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
1949年對於蔣介石來說是不堪回首的一年。新年伊始，在內外交困的情勢下，他不得不於1月21日發布了第三次下野的文告：
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民國十五年，由廣東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全民族，實現民主，康濟民生為職志……現戰爭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身先引退，以冀彌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
蔣介石還稱，他的下野還出於對台灣問題的考慮：
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灣就不能兼顧，亦不能成為「反共抗俄」的堡壘。
從目前資料來看，蔣介石很早就對將台灣作為最後的落腳點作了周密的考慮。
歷史地理學家張其昀建議「東撤論」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經過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軍的戰略機動兵團不復存在，剩下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團只能艱難扼守中南和西南、西北，難有大的作為。國民黨上層認識到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的企圖，共產黨方面恐怕難以接受，大陸東南即將不保，兩廣也難以堅守。為此，國民黨高層曾就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財、文中心撤往何方，進行過一場討論與爭論。許多高層人士憑抗戰時西撤的經驗，主張撤往大西南與大西北，利用中國西高東低的地理特點，取居高臨下防守之勢，負隅頑抗。但反對西撤的人認為，今日的形勢與抗戰初絕不相同，解放軍兵力充足，攻勢正盛，而且熟悉地形，與民眾聯繫較緊密，遠非當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軍所能相比。因而國民黨軍若再重施故伎撤往大西南，並不能阻擋解放軍的凌厲攻勢。這時的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首要之舉是先躲避解放軍進攻的鋒芒，保存實力，靜待時機，以圖再舉；若退往西南，不僅不能躲避解放軍的進攻，而且將陷於全軍覆沒的絕境。
蔣介石畢竟有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因此很快就否決了「西撤論」，而接受了歷史地理學家張其昀的建議。
張其昀等「東撤論」者向蔣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後說明東撤台灣的種種優勢：首先，台灣海峽海闊浪高，只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解放軍的乘勝追擊。其次，把台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著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台灣地處中國東南部，北回歸線從台島穿過，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物產豐富，全島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農產品基本可滿足軍民所需；台島內部交通便利，工業有日本殖民時代留下的基礎，若善於經營，經濟可望起飛；在軍事上，台島有海峽與大陸相隔，易於防守；台島位於太平洋西緣，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若得美援，台灣防守將萬無一失；台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50年，回到祖國懷抱後，會對中央政權有一種回歸感，這種心理正可用來穩定社會秩序；尤其是台島受「紅色污染」不多，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盪，台島四面環海，呈封閉形，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政府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以穩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台，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強盛的復興基地，適當時機就可反攻大陸。
張其昀的「東撤論」對時局和地理的分析可謂恰如其分，透徹明了。蔣介石政權撤逃台灣至今60多年，的確是因為所述因素，從苟延殘喘到站穩腳跟，從軍事固守到經濟社會發展，從偏安一隅到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除了「適當時機就可反攻大陸」這一點未能達到。同時，「台獨」勢力也就像纏著台灣這棵大樹的藤蔓一樣，在國共兩黨「不經意間」發展了起來，一時將國民黨政權趕下了台。
3.7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外匯秘密運往台灣
話說回來，從1948年底開始，蔣介石就開始著手準備退路了。 1948年1 2月24日，蔣介石命其親信、前參謀總長陳誠出任台灣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此時的陳誠由於指揮東北戰場上的戰事不利，剛剛從東北「剿匪」總司令兼東北行轅主任職位上被撤下來，蔣介石對其即委以重任，把自己的退路交由他辦理。 1 2月2 9日蔣介石又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黨部主任委員，協助陳誠總攬台灣黨、政、軍大權。蔣經國留學蘇聯回國後，曾任江西贛南行署專員，推行「贛南新政」，把贛州治理得井井有條，確有「經國治世之才」。後又作為委員長「特派員」，去上海整飭物價和金融秩序。蔣經國的能力、素質受到父親的充分肯定。
1049年1月10日，蔣介石讓蔣經國赴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命其將庫存共值3.7億多美元的黃金、白銀與外匯秘密運往台灣。接著又將抗戰時期從北平、南京轉移的文物5000多箱，分三批運往台灣。
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報》遷至台北出版。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渡過長江後，蔣介石於5月遷往台灣。 7月1日在陽明山設立總裁辦公室，下設8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核心。儘管這時國民黨政府先遷往廣州，後又遷往成都，但那都不是事實上的軍政核心。
6月2 1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親赴福州，召開駐閩部隊團以上軍官會議，一再強調說：大家應當知道台灣將是黨國的復興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異於尋常。比方台灣是頭顱，福建就是手足。
會後他親自召見部分師以上軍官說：有我領導你們，有台灣在，即使大陸盡失，也可以復興。
6月底，蔣介石在台灣又召開東南軍政會議．強調確保台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要求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鞏固東南防務和台灣外圍屏障。
7月1日，在台灣陽明山（時稱「草山」）正式設置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7月10日和8月3日，蔣介石分別飛赴菲律賓和南韓，組織「太平洋反共聯盟」，商討「發動遠東各國反共聯盟的具體步驟」，並為將來台灣失守、流亡海外做了準備。
8月16日，陳誠就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統一指揮台灣、福建等東南地區的軍事力量。
在作這些部署的同時，蔣介石還製造聲勢，營造「割據西南」的輿論。
由於第四野戰軍緊逼廣州，迫使國民黨政府於9月7日從廣州遷至重慶，並大造「防守大西南」的輿論，給世人以「遷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印象，藉此將我黨我軍的注意力與戰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實際上，蔣介石部署「西南防線」，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夠，充其量是把此防線作為一個戰略緩衝。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將領在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意見並要求蔣介石常駐重慶或成都指揮西南戰事。蔣「以情勢有所不便，只好婉言勸慰，告以不能久居」。
不久之後，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重慶告急。蔣介石裝模作樣地主持制定了「保衛大重慶」計劃，但他深知重慶失守是早晚的事。因此，他下令對關押在重慶的政治犯進行秘密處決，對一些重要的工廠進行破壞。
可見蔣介石並不把他的「基地」與戰略重點放在西南。
11月28日，我軍攻下江津，直逼重慶。行政院長閻錫山帶著幾大箱子的金條和古玩字畫飛往台灣。而蔣介石則一直到11月30日我軍解放重慶時才匆匆飛赴成都。
12月7日，萬般無奈的蔣介石不得不命令政府「遷台」：
命令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作戰。
此令。
蔣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同一天，蔣經國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起初，擬遷西昌，俟機反攻，收復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往台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方位司令部。
12月8日，蔣介石飛赴台灣。從此，他徹底告別了大陸。國民黨中央機關、國民政府結束了分居異地的歷史，再度會合於台北，這也為國民黨當局「西去抑或東撤」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蔣介石退守台灣，原本意圖以此為基地作「反攻復國」的美夢。誰也不曾想到，這一夢就是一個甲子。
一灣並不寬廣的海峽，阻礙了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偉大祖國的統一，造成了兩岸同胞60多年的骨肉離散。而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的蔣介石本人，更是再也沒有能夠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掃墓。葉落當歸根而不得，這對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元老來說，其內心焉能不感到巨大的悲慟？
我軍占領漳州、廈門後，金門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蔣介石一直認為「無金門便無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陸「，他急電湯恩伯一定要固守金門，同時不顧在廣州的李宗仁政府的安危，急調胡璉12兵團開赴金門增援。
金門戰役由此拉開了序幕。（摘自《絕戰：追思金門戰役》，王洪光著，江蘇教育出版社）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