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1918年5月，內蒙古、山西境內發生了肺鼠疫，波及全國6個省區，64個旗縣。此次鼠疫流行，給鐵路運輸造成重大損失。為應對疫情，規範鐵路系統在鼠疫流行期間的衛生防疫措施，實現阻斷疫情經鐵路傳播的目標，交通部會同內務部制定了《火車檢疫規則》。

疫情傳播與北洋政府的應對

這次鼠疫流行始於內蒙古巴彥淖爾，最初死亡約70餘人，群眾恐慌，接觸者為逃避疫病從安北逃出，通過運輸毛皮的馬車隊使疫情向東南傳播。1917年9月下旬傳入包頭，10月傳入薩拉齊縣（今土默特右旗）、歸化（今呼和浩特），11月波及到托克托、集寧等地。北洋政府認為「綏遠一帶發生肺疫，遂成奉天疫症事件以後第一重大之事」。

1918年1月1日，北洋政府在得知疫情發生後急電山西省政府，通報疫情並告之民政部、交通部已派衛生防疫專家前往疫區調查，請山西沿途官吏給予協助。1月4日，內政部得到伍連德報告「歸化城發生瘟疫，亟宜設法防備，以免流行」，於當日緊急召開國務會議，與外交、陸軍、交通各部通報疫情並會商防控辦法。7日，北洋政府召開國務會議，決定成立以步兵統領江朝宗為會長，內務部牽頭，交通部、陸軍部、財政部等部門參加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全權負責防疫事務。中央防疫委員會中，交通部中有僉事黃贊熙、鄭咸和京綏鐵路局局長丁世源參加。9日，中央防疫委員會首次開會，任命醫學防疫專家伍連德、何守仁、陳祀邦為防疫委員。會議對疫情防控做出具體部署和分工。為阻斷疫情傳播設立了三條防線，綏遠一線由伍連德負責，豐鎮一線由何守仁負責，大同一線由陳祀邦負責。撥款防疫經費100萬元。12日，中央防疫委員會電告各地方文武官員「亟應於交通衝要地點，如雁門關、偏關、神池等處擇要預防，先後禁止病人入境，迅速設所檢疫，以免蔓延。」

建立有效制度

1918年1月，山西省右玉縣南下的2名旅客死於鼠疫，隨後，疫情迅速發展，進而從豐鎮、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寧、京漢、津浦等鐵路傳播到山東、安徽、南京等省市，形成全國範圍的疫情傳播。交通部果斷作出決策，立即電飭京綏、京漢、京奉、津浦、正太、滬寧各路嚴密防疫並隨時電程辦理情形。

為落實交通部緊急命令，各鐵路局內先後成立防疫機構，制定措施並組織防疫隊伍。京漢鐵路局是阻斷疫情南下蔓延的前沿。19日，鐵路局連夜召開緊急會議，組織成立防疫會：局長王景春為會長，副局長水鈞韶、車務處處長錢鏞為副會長，全權領導鐵路局管內一切防疫事務。防疫會在路局總務處內設立防疫事務所，負責辦理防疫信息管理，總務處處長指派華、洋文收發員各一員，掌管關於防疫文件收發並編卷存檔管理，對於防疫文電撰譯由各課專員對口負責。21日，交通部決定成立由鐵路督辦、交通次長葉恭綽兼任處長、路政司司長關賡麟兼任副處長的防疫事務處，並制定《交通部防疫事務處章程》。內務部為明定責任，將疫區劃分並進行區域管理。京綏、京漢鐵路跨越數省，為了便於與地方聯絡，交通部防疫事務處與內務部防疫委員會、路局防疫會與省區防疫總局分別建立了路地協調機制，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區域防疫。25日，交通部、內務部擬定的《火車檢疫規則》頒行。《火車檢疫規則》規定在鐵路沿線地區發生傳染病時，行駛該地區客運列車中發現傳染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及因傳染病死亡之屍體時，應即速將病人或疑似病人移送於沿線所設的傳染病院或隔離所療治；如不能即速移送病院時，應將該車輛鎖閉，禁止乘客出入，並移至檢疫設備完全之處；與病人或屍體同乘車輛之旅客應嚴重予以消毒，其不同車輛之乘客及行李如認為必要時亦得扣留予以消毒。《火車檢疫規則》是政府為鐵路衛生防疫制定的第一個法律性文件，其制訂和實施，奠定我國交通檢疫事業的基礎，為中國近代衛生防疫事業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阻斷傳播途徑

這次疫情發生對鐵路運輸的影響，京綏線首當其衝，京綏線最接近疫區，所承擔的任務和困難較其他鐵路局最為嚴重。1918年1月10日，交通部令京綏鐵路局客、貨列車全部停運。北京至張家口區間貨車停運三星期，客車停至二個半月多時間。由於事先無準備而倉促停車，在處理運輸與防疫關係時遇到許多實際困難。其餘鐵路局如京漢的新易支路一段、高邑的順德一段，京奉線北京至通州一段，滬寧線南京至鎮江一段均暫停售票。雖然這些車站或停售車票或設留驗所，但線路上都沒有中斷停止列車運行。各路根據鐵路沿線疫情變化，乘客是否來源於疫區及旅行方向釆取不同的檢疫措施，做到運輸和防疫有機的結合。

這次疫情於1918年5月份解除。鐵路系統在防疫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較好的處理了防疫與運營的關係。各路局借鑑京綏路在疫情發生之初準備不足倉促停車的教訓，大多採取積極妥善辦理，根據疫情變化，制定運行辦法，雖然有些車站停售車票，有些車站設立留驗所，但仍然保證了線路的正常運行。鐵路在與疫情鬥爭的幾個月中，兼顧運營管理，通過合理調度，既控制了疫情也沒有影響運輸，旅客也沒有感到旅行不便。

在交通部召開的總結會議上，路政司司長關賡麟這樣說，這次疫情控制之所以成功，一是較好地借鑑了1911年東北鼠疫流行時鐵路的防疫經驗；二是京綏線採取的應急措施，為其他路局提供了寶貴經驗、贏得了時間；三是鐵路各級及時建立防疫組織，並與地方密切配合，使各項措施得到有效落實。這也代表了民國初期鐵路行政官員對鐵路衛生事業的基本認識和對衛生管理的要求。

（梁渤洲 作者系中國鐵道學會勞動和衛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