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的悟道：一個狂放少年的宗師之路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王陽明出生在浙江餘姚（今寧波市餘姚縣）。幼名雲，後改名守仁。因為他曾在會稽山陽明洞建草堂，故世稱「陽明先生」。
餘姚，古屬越地，自漢以來有「文獻名邦」之稱。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為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的狀元，曾為經筵講官，向弘治皇帝講解經義，後又歷任禮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等職。
在時人看來，王陽明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理應勤勤懇懇，子承父業，按部就班地走一條科考入仕之路。但王陽明不這麼認為，時人也因此視他為一名狂放少年。
好友湛甘泉曾寫道，王陽明在青少年時期有「五溺」，即「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時人視之為不務正業。
以騎射之習為例。成化二十一（公元1485年），王陽明十三歲，熱衷於學習弓馬之術，以及研讀《六韜》、《三略》等兵書。次年，他和父親同游居庸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書，請求率軍平亂。其父聞之大驚，「斥之為狂」，少年王陽明「乃止」。
再以神仙之習為例。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王陽明十六歲，前往南昌娶妻。婚禮當天，他卻突然消失了。眾人遍尋不見，最後發現他去了道觀，「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
婚禮過後，王陽明在攜夫人返餘姚途中，在上饒拜訪了大儒婁諒。後者對舉業不以為然，這種態度顯然影響了王陽明，他還告訴王陽明：「聖人必可學而至。」這讓王陽明對儒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儒學本是其家之家學。當時，其父丁憂在家，課子弟讀經，以應舉業，王陽明就隨眾人一起讀書，但卻被眾人打趣：「彼已游心舉業外矣。」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二十一歲的王陽明參加會試，但或許是之前「五溺」的原因，他落榜了。
對此，他非但不在意，反而安慰那些鬱鬱寡歡的落榜者，「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在王陽明看來，參加科考不過是個手段，目的在於獲得機遇，以「行道」。他有這種想法，由來已久。
十一歲時，他就曾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說：「惟讀書登第耳。」他將信將疑，反而對塾師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其父王華聽了，不禁一笑，問他：「汝欲做聖賢耶？」
父親的「一笑」之中，有慈愛之情，也有期許之意。但在時人眼中，尚是童子的王陽明就這麼說，無疑是大言不慚了。
時人不理解王陽明，那是因為他們早已忘記了讀書之目的。而在王陽明看來，當時的科舉不僅僅徒有虛表，還帶來了敗壞的世風。
有明一代，以理學為官學。朝廷奉之為圭臬，以之取士，以之治國。但在實際上，朝廷的眼裡只有服務於皇權永固的教條，它根本不尊重理學，也不尊重儒士。在它的眼裡，無論是理學，還是科舉，都只是工具而已。
朝廷的這種做法，在明朝開國之初就表現得很明顯。朱元璋為「治天下」，不得不標榜尊學重道，但在實際中，他不僅毫無顧忌地辱罵儒士為「豎儒」，而且動輒杖之戮之。
以《明史》所載李仕魯事為例，朱元璋詔求理學碩儒，李仕魯應詔，但他到任後，發現朝廷所謂尊崇理學，不過是葉公好龍，於是提出辭職「歸田裡」。朱元璋當場撕破了臉，「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又如，《孟子》為儒家經典，但朱元璋卻覺得尚需對《孟子》一書，動以斧金，才能更好將之改造為維護皇權的工具。他命人刪去《孟子》一書中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八十五條內容，「自今八十五條以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至於永樂皇帝，他一邊嚴厲處罰批評理學之人，一邊安排人編撰了以理學為「基」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將之作為官定讀本和科舉考試的準繩。
這種把「治國之道」教條化的後果，是朝野上下，皆興陽奉陰違之風。
王陽明進入壯年後，正值「朝綱紊亂」的正德時期。若是按照《孟子》所言，正德皇帝是個「望之不似人君」的傢伙，他當此大位，熱衷的卻是天天讓太監幫他找樂子。在太監之外，也有眾多官員變著花樣哄他開心。
對此，王陽明在親歷仕宦後，曾毫不客氣地批評：「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敗壞的何止是治道呢？當時的學道同樣是一塌糊塗。對此，王陽明也曾嚴厲地批評說：「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適以行其惡也。」
但是，在剛剛出仕的時候，年輕的王陽明還在天真地做著「得君行道」之夢。
二十七歲那年，他再次參加會試，考中進士。幾年後，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際，時為兵部主事的王陽明，想要勸說皇帝「正心」。他上書一封，題為《乞侑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疏》。
其中的「權奸」，直指的是正德皇帝寵信的太監劉瑾。
而劉瑾正在權焰日熾，他不會因此倒台，迎來巨禍的反而是王陽明。
這時的王陽明，依然是理學的信徒。他相信「得君行道」，並不奇怪，因為他在效仿先儒。
在宋儒看來，「治道」與「學道」，在周公和周公以前是合一的，比如，周公即集「治道」和「學道」為一身。在周公之後，「治道」和「學道」發生了斷裂，從此，儒士自可行「學道」，但若想行「治道」，就必須以「得君」為先決條件。
宋代時，儒士們這麼認為，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宋代的「不成文法」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國是」，即便有士大夫開罪了朝廷，也不用擔心殺身之禍，甚至引以為榮。以王安石為例，他常與宋神宗面爭於朝，每每「辭色皆厲」，而神宗則「改容為之欣納」；再以范仲淹為例，他第一次遭黜，「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他第二次遭黜，「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他第三次遭黜，「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客大笑而散。」
但是，在王陽明上書之際，時代變了。這是在中央集權登峰造極的明代。
劉瑾看到王陽明的上書，暴怒。他票擬聖旨，將王陽明杖責四十。還令親信監督，加力杖責。
受此酷刑，王陽明「既絕復甦」，隨即，又被流放貴州龍場驛為驛丞。
迫害到此，並沒有結束，在王陽明前往龍場驛途中，劉瑾又派人行刺。王陽明佯裝沉江，騙過刺客，九死一生，到達龍場驛。
今日龍場，距離貴陽不過七十里，山明水秀，因是陽明學誕生之地而有異彩，但在五百年前，對於內地人來說，那卻是一個難以駐足的地方。
《陽明先生年譜》記錄當時的情形為：「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從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
在龍場驛，王陽明先是以荊棘為籬，墊土為階，自建了一座茅草屋。後來，他發現了一處鐘乳洞，又搬家到洞中。
他還開荒種地，產出的糧食自給有餘。就像畫家高更在塔希提島似乎回到了天地之初一樣，王陽明在龍場驛也遇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這裡的百姓還過著「與鹿豕游」的生活。以文明的眼光而言，可以說他們「野蠻」，也可以說他們「質樸無文」。儒家向來認為，文質應相當，若繁文興而實行衰，世道反而會一塌糊塗，倒不如敦本尚實反樸還淳。
龍場百姓說著讓人不知所云的話，他們向王陽明問好，也送食物給王陽明，王陽明則送餘糧給他們。有時，王陽明和龍場百姓共辦宴會，大家一起酩酊大醉。
王陽明可以「自得」於這樣的生活，但隨他到龍場驛的三名家僕卻不堪忍受，以至於抑鬱成疾。
他自幼性格「和易善謔」，後來，為了「格物」之學，也曾「端坐省言」。在龍場驛，他看到僕人抑鬱不樂乃至悶出病來，就仍然用他愛開玩笑的性格為他們排憂解煩。
對此，《陽明先生年譜》記載：「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洒洒。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
從王陽明在龍場驛所做之詩看來，他把僕人們的情緒調節得真不錯，「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
也就是說，僕人們開始稱讚這個山洞，覺得住在這裡面還是很棒的嘛。解僕人之問題易，解自己的問題難。在龍場驛，王陽明不斷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如果他是一名隱士，這個問題不難解答。歷史上有很多隱者，道家中人，有出世之思，成為隱者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是儒士，如果有很強烈的「道真」之心，也會成為一名隱者。
在龍場驛，王陽明寫了很多詩，其中，很多首帶有陶淵明詩作那樣的隱逸風格。比如，他在《觀稼》中寫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為輕稼穡！」
不過，王陽明只是羨慕隱者那份遵守「道心」的態度。他認為身為一名儒者，還是應盡濟世之責，但不應為世俗所累。
但是，在如此朽壞的一個時代，在如此支離破碎的一個人間，他又能如何做呢？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