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民族學、民族史學研究有長足進展，中國諸少數民族的歷史多已成篇，但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民族，卻長期專史闕如。這大約是因為，人們往往下意識地以為，漢族即中國，中國即漢族，既有中國史便無須作漢民族專史。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直至徐傑舜教授《漢民族歷史和文化新探》（1985）和《漢民族發展史》（1992）問世，漢民族史書才得以發凡起例，開闢局面。徐君從起源、形成、發展、特徵和文化結構諸層面，作漢民族歷史的完整述寫。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發表《中國民族學十年述評》稱，徐傑舜的工作「標誌著漢民族研究這一課題研究在中國的真正開始。」此非虛譽也。
令人感佩的是，徐君精進不已，自《漢民族發展史》之後，經二十餘年磨礪，於2019年推出約500萬字、9卷本的《漢民族史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漢族史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部規制恢弘的新著有如下可觀處。
積跬步致千里的集成之作
徐君自1962年萌生從事漢民族研究的志向，半個世紀以來，持之以恆，作學術「長征」，成果迭現，而《漢民族史記》為這一系列研究的升級版。徐君在該書的《總後記》中說：「《漢民族史記》不能是我過去所撰和所主編著作的簡單相加，而應該吸納新觀點，補充新資料，進行新整合。」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全面充實《歷史卷》，提煉《風俗卷》，新撰《族群卷》（上、下）、《文化卷》（上、下）和《海外移民卷》，從局部到整體，超越了過往的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徐君主編的《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中，本已對漢民族的族群作過初步的結構分析和特徵表述，而《漢民族史記》的《族群卷》則呈現了更為精當的漢族族群圖景。其《文化卷》，從文化底蘊、文化凝聚、文化定型、文化融匯、文化變古、文化重建、文化開新諸面相，更是勾勒了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漢民族文化發展的歷程，新意迭出。
「積跬步」要有恆心與毅力，「集大成」更要有對學術積澱加以升華的智慧。徐君兼具上述，以五十餘年之功「積跬步」，於七十古稀之後「集成」，推出《漢民族史記》，令人感佩。
跨學科之法
徐君1965年畢業於武漢中央民族學院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學）歷史專業，在浙江武義縣當中學教師二十年，1985年進入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工作。在武義縣任教時，跨進民俗學，在考察「風物是秦余」的武義風俗後，寫出《武義風俗志》，參加《金華風俗志》和《浙江風俗志》的編寫。到廣西民族大學後，又跨進民族學，先後撰寫和主編《民族理論政策簡明教程》《中國民族史新編》《中國民族政策史鑑》等著作。此後更博採人類學英華：運用變遷理論寫出《南鄉春色》；運用族群理論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運用文化理論主編《漢族風俗史》。2008年在史丹福大學舉辦的「漢民族研究反思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主旨發言，提出漢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論，運用人類學整體觀，闡述「漢民族是一個『和而不同』的整體」；運用人類學結構論，闡述「漢民族是有族群結構的」；運用人類學過程論，闡述「漢民族的人口之多不是一蹴而就的」；運用人類學凝聚論，闡述「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漢民族這個『雪球』越滾越結實」；運用人類學調適論，闡述「政策的調適作用使漢民族這個『雪球』越滾越結實」。進而概括漢民族「一大二雜三認同」的特徵：因人口眾多而「大」；因內部差異巨大而「雜」；因整合為一體而實現「認同」。（via 社會科學報 點擊「了解更多」 獲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