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雄逐鹿， 曹操在軍閥混戰中，勢力逐漸增強，並且控制了東漢朝廷，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曹操受封魏公時，治所在東漢時期 魏郡 所在地的鄴，因此漢獻帝封他為"魏公"、"魏王"，因此國號為"魏"。延康元年(220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正式取代漢王朝，建立曹魏，定都洛陽，至咸熙 二年(265年)， 司馬炎篡魏，改國號為晉，曹魏滅亡。
自公元190年起兵討董，到公元217年在漢中抵擋劉備入侵，曹操戎馬27年，時間遠超漢高祖劉邦（7年）、唐太宗李世民（4年）、明太祖朱元璋（12年）等以武開國的君主。然而，僅僅十九年，曹魏政權就被野心勃勃的權臣司馬懿，在一場無驚無險的政變後給篡奪了。
儘管曹操被視為雄才大略，但曹魏篡漢卻有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
曹丕以臣子的身份，通過實力竊取漢室皇位，本身就缺乏足夠說服力，更缺乏政治神聖性。曹丕威逼漢獻帝篡位升壇之後，曾嘆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這句話本身就意味著皇帝的權力已經失去了漢代以來的神聖光澤，變成了有任何實力者可以攫取的尋常之物。因此，曹魏的皇權從一開始就缺乏周朝的天子權、漢朝所具有的神性道義，它只是一個建立在實力之上的王朝——這也表明，任何有實力的政客，都可以覬覦最高皇權。因此，曹魏的皇權，從一開始就缺乏觀念的保障。
同時，曹丕吸取漢朝的弊病，為了防止宦官、外戚和宗王敗壞朝政，威脅皇帝權力，下令嚴禁皇帝身邊的宦官、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皇帝近親涉足權力——這使得曹魏皇帝陷入了孤危之境。
為了避免宦官干政，曹丕要求「 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三國志 · 魏志 · 文帝紀》）,不准皇帝身邊的宦官參與國事，這固然杜絕了宦官干政，但也實際上剝奪了後代皇帝，通過任命身邊可信之宦官鞏固皇權的可能；
為了避免皇帝母族、妻族干政，曹丕要求（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三國志 · 魏志 · 文帝紀》）。這固然杜絕了外戚掌權，但也使得後代皇帝無法任用自己相對可靠的母族、妻族，來夯實自己的權力；
為了避免皇帝近親威脅皇權，曹丕不但削弱了諸王封國的治權（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和兵權（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為匹夫），而且限制王室成員出行（鄰國無會同之志。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這使得曹魏皇家最重要的政治根基諸侯王，處於完全無權、無兵的尷尬處境。一旦皇權有難，曹魏諸王就只能俯首待死了。
因此，曹丕的政策，實際上將曹魏皇帝變成了近侍不可用，母族、親族不可用，兄弟無所依託的真正孤家寡人。以魏帝曹芳為例，他的岳父張緝雖有才幹非常，卻因為女兒嫁給皇帝而被免去了實權，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女婿被司馬師架空而無能為力，最後被迫發動政變，試圖挽救曹芳，但也終因實力懸殊而一敗塗地：至於高貴鄉公曹髦，則因為其身邊的近侍無法參與政事而耳目全無，最後變成了被司馬家掌控在鳥籠裡面的金絲雀；而王室諸侯的影響力甚至還不如平常富家翁，完全無法與世家大族相匹敵，魏明帝曹叡曾經想召叔父燕王曹宇輔政，最後也因曹丕遺照「藩王不得輔政」而被迫作罷。
更為糟糕的是，東漢末年以來的舉薦成風，以及曹丕推動的「九品中正」制，更讓使得世家大族們可以輕鬆通過門閥相互舉薦親信，獲得遠超過皇帝親族的政治能量。譬如司馬家族兄弟八人，各個精明強幹，在當時有「八達」之稱，其中司馬朗、司馬孚、司馬懿位高權重，身居要衝，其政治基礎並不遜於孤弱無助的曹魏皇帝。
因此，當司馬懿通過一場不流血政變控制朝政之後，無論是曹魏合法的皇帝曹芳（被廢時22歲），還是合法的皇太后郭氏（司馬師要求廢掉曹芳，郭太后不悅，但無力阻止），都沒有能力做出一絲一毫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