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技術，故事情節和敘述方式可以跨地域傳播，而不受傳統發行邊界限制。
Vijay Venkataramanan在幻燈片放映前停頓了一下，漆黑的背景圖上出現一個引人注目的詞：公平。
Venkataramanan是奈飛印度的後期製作總監 ，他在一個研討會上向一群製作人和後期製作專業人員發表演講。其中有30 人來自印度，另有 6 人來自亞太地區。這場研討會由奈飛印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於10月中旬在孟買高檔社區朱胡諾富特酒店舉辦。
放眼全世界，公平不算是電影行業聚會上探討的常見話題。後期製作耗時長，報酬有時與工作量不成比例，這常常被看作是一件無法改變的事。因此，當Venkataramanan提到公平的薪資和公正的工作時長時，很多參會者都豎起了耳朵。
更公平的工作文化並不是在研討會上唯一探討的問題。有些討論中強調，拍攝前需要延長拍攝準備的前期工作時間，與會者們在會上了解了更詳細的攝前準備流程，這是在其他電影製作文化中的常規流程，尤其是好萊塢。
還有討論認為需要增加後期製作的預算以及促進技術共享，這會使電影生產流程更容易。
奈飛於 2016 年初期登陸印度，2018年中旬便開始在印度迅速發展。
大約18個月前，公司推出《神聖遊戲》，這一劇作是奈飛在印度的巨大突破，隨後公司便推出了許多原創劇目。奈飛還單獨在印度市場推出了針對手機版的定價策略，這也凸顯了印度市場的重要性，為了用戶增長，並順應了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此舉也滿足了華爾街對「訂閱用戶增長」的巨大胃口。
原創作品被認為是這種增長的基石。從10月份的研討會上可以明顯看出，奈飛願意改變拉低印度電影、電視產業效率的行為和做法。
奈飛作為流媒體平台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善意。執行長Reed Hastings早在2019年12月就曾表示，奈飛在2019-2020年在印度的投資高達300億盧比。這是一筆巨資，很明顯，奈飛的做法是想讓這筆投資獲得豐厚的回報。
前期製作的重要性
Venkataramanan不想把提出的改變建議作為提高生產力的一種方式。畢竟，印度製作的電影比地球上任何國家都多，但問題也顯而易見，印度在電影製作上可以更高效。
奈飛的製作辦公室 photo by Nirmal John
奈飛印度的國際原創總監Srishti Behl Arya補充道：「在印度，效率和金錢混在一起就會變得混亂。這不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們的想法不是製造最便宜、最快捷的產品。我們希望確保我們投資的任何產品都具有價值。就像Ted Sarandos（奈飛首席內容官）說的，「我們的訂閱者為內容付費，我們就應該提供有價值的內容。」
然而，在印度，效率的提升有時建立在金錢準則上。ET Prime採訪的一些電影製作人指出，電影製作效率低下的基本問題之一是電影製作初期就缺乏規劃。從事流媒體平台項目的年輕廣告製作人Sharmista Nag說，缺乏嚴謹的規劃對電影製作過程會產生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她表示，由於缺乏前期準備，拍攝成本超支意味著用於後期製作的資金會減少。
這種低效率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需要在一開始就解決，奈飛也一直在推動這件事情的解決。由於影視劇預先確定了發布日期，工作流程就要根據發布日期制定好，對於奈飛原創劇而言，這是一個特別詳細的流程。
與奈飛合作的製作人在談論前期製作的強度時說，「在印度電影業，有一句諺語叫『後期修一修』，這句話意味著任何出錯的地方在後期都能被改正。現在的情況是，奈飛希望我們前期就做好.」《House Arrest》的製片人TrilokMalhotra表示。
"我們在《Baahubali》上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但奈飛要求我們要有更高水準的前期準備，" Arka Mediaworks執行製片人Devika Bahudhanam補充道。
這意味著奈飛的參與度更高，以保證劇集能夠遵循一開始商定的時間表和流程。誠如T.Venkataramanan 所說，奈飛製作流程正"朝著基於雲端的方向邁進，從紙張、聲音到圖片，以保證合作夥伴和奈飛之間的溝通渠道暢通，能了解他們面臨的挑戰，跟蹤拍攝的進展"。
這實質上意味著奈飛能夠近乎實時地與了解到劇集製作的進展。每天拍攝的場景會上傳到雲端中，奈飛的製片人和高層等對聚集進度也能實時了解。這種由技術促成的責任制在印度電影業中是罕見的。
在一個創造性行業中，如此嚴格的審查制度也可能會造成行業的倒退，但目前這種情況還未發生，至少沒有公開過。ET Prime所接觸到的大多數與電影業相關的人士一致強調，印度電影和電視業需要提高效率。
節目主理人
奈飛和其他流媒體平台給印度帶來的更根本的變化是帶來了節目主理人（showrunner）概念。在好萊塢，這並不是一個新概念，節目主理人大多關注季播劇的內容。但對於印度影視行業來說，在劇組圍繞著導演轉的制度下，這顯然是一個新想法。此外，印度許多被吹捧的系列劇都是由才華橫溢的年輕電影人，而不是電視人創作的。
Red Chillies娛樂公司營運長、奈飛《Bard of Blood》的製片人Gaurav Verma說，製作一部系列劇類似於拍攝六到八部電影，因為它是論集數的。「他們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編輯和不同的時間線。因此（你需要有人）把一切都結合在一起，」他認為需要一個節目主理人，把一切結合起來。
"雖然製作八集電視劇，每集40-45分鐘，每集需要拍攝35至38頁的內容，這意味著八集就有250至280頁，任何導演都會感到費力，因為我們還同時需要編輯，我們不能給導演施加太大的壓力。"Verma說。
在西方，節目主理人往往是該劇的編劇和創作者，他們對於如何將故事串聯到一起有著更深層的見解。印度是一個以導演為中心的國家，與編劇擔任節目主理人相比，導演通常承擔著這個角色。
一個例子就是Vikramaditya Motwane，他是《神聖遊戲》的節目主理人，曾執導過《Udaan》等電影。在與Anurag Kashyap共同執導了《神聖遊戲》第一季後，Motwane又成為了第二季的節目主理人。
技術助力
奈飛對節目有特定的技術規格要求，無論是聲音還是視覺，都要高於標準的劇目水準。奈飛亞太區後期製作總監Gavin Barclay表示，該平台的產品不依賴於廣告創造營收，而是依靠用戶為內容付費，因此平台內容質量必須更高，這解釋了它為何對尖端技術要求嚴格。
這也意味著依靠技術，故事情節和敘述方式可以跨地域傳播，而不受傳統發行邊界限制。
為了提供高科技標準的產品（如4K、HDR或杜比全景聲），工作室必須升級其設備和技術水平。Venkataramanan說，這正是奈飛印度在過去幾年做的事情。「當我在2018年加入奈飛印度時，當時只有兩台設備達到標準，現在有11、12台。電影製作人早些時候仍然要求我們以2K標準交付成品，然後我們說要做4K。現在，我們正在執行 4K HDR，下一步是杜比全景聲。
雖然奈飛可能是同領域的先鋒，但其他平台（如亞馬遜Prime視頻）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更顯而易見的是，責任制文化正在緩慢的滲透到講印地語和英語以外的地區。正如卡納達語電影《Humble Politician Nograj》的導演、FirstAction的創始人和創意主管Saad Khan所說，"我們學習到的關於組織、結構、過程的知識是驚人的，好比去了10所電影學校。」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這些準則都適用於這家總部位於洛杉磯的流媒體巨頭。據印度《經濟時報》援引奈飛向公證處提交的註冊數據顯示，奈飛的印度子公司在2018-2019年增長超過了700%，收入達46.67億盧比，凈利潤為0.51億盧比。對於奈飛CEO Reed Hastings來說，是很振奮的一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