-be-named-after-beyonc/
本文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由黃蜂勇士變身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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