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是漢唐宋明等歷代中原王朝所演化來的嗎？其實並不全是，「中原王朝」是中國的主體，但不是全部，「中國」的歷史其實是中原王朝和很多地方民族政權綜合而來的。不僅「漢唐宋明」是中國歷史；大理、吐蕃、渤海等國的文明歷史，實際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到了封建王朝鼎盛時期的清代，這些邊疆基本上服從中原王朝的權威，這也是現在所說的「今日中國版圖由清朝奠定」的根本原因。
那中原王朝和這些地方民族的政權是什麼樣的呢？大體來說是有戰有和，交流不斷，而在這其中，大理國和宋朝的關係絕對算是相當獨特的，雖然金庸老先生的名著《天龍八部》中，大理世子段譽的戲份相當多且多與中原相關，但事實上，大理國與宋朝的關係相當薄弱，目前能查到大理國與同一時期的宋朝相關史料並不是很多，內容主要也以經濟關係為主，有時甚至會中斷貿易。
總體來說，大理國一直想親近宋朝，當宋朝的藩屬；但宋朝卻百般迴避，唯恐避之不及。
註：段譽，歷史原型為大理憲宗段和譽（1083年－1176年），在位時被宋朝冊封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這是宋朝與大理建立官方關係之始。
這其實並不正常，在封建時代，中原王朝通常東亞地區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以中原王朝的立場來看，其會追求「四夷臣服」的秩序以證明自身的正統；而以地方政權的立場，親慕中原，可以擺脫「蠻夷」身份，並獲得極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所以極少出現宋朝與大理國之間的這種詭異關係。
其實，宋朝與大理國出現這種關係，主要原因還在於宋朝。
時間先轉到公元964年，這一年宋軍出擊攻打後蜀，次年元月，後蜀國主孟昶舉國投降，占領川蜀後，宋朝勢力直接和雲南接壤。不過，宋太祖對雲南並沒有太大的打算，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典故「宋揮玉斧」：傳說宋朝占領四川後，宋朝疆域與大理國轄境直接相連。大理國立刻派建昌城的守將到成都祝賀，希望於宋朝交往。此時，進軍巴蜀的宋將王全斌也向宋太祖趙匡胤進獻地圖，力主乘勢進兵，攻取雲南，然而宋太祖卻用玉斧在地圖上沿大渡河劃了一條線，說：「此外非吾所有也。」與大理國劃江而治。
可以看出，宋太祖根本不想和大理國發生什麼關係，其原因在於什麼呢？在於唐朝的教訓，唐朝曾與南詔交往（738年-902年年，雲南地區由烏蠻和白蠻建立的過度），然而安史之亂後，南詔竟判唐並大舉入寇，甚至攻破過成都，使得唐西南地區大亂。宋朝鑒於此，保持了對西南地方政權的高度警惕。
當然，「宋揮玉斧」不是正史（此說不見北宋記載，直到南宋時方有以大渡河為界之說），但宋朝對於西南地區比較保守確實是事實，宋朝畢竟沒有漢唐時期那麼強盛，開拓之心也沒有漢唐雄主那麼熱烈，所以宋朝對大理相當冷淡，對於此策，時人與後人評價還是挺高的。
「翰林學士朱震言：大理國本唐南詔，（唐）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於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為御戒上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時宋以大理內附，或請於大渡河外置城市，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患。今於河外置城邑，邊釁開，非中國之福。』乃止治黎州。」——《僰古通紀淺述校注》
「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僰爨，以長世焉。」——《滇載記》
…
在這種策略下，宋朝和大理國之間呈現一種尷尬局面，這從地圖就可以看出：
宋朝與大理之間，有一片空白區域，這裡是什麼地方呢？這可以看做是一片緩衝地帶，屬於「昭通烏蠻諸部」，他們有時既聽命於宋朝又臣服於大理，但多數時間處於自我發展的獨立狀態，宋朝一般稱為「西南夷」。
其實宋朝對於外交一項如此，西夏，安南和遼朝沒辦法，這裡占據了傳統中原王朝的國土（西夏占據河西走廊，安南自古便是中原王朝的郡縣，遼朝占據了幽雲十六州），宋代初期還是希望收回；但是大理，雲貴一帶，當時並不是中原地區傳統勢力範圍，所以宋代就不想惹事。
宋朝如此保守，按大理對宋朝又是什麼一個態度呢。
大理對宋朝倒是相當熱烈，根據統計，從公元965年至公元1116年，北宋一共拒絕大理國的冊封要求達十一次之多，對於大理國「希望建立宗藩關係」的請求，宋朝君臣總是尋找各種理由予以搪塞推辭。一直到好大喜功的宋微宗即位後，大理國與北宋的關係才有了明顯的轉機，最著名的也就是政和七年，宋微宗趙佶賜大理國主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這是大理國與宋朝臣屬關係的首次正式確定，大理國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請封心愿終以了卻。
南宋時期大理疆域圖
大理對宋朝是個什麼外交策略呢呢？大理國和南詔不太一樣，其國力有限而且深受佛教和儒學思想影響，深知自身國小力弱，攻擊性並沒那麼強，美籍學者查爾斯. 巴克斯在其《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一書中認為:「宋代大理國所控制的地區與九世紀中期南詔盡力向四面擴張的時候相比要小一些。他的中心仍在大理平壩, 他們的當權者可能從未想到要越出今天雲南省範圍之外。大理決不可能對宋代中國的南方省區如四川、貴州、廣西等構成真正的領土威脅。」
不過，大理國迫切希望與宋朝交往，不僅多次請求臣服宋朝，還多次要求通商朝貢，比如政和五年（1115年），大理國王段和譽（段譽原型）向宋朝皇帝上奏：臣累年以來，嘗遣道磨中、羅道等處乞修朝貢….
《張勝溫畫梵像》，大理國佛教圖像
不僅大理國如此，大理國治下的諸多少數民族（如川蠻、兩林蠻、風琶蠻等）也紛紛要求與宋通商。這其中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經濟利益，宋朝畢竟是大國，與宋朝交流能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對文化的敬畏，畢竟古典時期中原就是東亞的文明中心，周邊列國均欽慕，大理國在請求通商時，多次特別請求希望購買宋朝各種學術和科技書籍。
「政和五年(1115年)，南詔大理國進奉使李紫琮等過鼎州(今湖南常德市)，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郡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扣首」——《宋史》
大理國國小力弱，無力對外擴張；而宋廷在北面始終面臨兩大強敵，也無心對西南用兵，雙方均無意敵對，且無利益衝突，這就使得宋朝和大理國300年內均保持著和平；而另一方面，大理國十分渴求與宋朝發生關係，但宋廷過度警惕，始終認為大理國「圖謀不軌」，又使得大理國與宋朝的關係進展始終相當有限，雖然北宋末年，北宋和大理的宗藩關係得以確定，南宋時期中原地區與大理國也並未完全斷絕政治聯繫，但這種關係宋朝並不重視，與後世明清對於朝鮮、越南等藩屬國的重視程度根本不是一個等級。
換一個思路，如果宋朝後期國運昌盛一些，很可能會進一步經營大理，畢竟宋朝的保守是受制於國力所限，畢竟宋朝也是個開拓過「隴右都護府」的王朝，也還是有些進取心的。
這種特殊的策略，使得大理和宋朝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邊疆政權之間的一種極為特殊的怪異局面：雙方在保持友好和平的情況下，一方拚命親近，另一方卻百般避讓。
不過，宋朝的策略也不能說是失敗，畢竟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西南地區也確實無法帶來過大的收益，宋朝統治者在實力有限又要面對北方強敵的情況下，在西南採用收縮策略，也的確保證了西南地區的安寧。也就是說，雖然宋朝對大理國「富有侵略性」的人設假定與具體事實不符，但還是取得了好的效果，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但是，對於大理國來說，這當然不是什麼好事，宋朝的保守無疑限制了雲南地區接觸中原先進文化，這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及對外關係，皆產生了不利影響，雲南於中原地區更加滯後。
參考文獻：《試論宋朝對大理國的人性假定》——趙永忠
作者：雲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