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們討厭純素食主義者？

利維坦按：

按理說，素食和肉食者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互不冒犯才對，但奇怪的是，很多素食主義者的行為對食肉的人來說十分討厭——比如前者的道德說教。也就是說，食肉本身已經上升到了環境、意識形態乃至犯罪的層面，從而讓食肉者或多或少懷有了某種道德負疚感。當然，有些反駁素食主義的觀點也顯得較為蒼白，比如找出一些植物也具備意識之類的研究——姑且不說「意識」這個詞用在植物身上是否貼切——問題的重點在於，我們從一開始討論的就不是一塊豬肉或牛肉那麼簡單的事情了。

從絕食抗議到投擲食物，歷史提供了大量食物被用於政治目的的事例。即便如此，對於今年早些時候聚集在倫敦市中心的一群純素食主義者來說，他們也不太可能忘記加迪斯·拉格茲金斯（Gatis Lagzdins）剝皮生吃下松鼠的那一刻。

與他的「同夥」傑奧尼西·赫列布尼科夫（Deonisy Khlebnikov）一起，拉格茲金斯在魯珀特街（Rupert Street）一周一度的蘇活區純素食集市（Soho Vegan Market）上表演了這項「絕技」。隨後，他在布萊頓的純素節（VegFest）上以相同方式示威（不過這一次他選擇的食物是生豬頭），這是他口中的「肉食者巡遊」的一部分，旨在強調植物性飲食的害處。在倫敦示威表演時，他身著一件印有標語「純素食主義=營養不良」的黑色背心。

加迪斯·拉格茲金斯。© Drovers

在向純素食主義者開戰之初，戰鬥的規模很小。對抗零星爆發，其中有些事件駭人聽聞，以至於招致了媒體報導。

有一次，一位自由撰稿人泄露了時任《維特羅斯》雜誌（Waitrose）編輯的威廉·西特韋爾（William Sitwell）的一封電子郵件，西特韋爾在郵件中玩笑稱要「一個一個地殺死純素食主義者」。西特韋爾隨後辭職（他在此後表示了道歉）。另一次，當一位客戶打電話向國民西敏寺銀行（Natwest）申請貸款時，被一名員工告知「所有的純素食主義者都應該被人在臉上揍一拳」，這讓該行遭受了一場公關噩夢。今年九月，當動物權益保護者衝進布萊頓的一家披薩快線（Pizza Express）時，一名食客果真揍了他們的臉。

對純素食者的常見指責之一認為，他們在享受自己的受害者地位，但研究表明，他們確確實實是受害者。2015年，卡拉·C. 麥金尼斯（Cara C MacInnis）和戈登·霍德森（Gordon Hodson）進行了一項研究並發表在《群體進程與群際關係》（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雜誌上，研究指出，西方社會的素食主義者和純素食主義者——尤其是純素食主義者——與其他少數群體一樣遭受歧視和偏見。

（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1368430215618253）

純素主義者曾經是個小眾的群體，在電視劇中可以看到對他們的拙劣戲仿【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一個角色說自己是「五級純素主義者」，拒絕吃任何和非素食沾邊的東西】。但在過去兩年，純素主義者被扔到了聚光燈下。這本是一種以互不侵犯為基礎理念的哲學，卻成為了社交媒體上一些最惡毒的爭論核心。

2018年11月，《英國早安》在節目中組織了一場題為「人們討厭純素主義者嗎？」的辯論；一周後，政治網站Vox以更直接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為什麼人們如此討厭純素主義者？」

（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8/11/2/18055532/vegans-vegetarian-research-uk）

最近這些針對純素主義者的敵意意味著令人費解的戰鬥激化，而與此同時，人們又開始形成一種共識，認為少吃肉幾乎必定對所有人——和地球——都有好處。當然，少吃肉並不意味著不吃任何肉類，而與純素食主義相關的極端禁令（不吃動物產品，不吃雞蛋，不用皮革，不用羊毛料）表明，這可能只是又一次類似阿特金斯飲食法（Atkins）或清潔飲食（clean-eating）的潮流——曇花一現，突然爆發，即刻消散，只留下一劑隱約的遺憾。

但事實與之相反，就在純素食者的增長理應趨於穩定的時候，它的人數卻繼續攀升。2016年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過去的十年里，英國的純素食者總人數增加了360%以上，共超過50萬人。

大企業聞風而至，紛紛大撈一筆。總部位於洛杉磯的超越肉類公司（Beyond Meat）生產味道和口感都與碎牛肉餅極盡相似的素漢堡，公司於最近上市，不久之後估值就達到了34億美元；雀巢（Nestlé）和家樂氏（Kellogg’s）等大型集團企業正進軍人造肉市場；連鎖超市和連鎖餐廳也推出了純素食系列。

然而，要說證明純素食主義進入主流——並遭到強烈反對——的確鑿證據，當屬今年一月時，備受喜愛的商業街麵包連鎖店格雷格斯（Greggs）宣布，它將推出一種以闊恩素肉（Quorn）為基礎的純素香腸卷。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對此公開表示不滿，他在推特上寫道：「誰都不會期待一根該死的純素香腸，你們這群被政治正確蹂躪的小丑。」事實證明摩根錯了：純素香腸卷大獲成功，公司的股票價值因此飆升了13%。

樂購的純素香腸廣告。© For the Record

當然了，我們所種植、收穫、養肥和殺戮的都是政治性的。樂購一則展示純素食產品的廣告遭到了全國農民聯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的抗議，他們聲稱這是對肉類的「妖魔化」；而什羅普郡副議長史蒂夫·查姆利（Steve Charmley）在推特上對郡內的支持純素食廣告發表了怒濤般的反對，他聲稱這是因為什羅普郡「完全以農業為基礎」。

這個時刻，這場衝突，是漫長積累之後的結果。純素食主義的興起與其說是個人品味的問題，不如說是世代動盪的問題；與其說是關於肉類、魚類和奶製品的問題，不如說是關於令它們過多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的體制問題。說到底，純素食主義的戰爭並不真正關乎純素食主義，而是和個人自由如何與個體、環境的健康危機發生衝突有關。

耆那教教徒的純素飲食。© The Blueprints

在許多文化中，完全不食用動物製品的做法有著悠久的歷史：由於信仰體系植根於非暴力，許多拉斯塔法里教、耆那教和某些佛教宗派的教徒數個世紀以來一直禁食肉類、魚類、蛋類和奶製品。然而，在西方的大部分地區，公眾對純素食主義的實際含義一直只有模糊的認知。

直到1944年，英國木工唐納德·沃森（Donald Watson）召集了一群不食用奶製品的素食者（包括他的妻子多蘿西）會談，討論給他們的生活方式貼上一個不那麼麻煩的標籤。他們考慮了「禁奶製品者」（dairyban）、「維生素食者」（vitan）和「善食者」（benevore）等選項，最後才決定使用我們如今所用的術語「純素主義者」（vegan），也就是將素食主義者簡單縮寫，理由是「純素食主義從素食主義開始，並將其推進到合乎其邏輯的結論」。

但是這些合乎邏輯的結論並未止步於不吃特定食物。最初的純素主義者追求的不是某種食譜，而是一種信仰體系，一套整體的意識形態——不僅拒絕動物蛋白，還拒絕動物成為工業供應鏈的一部分。20世紀70年代，卡羅爾·J. 亞當斯（Carol J Adams）開始寫作《肉類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該書於20年後出版，是一部開創性的女權主義文本，它認為對於一個將女性和動物都貶低為他人所欲，但又可隨意處置的「肉」的社會系統，純素食主義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處理方案。

弗朗西斯·摩爾·拉佩撰寫的《一座小行星的飲食》。© SuperVideo

在70年代早期，其他活動家正在考慮純素食主義如何可能為現有的食物系統提供一種可行的替代品。1971年，社會政策活動家弗朗西斯·摩爾·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撰寫的《一座小行星的飲食》（Diet for a Small Planet）向全球讀者介紹了成為素食主義者或純素食主義者的環保方面的理由（該書最終售出300多萬冊）。

同年，反文化英雄史蒂芬·加斯金（Stephen Gaskin）在田納西州劉易斯縣建立了一個純素食主義社區——農場社區（The Farm），聚集了大約300位志同道合的人。四年後，路易絲·哈格勒（Louise Hagler）在《農場社區素食食譜》（The Farm Vegetarian Cookbook）中宣布：「我們之所以是素食主義者，是因為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餓，而至少一半的人每晚都會餓著肚子上床睡覺。」她還向西方讀者介紹了自己製作豆腐和印尼豆豉等豆製品的技藝。

在今後幾十年的主流肉食文化的接受者心目中，《農場社區素食食譜》確立了某種純素食主義美學。純素食主義和大豆、糙米成了同義詞，它意味著年邁的嬉皮士們將崇高的米黃色穀物和豆子一勺勺盛進碗裡，而不指向今日那些迷人、充滿活力的年輕純素主義者——他們的Instagram推送中散發出積極的氣息。

燒烤風味手撕菠蘿蜜墨西哥玉米卷配牛油果與酸橙：與70年代經常被戲仿的米色純素食相去甚遠。© LauriPatterson/Getty Images/iStockphoto

社交媒體在改變純素食主義者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因為它易於培養即時的社群意識。你可以在網際網路上看到各種各樣的網紅內容——從「獨自笑著吃沙拉的女人」到巴西莓果碗（acai bowl），再到這一代人的主食，牛油果吐司——這些都有助於讓純素食主義擺脫那些陳腐過時的聯想。尤其是Instagram，它讓純素食品進入主流視野，對其進行重新包裝（純素食對你有好處，而且很上鏡哦！），使其適應低注意力的網際網路時代。

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發展：純素食作家兼播客主持人艾麗西亞·甘迺迪（Alicia Kennedy）認為，令人不安的是，網際網路已經將一個政治歷史如此複雜的事物轉變為了簡單的「對健康好的東西」，這使得潛在的消費者可以給自己貼上純素主義者的標籤，而不必背負意識形態的「過重包袱」。另一位美國作家庫什布·沙阿（Khushbu Shah）認為，純素食主義經由社交媒體完成的這種普及，已經將非白人的面孔和敘事從主流話語中抹去，因為白人博客作者和有影響力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這種生活方式。

食譜頻道博主「BOSH!」。© Get The Gloss

與此同時，純素主義者吃的食物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大城市街頭小吃盛行的景象帶來了一種更髒、更廉價的純素食美學，進一步促進了純素食食譜的發展。油管和臉書上的食譜頻道博主，比如BOSH!（一個帥哥二人組合）製作的創意菜（蘋果餡餅墨西哥玉米卷、純素的麥當勞麥芬、西瓜口味的野格炸彈），為純素食注入了一些樂趣，而這正是它急需的。【這點很明顯，因為這兩位博主，亨利·費斯（Henry Firth）和伊恩·塞斯比（Ian Theasby），並不把自己稱為廚師，而是「食物混音師」。】

這類語言開始反映出一種新的、更平易近人的純素食主義。諸如「以植物為基礎」這樣的描述越來越流行，有效地重塑了大眾想像中那些崇高的棕色乏味食物的形象，使之變得綠色而充滿活力。其他新詞如「彈性素食主義者」（flexitarian，指主要是純素主義者或素食主義者，但偶爾吃肉或魚的人，該詞於2014年6月被收入《牛津英語詞典》）改寫了令人生畏的純素主義意識形態，將它變成了一種嘗試起來有趣、健康、隨意的事情。

純素一月的廣告。© VegNews

純素一月（Veganuary，2014年首次發起的一項年度運動，鼓勵人們在每年的第一個月不吃肉）和無肉星期一（Meat Free Mondays）等帶有些許宗教團體性質的活動利用了這種精神——從徹底轉變飲食習慣，轉向易於管理的階段性素食，人們還能夠在網上分享（也就是吹噓）此類經驗，這更是錦上添花。

碧昂斯宣布對純素食主義感興趣——至少是早餐純素——而諸如大威廉士（Venus Williams，為了對抗健康問題，她採用了生食純素飲食）和劉易斯·漢密爾頓（Lewis Hamilton）等運動員在加強公眾對純素食的認識，將一度被視為怪異和有點煩人的事物變成理想生活方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對純素食主義更有利的是，越來越多的科學文獻表明，產生現代西方飲食的部分流程對我們造成了災難性的傷害。在一篇題為《是的，培根真的在殺死我們》的文章中，比·威爾遜（Bee Wilson）寫到了加工豬肉對健康的影響。《柳葉刀》（Lancet）雜誌和全球非盈利組織Eat（一家致力於改變全球食品體系的初創公司）聯合委託撰寫的一份報告《人類世的食物》（Food in the Anthropocene）得出結論稱「不健康的飲食是全球最大的疾病負擔」，而且以肉類為主的食品生產是「環境惡化的最主要緣由」。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8)31788-4/fulltext）

2018年10月，牛津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在《自然》期刊上發表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大幅減少肉食對於減緩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畜牧業生產已被證明導致了森林砍伐和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危險水平。再考慮到各種大眾科學現象，如紀錄片《奶牛陰謀》（Cowspiracy!）和《飲食與健康》（What the Health）——都可以在網飛上看到——你的飲食似乎突然變成了一種你可以拯救世界的方法。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594-0）

美國加州集約化養殖牛廠。© Lucy Nicholson/Reuters

肉類巨頭仍在積極遊說，支持我們天賜的吃動物肉的權利，這導致了一系列法律禁令的出台，這些禁令圍繞對「肉」——在美國的一個州甚至是「素漢堡」——的定義展開。

但是事實已經證明，純素食主義的病毒性是難以抗拒的。大約從2015年開始，純素食和植物性飲食烹飪手冊開始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激增，而BOSH!的烹飪手冊銷量超過80,000冊，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上盤踞四周之久（今天，亞馬遜列出了超過20,000條關於「純素食烹飪書」的搜索結果）。植物奶的銷量直線上升，隨著一位分析師所說的「盤中之戰」變得愈發激烈、（假的）血肉橫飛，植物性蛋白質闊恩製造商的財務業績一路飆升。

到2018年，拜倫漢堡（Byron）、瑪莎百貨（M&S）和普列特三明治（Pret）在純素食領域內投入了大量資金。一份報告宣稱，這是「純素食主義走出反文化領域，進入主流的一年」。2014年，純素一月的首次活動只吸引了3,300名參與者；到2019年，這個數字超過了25萬，其中53%的參與者年齡在35歲以下。

但純素食主義的爆炸性增長本身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它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純素食主義和純素食者具有某些內在的東西，引發了他人更深層次的情感。為什麼純素食主義的生活方式會在非純素主義者中激起如此強烈的情感？為什麼人們如此討厭純素主義者？

阿莫士·布朗森·奧爾柯特（1799-1888）。他希望完善人的精神，為此提倡儘可能的素食。© Quora

早期建立純素食烏托邦的嘗試並不成功。在19世紀40年代，超驗主義哲學家阿莫士·布朗森·奧爾柯特（Amos Bronson Alcott，《小婦人》的作者路易莎·梅的父親）在麻薩諸塞州的哈佛創立了水果地（Fruitlands），一個純素食社區，意在成為第二個伊甸園。但奧爾柯特堅持種植農作物和手工耕作，這意味著不可能為所有成員提供足夠的糧食（儘管成員最多時只有13人）；由水果和穀物構成的食譜（通常是生食）導致參與者嚴重營養不良。水果地開啟僅僅七個月後就關閉了，一位傳記作家嘲笑它為「歷史上最不成功的烏托邦之一」。

美國「素食主義之父」西爾維斯特·格雷厄姆（1794-1851）。© Kamil Micek

這一時機對於美國素食者來說是不幸的，因為他們當時已經捲入了一場與公眾意見的激烈戰鬥。19世紀的素食主義者和純素食主義者——他們名為格雷厄姆派（Grahamites），以長老會牧師和飲食改革家西爾維斯特·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的名字命名。格雷厄姆反對吃肉，理由是吃肉既不健康也不道德。格雷厄姆派成為當時經常見諸大眾媒體和醫學媒體的尖刻社評的主題對象，這些社評把他們描述為「形容枯槁的」、「虛弱的」、「半瘋狂的」、「面色發酸的」和「食物怪人」。

在21世紀，詞彙可能發生了變化，但情緒仍然大致相同。麥金尼斯和霍德森於2015年進行的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素食主義者和純素食主義者的態度極為負面，僅優於吸毒者。報告總結道：「與其他形式的偏見（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不同，對素食主義者和純素食主義者的負面態度並不被廣泛認為是一個社會問題，相反，它是司空見慣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

南希·霍爾滕（Nancy Holten）因其素食主義者身份而被瑞士拒絕成為該國公民。© TWITTER @NANCYHOLTEN

2011年，社會學家馬修·科爾（Matthew Cole）和卡倫·摩根（Karen Morgan）觀察到一種他們稱之為「純素食恐懼症」（vegaphobia）的現象，即英國媒體一貫對純素食主義者持負面態度。在她曝光（郵件）後的幾天裡，位於《維特羅斯》雜誌爭議中心的自由撰稿人塞萊內·尼爾森（Selene Nelson）被稱為「缺乏幽默感」、「好鬥」和「激進」。

2017年，據報導，瑞士阿爾高州的居民要求拒絕給予一位純素食主義外國居民以公民身份，因為她「令人討厭」，而全球媒體複述這個故事時流露出了高興的情緒，揭露了一種普遍而隨意的偏見。

超越肉類公司的超越春季漢堡。© Lauri Patterson

純素食主義的反對者為了證明他們的敵意有其道理可言，對這種生活方式提出了大量的反對意見。從一個現在人盡皆知的笑話可以看出（問：你怎麼知道一個人是不是純素食主義者？答：別擔心，他們會告訴你的），純素食主義者被描繪成愛說教且偽善的人，在麥金尼斯和霍德森的受訪者看來，這一特點尤其讓人憤恨，當「素食主義者/純素食主義者的動機關乎社會正義，而非個人健康時，受訪者對他們的態度更負面」。

以健康為由反對純素飲食有其合理的動機。純素飲食可能缺乏維生素B12等關鍵營養素。這一點在一些用非正統方法研究營養科學的純素食博主或Instagram網紅所倡導的極端飲食（如「果食主義」）的案例中尤其明顯。各種各樣的連鎖超市也試圖用高度加工的純素即食餐來滿足對純素產品迅速增長的需求——從不可能漢堡（Impossible Burger）到植物性肉丸、油炸魚丁/雞丁和植物性熱狗。正如比·威爾遜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這些產品中高比例的加工成分意味著他們所享受的所謂健康光環很可能是虛幻的。

當純素食主義真正成為主流，像超越肉類這樣的公司收穫了意外之財，也許我們所做的一切其實是用一種工業化體系取代了另一種工業化體系。有證據表明，集約化畜牧業對於解決世界飢餓問題並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它會影響個人健康和環境，但集約工業化種植大豆、玉米和穀物也要付出巨大的碳代價——同樣，將漿果和堅果仁醬漂漂亮亮地擺在巴西莓果碗裡或把牛油果擺在吐司上也是要付出巨大碳代價的。

當然，純素食主義植根於社會正義——隨著它成為主流，這一細節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即使在經過稀釋後，21世紀的純素食主義仍然是對抗性的：它將人們的飲食選擇置於注目之下，這自然會讓人們豎起自我防禦。在有些國家，肉類貴得令人卻步，人們有時不得不成為素食主義者或純素主義者；在富裕的西方，不吃肉是一個主動的選擇。這使它成為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拒絕，和對大多數人價值觀的譴責——尤其是在一個仍在掙扎著逃離配給制的漫長陰影的國家（如英國）。

我們被規訓要喜歡動物、譴責動物虐待，但是我們也生長在一個熱衷於培根三明治、周日烤肉、魚和薯條的文化中。人們不喜歡純素食主義者的一種簡單解釋是，他們展示了人類在飲食選擇上是多麼迷惑不已，而人類的決策又是多麼不合邏輯。

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真正觸及到純素食主義者讓人們極度不安的核心源頭。稱他們為沒有幽默感、激進、道貌岸然、令人生厭，或是偽善——所有這些詞只是掩蓋人們真實感受的煙幕，那種真實感受就是恐懼。素食主義者令人不安，難以解釋：他們和我們生活在一起，說話像我們，行為像我們——只有一點重要的不同。吃肉可能是謀殺，但是對有些人來說，沒有肉的生活更糟糕。

在西方社會，我們所吃的肉多到沒有正當理由可以解釋。人道飼養和人道屠宰動物所需要的資源，理應使動物的肉成為一種幾乎無法企及的奢侈品——事實上，在過去確實如此。過去，肉類一直是富人的專利，是繁榮的象徵：「每個鍋里都有一隻雞」這句話，在從法國亨利四世時期（這句話首次出現）一直到1928年赫伯特·胡佛競選總統的千年間【註：原文如此，疑為筆誤】，大部分時候一直是一個雄心勃勃但不切實際的承諾。

只有通過現代農業的技術進步，人們才能以超市的價格買到肉食。19世紀中葉以降，農民可以比過去更快、更好地飼養體型更大的動物，更利落地殺死它們，對它們的肉做處理以防止變質，把它們運輸得更遠，儲存得更久。人們普遍提到的一個心理轉折點是二戰，後來《紐約時報》的作者拉塞爾·貝克（Russell Baker）撰文稱，二戰引發了「牛肉瘋狂症」（beef madness）。美國士兵被派往前線時只有配給的肉罐頭；一等到宣布和平，沒有什麼比滋滋作響的慶賀牛排更能象徵美好新世界了。在短短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肉類從不可企及的奢侈品變成了飲食的基石；如今，我們覺得自己有資格每天吃肉。

今年三月，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娛樂時間電視網（Showtime）的《迪瑟斯和梅羅》（Desus & Mero）美國電視談話節目上討論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時說：「也許我們不應該早、中、晚三餐都吃漢堡包。讓我們實話實說吧。」和同一時間發表在《柳葉刀》上的關於肉類和環境惡化的報告一樣，這條評論也植根於常識性的正確科學，看起來全然無害，可果真如此麼？如果你問共和黨人的話，他們可不敢苟同。

猶他州眾議員羅布·畢肖普（Rob Bishop）抓住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言論不放，聲稱根據綠色新政，吃漢堡會是「非法的」。前白宮顧問塞巴斯蒂安·戈爾卡（Sebastian Gorka）更進一步，他在保守黨政治行動會議上發表演講宣稱：「他們想拿走你們的漢堡包！這就是史達林的夢想，但他從未實現！」

事實上，史達林對美式漢堡包讚不絕口，甚至派遣他的外貿部長前往美國進行真相調查（調查成果是發明了所謂的米高揚肉餅，在之後的幾十年間一直是蘇聯人吃得起的主食）。但是，「他們拿走了我們的肉」與「他們拿走了我們的工作」或「他們拿走了我們的槍」一樣，是一種具有感召力的戰鬥口號——它和後兩者都傳達了個人自由正受到外部力量威脅這樣一種感覺，聽者感到與生俱來的權利受到了攻擊。

泰德·克魯茲（錯誤地）聲稱，他的民主黨對手貝托·奧羅克（Beto O』Rourke）計劃，如果取代自己當選參議員，將禁止德克薩斯州的燒烤活動：就像私人槍枝一樣，動物的肉已經成為抵抗進步主義侵犯的象徵，它成了要從你冰冷、死亡的手中強行攫走的某種東西。男權倡導者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只吃牛肉和鹽而聞名；眾人皆知川普喜歡快餐和全熟牛排蘸番茄醬；甚至還有一部分自由至上主義加密貨幣愛好者自稱比特幣肉食動物。

在網際網路時代，吃肉明顯與某種保守的阿爾法男子氣概聯繫在一起。在他獲得吃生肉的惡名之前，加迪斯·拉格茲金斯最出名的身份是一個油管頻道的博主，該頻道散播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與光明會有關的右翼陰謀。在網上的另類右翼及其附屬圈子中，「豆仔」（soy boy）這個帶有貶義的詞彙與「綠帽奴」（cuck）和「貝塔男」（beta）等其他詞一起，被用來嘲笑所謂的社會正義戰士缺乏活力。

這與麥金尼斯-霍德森研究中的一項發現相呼應。在這項研究中，來自右翼背景、尋求維護傳統性別價值觀的受訪者認為，任何比起火雞更喜歡吃豆腐的男性，都具有某種令人警覺的顛覆性，理應被嘲笑。

這種大量使用食物衍生綽號的影響是雙向的。在英國，「熏豬腿男」（gammon）這個詞在21世紀10年代早期開始流行起來，它是一個貶義詞，顯然是受到了中年英格蘭中產階級發怒時氣得發紫的膚色啟發。食物總是與個人身份聯繫在一起，因此與政治密不可分。

就它們的詞源而言，諸如「飲食」（diet，希臘語意為「生活方式」）和「養生法」（regime，拉丁語意為「統治」）這樣的常見詞彙都隱喻著一場有關如何正確生活的鬥爭。「健康食品痴迷症」（orthorexia，患者執著地將他們認為有害的食物排除在飲食之外）這一概念的根源是一種對於「正確」飲食的錯誤觀念。談論某種飲食法時，意味著你不可能不談論那些不遵循該飲食法的人的缺陷；套用布里亞-薩瓦蘭（Brillat-Savarin）的話，告訴某人吃什麼，就是告訴他們成為什麼人。

因此，有關純素食主義者的對話只是更龐大事件的替代品。當我們談論純素食主義時，我們談論的是環境和社會變化；我們也在思考傳統的消失（德克薩斯燒烤！星期天烤肉！香腸卷！）。我們還開啟了一項拖延已久的全民公決，以決定我們的飲食選擇如何影響我們和我們周圍的世界。儘管諸如彈性素食主義等概念推動了純素食主義的流行，但它的最終目標是讓世界上每年的人均動物產品消費量精確地為零。也難怪事態變得如此激烈。

食物也可以成為我們宣洩焦慮的有力渠道。半個世紀以前，一封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信描述了一種可怕的新性疾病，其症狀——頭痛、出汗、心悸——都與中餐館中常見的一種調料有關：味精。這種增味添加劑被極盡妖魔化，以至於一些美國城市禁止使用它。儘管多項研究最終證明事實並非如此，但所謂的「中餐館綜合症」的說法在今天仍然廣為流傳：雖然味精在非亞洲食品中也被廣泛使用，但亞裔美國廚師仍然發現自己不得不為使用味精辯護。

這是證明食物都市傳說的持久力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毫無疑問，味精神話的傳播方式帶有種族主義元素；那些參與其傳播的人也是出於對過時的痛苦恐懼，因為威脅到他們生存的新人群開始逐漸受到歡迎。

那些反對吃肉的人面前有一場鬥爭。很明顯，這場鬥爭所爭的不是牛排，而是身份。鼓吹這種大規模變革的運動必然會激起人們的焦慮，而他們最焦慮的就是感到像格雷格斯闊恩香腸卷這樣的純素菜餚被定位為了替代品而不是「另一種選擇」。

除了少數幾個明顯的例外——其中大多數是宗教性的——肉類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仍然保持著首要地位。它最初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徵，是因為它比植物更難獲得——即使是一隻小動物也可以逃跑，而且就算它被抓住，也有能力給人造成傷口，在沒有抗生素的世界裡，這種傷勢可能是致命的。隨著社會變得等級森嚴，沒有什麼比想吃肉就吃肉更能體現社會地位了。

瑪爾塔·扎拉斯卡（Marta Zaraska）在她2016年出版的書《肉鉤》（Meathooked）中記錄了埃及古墓里的發現：在這些古墓中，法老與「肉制木乃伊」、成籃的牛肉和家禽一起被埋葬，而後者都為了法老的來世做了防腐處理。我們對肉類的痴迷並沒有減輕——相反，預測者預測未來十年發展中國家的肉類消費將迅速增加。作為一種現成的蛋白質來源，肉類仍然是人們最渴望的，是證明繁榮最可靠的證據。

正如卡羅爾·J. 亞當斯所寫，我們使用的詞彙保護我們免受肉食的道德後果：我們吃牛肉（beef）而非牛（cows），吃豬肉（pork）而非豬（pigs），但捲心菜在它的整個生命周期中始終只是一棵捲心菜。我們的語言以犧牲蔬菜為代價來崇尚肉食：強壯的肌肉型人士是「牛肉味的」（beefy），懶惰的人卻是「沙發土豆」，反應遲鈍的人則是「蔬菜型」。拋棄肉食並不像從豬肉到闊恩素肉那麼簡單：它需要我們摒棄一些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已經有跡象表明，飲食大轉移正在進行。英國大學備辦餐飲組織（Tuco）最近報告說，無肉食堂的數量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並將學生和工作人員採取純素食或素食飲食描述為一種「大趨勢」。在商業街上，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純素食餐飲並不僅是機會主義的撈一票就跑，而是潛在的暢銷品。在格雷格斯的純素香腸卷取得成功後，樂購宣布要將自家的植物性產品系列增加近50%，以滿足市場需求。

雖然素食的銷售額增長迅速，但在全球價值1.7萬億美元的動物源蛋白質市場上，這不過滄海一粟。當然，沒有政府、工業和科學的參與，文化的改變是不可能發生的；正如過去數年所展現的那樣，如果不經歷鬥爭，普遍的改變也不太可能發生。這使得當前的衝突領域成為一個不幸的領域——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可以實行中庸、情緒化的彈性素食主義。在網上，純素食主義戰爭中許多最激烈的戰役正於此打響，我們找不到妥協，甚至並不尋求妥協。網際網路讓交流變得高度緊張和兩極分化；在這樣一個尖叫的漩渦中，唯一能被聽到的方法就是喊得更響。

但是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我們吃了太多的肉，這些證據已經多到接近不可否認的地步了。今年夏天，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森林的破壞、牲畜的排放以及其他集約化農業形式是導致氣候危機走向不歸路的主要因素。

（www.ipcc.ch/report/srccl/）

一些人建議採取緊急行動，比如王室法律顧問麥可·曼斯菲爾德（QC Michael Mansfield），他最近【在「即刻純素」（Vegan Now）運動發起儀式上的演講中】暗示，吃肉可能會成為非法行為。他將其與禁菸做了類比，而且肉類（尤其是紅肉）確實很有可能會最終成為新的菸草——一小部分人完全意識到它對健康的負面影響，但仍享受這種惡習。

但當曼斯菲爾德創造出「生態滅絕」（ecocide）這個詞，並將其定性為反人類罪時，他將這場辯論置於了不同的框架之下。我們也許可以把當前的時刻描繪成一面懸崖，而對植物性飲食日益增長的興趣是回歸安全地帶最可靠的方式。在這種解釋下，對純素食主義者的戰爭是註定要失敗的大多數人為保衛他們有害的生活方式而戰鬥的行為。純素食主義者很可能大聲疾呼、令人討厭、假仁假義、自我滿足，還狂熱鼓吹。但是，隨著他們的數量增長超過邊際水平，也許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們是對的。

·本文於2019年10月29日修改，以澄清文中所引2015年研究報告的摘要。這項研究報告稱，素食主義者，尤其是純素主義者，與其他少數群體一樣遭受偏見和歧視，但沒有將這些少數群體描述為種族和宗教群體。

·本文於2019年11月26日修改，因為早期版本提及瑞士阿爾高州的某小鎮，實則為阿爾高州。

文/George Reynolds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9/oct/25/why-do-people-hate-vegans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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