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一向號曰『小中華』，雖已臣服於清朝，但長期奉明正朔，且認為『天下冠帶之國，遵用明制者，只我東方耳。』」
「小中華」意識其實由來已久，在唐宋之後，漢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日益深重，「小中華」意識便在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相繼出現。實際上，具有「小中華」意識的並不只有一個國家，中華思想在朝鮮、日本和越南三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唯有朝鮮一國是以「小中華」自居的。
早期的小中華意識是來自於中華文化輻射下所形成的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一種仰慕與追隨之情，形成一種「中華亞洲秩序」的形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認同」逐漸從文化層面上升至政治層面，也就是說，他們依舊認同甚至尊崇中華文化，但對於政權的更迭卻呈現背離態度，最明顯的就是在17世紀中葉滿洲人建立的清朝統治中國以後，朝日越各國的小中華思想空前膨脹，認為滿洲人統治下的中國不再「正統」，甚至已淪為夷狄，其中，離中國最近的朝鮮也是如此，正如《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一書序言中所寫：「明朝覆滅之後，朝鮮王朝雖然表面上不得不和清朝虛與委蛇，向清朝朝貢，但內心卻始終以明朝為中華正統，把清朝視為夷狄」，尊周思明的思想意識空前高漲。
孫衛國博士的這本《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正是以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的相關研究為主旨，從朝鮮人自己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考察中朝關係，探討17至19世紀明朝滅亡之後，朝鮮與清王朝之間的宗藩狀況，從思想、文化、崇祀、正朔、史書編撰等各方面的表現來更加全面、深入地解析尊周思明問題以及中朝關係史。
在明朝時期，中國與鄰近國家之間是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和儒家理治為義理基礎的宗藩關係，其朝貢制度可上溯至周朝，自詡「小中華」的朝鮮在仰慕與感恩的雙重情懷之下，更是視明朝為中華的正統。
那麼朝鮮又為何抱有如此之高的思明熱誠？為何如此重視對明朝皇帝的崇祀？又該如何理解朝鮮與清王朝之間的關係實質？在《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中會逐一找到答案。
其實，朝鮮對於中華文化的尊崇遠不止明朝時期，它是古代中華世界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較之於其他國家而言，朝鮮接觸中華文化更早一些，並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近代朝鮮儒學者柳麟錫就曾說過：「朝鮮始國於唐堯之世，有與於塗山之會。而及箕子來君，則以敘九疇之見，有設八條之教，為辟小中華。」箕子東渡為朝鮮帶來中華文明，高麗太祖王建臨終遺言《十訓要》 更是囑託道：「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足見中華文化對其影響之深遠，說「小中華」在朝鮮而言是一種榮耀的象徵，其實也並不為過。
至明清兩代，朝鮮雖然都秉承著事大原則，而且明清兩朝對於朝鮮的態度又有著十分明顯的差距，那麼「事大」又是什麼呢？作者解釋說，無論事大政策還是事大主義，其實實質上都是傳統中華秩序下，小國應對大國的方式，「以小事大」，也是藩國的一種保命之道。
同為事大，朝鮮又會以怎樣的態度對待這兩朝呢？說來還覺得甚是有趣，《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中提供了這樣幾段記載：
明朝對朝鮮的態度：索處女、索火者，屢索供物，派往朝鮮的使者多是宦官或者六、七品的小官，沒有認真對待過朝鮮提出的一些問題；
清朝對朝鮮的態度：一再施恩，歲貢一減再減，鮮有求索朝鮮貢妃子，派往朝鮮的使者都是三品以上滿洲大員。
對比之下，顯得明朝不夠重視朝鮮這位「小弟」，而清朝卻一再施恩，可是朝鮮對待明朝卻是心悅誠服，誠心事大；對待清朝則是始終心存疑忌，視其為「夷」、「虜」。
這種關係和迥然不同的態度實在是看起來微妙中帶著些尷尬，但其實，這一切的根源皆是因為朝鮮所持的是以《春秋》義理為核心的中華正統觀，朝鮮尊周思明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皆是從這一正統觀而來——慕華、事大、攘夷，從正統觀衍生出的各種思想使得朝鮮對明、清產生截然不同的心態，明為正統，而清為夷，朝鮮的華夷觀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雖然自認也是「夷」，但與清朝的滿洲人不同，朝鮮自認為是華化的「夷」，所以一直對清王朝的統治就極度不認同，即便沒有能力明著去抗衡，也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尊周思明。
其實說到底，事大依然是來自於儒家理念，正如書中所言：「是小國保存自身、應對大國的策略，廣泛存在於古代的中華世界體系之內。」而慕華思想使之產生「今之朝鮮即大明朝鮮」的觀念，對清王朝的抗拒也就更深一步，與明交往則事大，明朝覆滅則思明，後續的一系列表現和動作便是來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