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本天皇作為日本國現如今的國家形象的象徵，自二戰結束以後，其權力大多已被剝奪，但卻仍如英國女皇一般，受到日本民眾的擁護和追捧。而從日本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看，除了二戰結束之後，天皇的地位在日本國內始終無比崇高，再加上長期以來神國思想的影響，也使得天皇一度同天神對等，在古代，任何一個日本國民都不准也無法動搖天皇的地位，這並不是一句玩笑話，要知道，儘管日本幕府時代極大程度上削弱了天皇的權力，但仍舊沒有哪位幕府大將軍敢取代天皇而代之。

民間有句俗語曾說：一億日本人都是儒教徒。由此可見，自我國傳入日本的儒學思想，對古日本思想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儒學傳入日本的過程中，卻有兩種學說和觀點是堅決不被日本國民所採納的，一種就是可以通過武力手段討伐君主，另一種則是儒家所宣揚的禪讓制。毫不誇張地講，在當時的日本只要有人敢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兩種學說，「凡大八州臣民皆可鳴鼓而攻之」。

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雖然日本天皇的地位從未被撼動，可權力卻並非始終掌握在天皇手中，幕府時代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證明，在那一時期，日本天皇更像是一個表明正統的吉祥物，誰控制了天皇，誰就是正統的「大將軍」，擁有討伐不臣之民的權力。不過，早在奈良時代，天皇的權力就曾一度縮水，出現了如我國古代外戚專政的現象。這便是古日本攝關政治。至於院政，則是同天皇主動讓位太子後，對新任天皇權力約束的一種政治現象。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攝關政治標誌著外戚專政的開始

• 與攝關政治密切相關的日本奈良時代

那麼，何為日本「攝關政治」呢？提及這一歷史名詞，我們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奈良時代的背景。西元710年，日本朝廷遷都至奈良的平城京，開啟了日本歷史上又一重要時期——奈良時代（即以平城京為政治中樞，持續時間為西元710年——794年）。之所以說奈良時代極為重要，則是因為這一時代是日本歷史上向大唐帝國全面學習的時代。正如筆者前面先前文章中提到的那樣，日本律令制的出現，正是受大陸政治文化的影響。

與此同時，日本朝廷除了完成在政治上的改革後，又在經濟領域鑄造了所謂的「本朝十二錢」（代指自西元708年開始鑄造的貨幣和同開珎，至西元958年發行的乾元大寶，期間共出現了十二種貨幣）。此外，為了促進經濟繁榮，日本朝廷又相繼頒布《關市令》，在最大程度上促進了古日本的經濟發展。也正因如此，日本史學家吉田孝才認為「和同開珎和平城京的出現，是日本作為律令國家的象徵」。

然而凡事有利有弊，儘管奈良時代對日本歷史的進程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但也正如日本學者中村修也在《續日本紀的世界》一書中所敘述的那樣：

以正倉院寶物為代表的華麗的唐風文化這一現象的背後，該時代也是接連不斷的叛亂、謀反、政情不安和混迷的時代。

日本奈良時代共經歷了八代天皇，卻由於女子掌控權力的占比最大，因此也被人們戲稱為「女子掌權的時代」（如元明、元正和孝謙為女皇，在位二十五之久的聖武天皇雖然是男性，但實際的政治權利卻由光明皇后所掌控，而淳仁天皇則同樣受到了孝謙女皇的掌控）。順帶一提，古日本政治史上的女子掌權，是指女皇或皇后臨時掌權，並非是將天皇的權力完全剝奪。但正是由於這一時代下女子在政治領域的異常活躍，也為外戚勢力登上權力的舞台，創造了彌足珍貴的機會。

直至朝廷遷都平安京（即日本京都）後，受奈良時代政治格局的影響，根據日本學者西山良品的觀點：

9世紀，王權確立了同其他貴族和王族隔絕的絕對權力。但另一方面也此形成了王權固有的特徵，即虛弱的天皇和幼帝接連登基。

如此一來，因王權這一固有的特徵，以藤原良房為代表的「攝關政治」，正式開了序幕。有關攝關政治的解釋，在現今的《日本史廣辭典》中有較為全面的介紹，但總結下來，就是指在天皇年幼時期，由作為天皇外戚的藤原氏代替年幼的天皇掌握中樞權力，直至天皇元服禮（日本武士12歲至15期間所舉行的成人禮，同樣受用於天皇，想要了解的朋友可參考《武士的家用帳》）成年後，便將以攝關為名的「攝政」，改為關白（政務公文在奏上、宣下前都要經由關白審閱），仍舊享有代擬詔書、任免官員等權力。所以，儘管關白和攝政的名稱不同，但都統歸於「攝關政治」。

而既然提到了以藤原氏為代表的攝關政治，不妨再為各位普及一些小的知識。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承和之變」，就是發生在西元842年（日本承和九年），以藤原氏為代表，利用立廢太子之舉來排擠和打壓政敵的一場政變。而這場政變的結局，則是當時的皇太子恆貞親王被廢，道康親王成功上位。但也正是因為道康親王的登基，也使得之後如仁明、文德、清和、陽成等諸多弱帝、幼帝接連登基，為身為外戚掌權的藤原氏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舞台。更為驚人的是，作為藤原良房後人之一的藤原道長，甚至連續當了四代天皇的岳父，其政治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迄今為止日本民間第一大姓便是「佐藤」的原因，因為佐藤氏在當時就是輔佐藤原氏的一支堅定力量，得到了藤原氏的信任。

但直到冷泉天皇登基（西元950年）開始，攝政和關白才被確定為固定的職位，正如前文說的那樣，兩者除了名稱不同，職能基本相等。

院政掃清了外戚勢力，卻仍舊限制了天皇權力

至於「院政」，則是一種出現於平安時代後期的新型政治形態，而院政的出現也逐漸取代了以外戚為首的「攝關政治」。院政的由來，則是指在當時，如果有天皇主動退位讓位給皇太子，自己則當太上皇，但這種太上皇（如果天皇退位皈依佛門，仍舊行院政之職，則被稱之為「法皇」）的性質並非完全放鬆權力，而是仍舊會在院廳處理政治文書，統攬國家大事，這也就是「院政」一詞的由來（「院政」一詞的正式出現，是在江戶末期歷史學家賴山陽撰寫的《日本外史》一書中，在這之前，這種政治形式並沒有統一的名稱）。

而院政的出現最早開始於白河天皇（西元1156年7月，以後白河天皇的支持者源義朝、平清盛，和以崇德上皇的支持者源為義、平忠正為矛盾的「保元之亂」拉開序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院政的出現），雖然在名義上持續至江戶時代後期的光格天皇結束，但據後世史學家的考證對比，客觀上院政現象的結束，早在鎌倉時代末期的後宇多天皇時期，就已經基本消失，實際上只存在了約一百三十餘年的時間。

總結：

因此，從攝關政治和院政的對比上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凡攝關政治時期，天皇的權力及「候選人」，主要受到以藤原氏為代表的外戚勢力所操控。而在院政時期，太上皇或法皇則直接擁有任免權，雖然排除了外戚專政的隱患，但仍舊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天皇的實權。

但是，院政的出現雖然將藤原氏這一強大的外戚勢力所推翻，但卻為之後的武家政權的出現，埋下了禍根和伏筆，天皇的地位並沒有因此得到加固，甚至在之後進入了更為清冷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