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製度發源於隋唐，興盛於宋朝，到了明朝、清朝時期則發展到了頂峰。可是，盛極而衰，科舉制度也是如此。清朝時期，科舉考試各項制度變得成熟，但也出現了不少弊端，科舉場上醜態百出。
乾隆時期，攀附和珅的大臣吳省欽在主持鄉試時徇私舞弊，收受考生銀兩。一名考生在落第後憤憤不平，在考場門口貼上一副對聯。上聯是：「少目焉能評文字。」下聯是：「欠金豈可望功名。」橫批是：「口大欺天。」
這幅對聯里將「吳省欽」3個字拆開，分別嵌進上下聯和橫批，傳唱一時，讓吳省欽一個堂堂翰林斯文掃地。
其實，在清朝時期，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幾乎都要拜主考官為老師，自稱「門生」，並交納一筆豐厚的財禮，這已是公開的事實。考試場中，送過禮的考生夾帶抄襲，蔚然成風，考官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錢送禮的考生則只能「裸考」憑硬本事。這在無形之中，加重了考生的經濟負擔。
那麼，有沒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揭露科舉考試的種種醜態呢？有的。
清朝康熙年間，有一個大臣叫繆沅。繆沅，字湘芷，江蘇泰州人，生於1672年。1709年，35歲的繆沅參加由禮部組織的會試。這場會試由李光地、張廷樞主持，考題是《知者樂水》《今夫天斯》《孔子之謂》。繆沅順利通過會試，並在隨後的殿試里取得了一甲第三名的好成績，即探花。
隨後，繆沅點了翰林，授翰林院編修，步入官場，歷任禮科給事中、刑部侍郎、禮部尚書等職，官居從一品。
繆沅寒窗苦讀幾十年，參加了童子試、鄉試、會試，嘗盡科舉考試的酸甜苦辣，對於科場裡的各種「潛規則」是熟稔於心。汪景祺在《西征隨筆》中記載，繆沅當了禮科給事中後，有了專摺奏事的權力，便在奏摺里披露了科場裡的各種醜態：「其中雲，投拜門生也，詩文為贄也，遍送秘封也，充假名士也，串通家人門客也，盟會香火聲氣也，臨考之小紙夾帶也，場中之代請作文也。」
一般來說，禮部官員的奏摺送到皇帝那裡後，都會裁去姓名後，發給大臣們討論。只有繆沅的奏摺，沒有裁去姓名而直接發給大臣們討論。繆沅的奏摺開了先河。
繆沅這種做法，引起了另一名大臣錢以塏的不滿。
錢以塏是浙江嘉善人，是1688年的進士出身，資格比繆沅老，由於他做過通政使司左通政，又被稱為「錢通政」。錢以塏告訴繆沅的兒子繆集說：「惟聖人能知聖人非，尊公安能知之如此其詳，言之如此其盡乎？」言下之意，是繆沅一定也是科舉醜態的參與者，不然怎麼可能知道得如此詳細呢？
不僅如此，錢以塏也上了一道奏摺稱：「今每逢鄉試、會試之年，則出示貢院門外，大書雲禮科給事中繆沅條奏云云，天下方輕讀書人，不齒舉人、進士，有短垣而自逾之，何哉？入室操戈，逆取順守，常見不通名士，甫得一第，即過河拆橋，固不止繆沅一人而已。」這一番長篇大論，不過是指責繆沅「過河拆橋」「賊喊捉賊」。
記錄這段「筆墨官司」的汪景祺，也是浙江人，是錢以塏的老鄉。他對錢以塏的做法嗤之以鼻，在《西征隨筆》中寫道：「浙西乃有此敗類，每聞人言錢以塏是浙江人，為之愧死。」
汪景祺以自己是錢以塏的同鄉而羞愧不已。
【參考資料：《汪景祺:西征隨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