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高等教育階段甚至是就讀博士的比例在不斷攀升，但關於女性讀博的體驗卻缺乏嚴謹的實證考察。借鑑滿意度與學術職業社會化理論，基於《自然》雜誌2019年對全球在讀博士生的調查數據，本研究試圖通過滿意度的視角考察女性讀博的壓力問題。
研究發現，女性讀博的滿意度顯著低於男性，該差距在中國同樣也顯著。而導致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的最主要因素依次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師生互動、讀博動機。進一步分析發現，女博士生更難處理學術與家庭的矛盾，師生互動頻率與質量也相對較差。他們更容易受到同伴或導師的欺凌、歧視與騷擾。較低的滿意度還導致女性更低的學術職業認同。上述結論為改善女性博士生的就讀體驗和學術職業社會化提供了針對性的政策依據。
關鍵詞
女博士生;滿意度;學術職業認同;性別主義
一、引言
高等教育擴張以及女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全球主要國家女博士的比例越來越高。中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97年全國博士在讀人數34402人，女性占比為18. 77%;而到了2019年，全國讀博人數為424182，女性占比為41. 32%。自2009年以來，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連續9年多於男性。2017年該比例達到新高。美國共授予78778個博士學位，其中女性占授予博士學位的比重為53%。歐盟發布的《女性報告2018)) (SHE FIGURES 2018)指出，歐盟28國2007的女博士畢業生比例為45.9% ,到了2016年該數值為47.9%。三分之二的歐盟國家女博士的比例為45%-55%左右。更重要的是，十年間女博士數量的增長趨勢要快於男性。甚至在貧困的非洲地區同樣也呈現該趨勢。從2000年以來，非洲地區(不包括南非)女性博士生人學的年增長率為20.2%，而男性年增長率僅為16.9%。
但與上述欣喜跡象不符的是女性在學術界的現狀總體上卻仍不樂觀。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質性研究均指出女性讀博期間在婚姻、學業與生活方面遭遇更大困難。更重要的是這種不樂觀的局勢還會延續到他們成為正式研究者之後。學界用「管道泄漏」(Leaky Pipeline和「剪刀差分布」(Gender Scissors）來形容隨著學術資歷提升女性落後於男性的差距也逐漸擴大的趨勢。相較而言，當前研究讀博經歷的性別差異缺乏嚴謹的考察。已有研究都是基於質性方法考察女性的壓力和挑戰，缺少基於大型調查考察讀博經歷上的性別差異。尤其是基於中國的相關文獻較少。僅有的幾篇文獻也主要關注女性的婚姻和就業，幾乎沒有研究從讀博經歷的視角考察「管道泄漏」和「剪刀差分布」的解釋。因此，本研究試圖基於《自然》雜誌2019年進行的全球博士生調查數據，探索女性讀博是否面臨更大壓力，何種因素導致了女性的壓力。對於該問題的研究既能為社會上關於女博士的報導進行嚴謹的學術考察，釐清相關爭議，纖解女博士生的壓力，甚至為彌合科研力量的性別鴻溝提供依據。
二、文獻綜述
女博士議題進人學術領域之前，相關討論更多的是社會輿論的報導，例如「第三性別說」等。尤其是南方周末發表的文章《比博士更難讀的學位是:中國女博士》直擊中國女性在讀博士的辛酸苦辣，科學網上引起熱議的《女博士的生育困境》，以及環球時報英文版揭露的女博士在論文與懷孕的矛盾。也正因為社會輿論和媒體對女性博士的關注，推動了部分學者關注社會媒介中的女性博士的形象與符號。除此之外，還有部分文獻關注的是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在學術與家庭之間的角色張力，但這並不是本研究考察的對象。
(一)女博士生的學術體驗
既有關注女博士生的文獻聚焦於他們在婚姻、生育、學術以及就業市場表現，而這些研究的結論也難有一致定論。在婚姻市場上，伍麟等人發現女博士的擇偶標準非主觀地延緩了結婚年齡，但卻客觀地導致更長的擇偶時長。羅蘊豐發現結婚對於女博士生的科研發表有正向影響，相比於未婚女性，已婚博士科研發表量會更高。莫文斌認為性格、社會文化、兩性角色衝突造就了女博士婚戀難的狀況。在就業起薪和工作落實上，李鋒亮等人發現女博士不存在就業難的問題，也並沒有明顯的劣勢。李澄鋒等人發現女博士更傾向於選擇學術職業。馬明霞等人發現相比於男性，女性更傾向於選擇進人高校工作。金蕾在等人發現工學女博士的學術職業落實率高於男性，但進人90J工程高校的比例低於男性。
關於女博士生的就讀體驗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集中在國外文獻，國內的相關研究更少。極個別的文獻也基本上都是從質性視角，缺乏量化的研究進行考察。而基於質性的方法探討女性博士生的體驗和遭遇問題並不能科學回答是否男性博士也具有同樣的經歷。正如馬諾拉(Manuela) 與卡特（Carter）等人同時在研究展望中指出未來需進一步探索主觀幸福感的性別屬性，探討男女體驗的差異。既有的西方文獻關注更多的是西方黑人女性在讀博過程中的體驗，或者是女性在男性主導(male-dominated fields)的學科領域內(例如理工科，STEM)的遭遇。
這些研究者發現女博士生的經歷相對曲折。洛林(Lorraine等人對英國一所大學(post-1992 university)的8位女性博士的訪發現，平衡家庭和學業生活是巨大壓力的來源，在妻子/母親和學生的角色之間掙扎，參加學術會議對於女性而言更難。他們聲稱女性的學術生涯受到影響，並不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是因為結婚生子。卡特(Carter）等人對紐西蘭女性博士的訪談發現，關於女性的被動、家庭教養和(至少是象徵性的)服從男性權威的文化期望會導致女性的社會關係與學術表現之間的緊張關係。例如，家庭和學術需求間的緊張關係、參加會議、導師與學生關係、家庭樂趣和學習責任的重要性。此外，種族、年齡、婚姻狀況和受虐史(abuse history)也是影響女性博士學位的因素。施密特(Schmidt等人對瑞典女性博士生的幸福感調查發現，一方面，女博士生在價值觀、觀念和優先事項之間搖擺不定;另一方面，他們受影響和/或依賴的外部資源，以及必須在整體持續的生活平衡中扮演多重角色的事實。海恩斯(Haynes等人對美國某研究型大學的8位女博士的半結構訪談發現，他們在壓力、社會支持、自尊和心理壓力等方面存在問題，這些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女性因管理多重身份而產生的角色衝突、發展應對技巧和維持社會支持等行為。
另一部分研究者則關注理工科專業女性博士的遭遇。受性別研究(women study)中角色理論(男性主義和女性主義，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的啟發，研究者相信性別特徵會在博士生職業社會化產生影響，使本就存在性別文化差異的學科內部(如航空和工程)的女性遭遇較多的困難。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BER)的報告指出，所在學科的女性比例與女性博士按時畢業的比例正相關。儘管該報告的數據說明了部分故事，但他們並沒有闡明女學生的實際經歷。所以蘭金(Langin在《科學》雜誌上發文聲稱，在對四位女博士的深度訪談中發現，她們要建立一對一的友誼特別困難，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來與他人保持聯繫，並且更容易受到騷擾和欺凌。最後，還有部分研究將女性博士的遭遇置於種族視角中，試圖探索少數族裔(主要是黑人)女性博士的讀博之旅，或者是女博士生的跨文化學習經歷。
當然也要承認國內部分學者也關注到女性讀博經歷的問題。閆廣芬等人發現理工科女博士讀博動機來自於自我認同，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和自我價值的認同。馬纓發現女博士對學術研究的興趣低於男性，科研能力和工作抱負也低於男性。這些差距會有積累效應進而影響他們未來的科研成就。孫卉等人發現女性在讀博期間面臨的壓力包括，學習與工作壓力、情感與家庭壓力、人際與溝通壓力等。周川淇等人也發現理工科在讀女性博士在男性主導的學科中有明顯的不適，她們對自身學術能力和學術發展不自信，並且在未來也迴避進人學術領域。郭英劍指出，女性博士承受壓力的反應不同，平衡各種角色以及讀博成本壓力。
(二)博士生就讀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
以魏德曼(Weidman)代表的學者提出的博士生學術職業社會化理論(Doctoral Student Socialization）指出博士生通過系統的學術訓練而習得學術職業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如學術職業興趣、學術職業認同、學術職業能力等)，以此不斷進行學術職業社會化的過程。根據該理論的啟示，博士生就讀經歷會影響學生的學術職業社會化程度。滿意度是博士生對讀博體驗的主觀評價，因而就讀博滿意度也會影響其後續的學術職業發展。有部分研究關注博士生的讀博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但這些研究絕大多數是基於個別學校的案例考察，缺乏大範圍實證調查，而且關於何種因素影響博士生滿意度，已有研究的結論也並不一致。
貝尼塔(Benita）等人使用的「2000年全美博士學位項目調查」數據，其中讀博滿意度的維度涉及課程廣度和靈活性、教學、專業發展、職業指導和安置服務、獲得學位的時間、導師指導、財政支持/資源、項目環境、總體滿意度等維度。韓曉峰等人認為研究生滿意度主要有課程教學、科學研究、導師指導、管理服務四個維度。趙(Zhao)等人與寧昕的兩篇文章均從導師一學生的關係探索博士生對導師的滿意度，他們都將導師一學生的關係操作為導師選擇和導師行為兩個一級指標。韓國學者Shin等人從社會環境和動機因素探索博士生的讀博滿意度。他們將影響因素分為，民主的學術文化、與導師的互動、與同齡人互動、學術動機、就業市場的預期等。科塞萊斯(Corcelles）等人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影響博士生就讀體驗的因素包括，學術社群、研究過程、學術交流、資源與限制、主動性、個人非學術化的生活。加西亞一阿拉西爾(Garcia-Aracil）等人根據已有文獻梳理成教育因素、學術環境因素、與個體特徵相關的因素等維度。許丹東等人試圖從導師指導和項目支持、課程教學滿意度、科研氛圍、科研設施、基礎設施和獎助體系探索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顧劍秀等人從職業期望和教育經歷(科研項目、出國、參加會議、與導師關係、學術合作、社會實踐、職業指導)兩個視角探索博士生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但遺憾的是，當前並沒有研究從性別差異的視角探索影響因素的差異。
基於此，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如下:(1)與男性相比，女性在讀博期間的滿意度如何?中國女性博士生的表現如何?(2)如果二者有差異，那麼男女性博士生之間的滿意度差異到底是由什麼因素導致的?在中國的情境下有何區別?(3)上述因素對讀博滿意度之間的性別差異的解釋力有多少?在中國的情境下有何區別?(4)滿意度會影響博士生的學術職業認同嗎?
三、研究設計、數據及方法
關於博士生的調查數據基本不公開，個別調研的樣本量代表性也受限，所以研究者將目光轉向《自然》雜誌於2019年在全球範圍內對在讀博士所做調查。實際上這也是該雜誌針對博士生的第五次全球調查，只不過前四次調查並未公開原始數據。更重要的是，近兩年國內也湧現出多篇基於2019年數據而寫作的文章。該調查的主題涉及讀博經歷的評價、心理狀況、學術參與、組織支持、社交參與、人口統計學特徵等。本次調查共有來自全球的(歐洲為36.18%，北美和中美洲為27.67%，亞洲為27.46%，南美洲為3.19%，澳洲為3.07%，非洲為2.44%） 6812位博士生參與。剔除掉關鍵變量上有缺失的樣本，最終進人分析的樣本量為6028。其中，中國大陸地區共有680位博士生參與本次調查。
(一)關鍵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讀博滿意度。研究者主要通過就讀體驗、職業境況提升、學術職業激情三個變量合成。具體做法是提取三個變量的公共因子，再進行0-1標準化，在此基礎上再轉為0-100的取值。在問卷中三個變量對應的是分別詢問受訪者「你對自己的博士經歷有多滿意」「博士學位多大程度改善就業前景」「相對於讀碩士初期，你現在的感受如何」。
根據文獻部分的梳理，尤其是借鑑Corcelles(2009)的理論框架，本研究從師生互動、學術交流、學術資源、學術經歷、讀博動機、學術與生活平衡等六個維度探索影響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的關鍵因素。其中「師生互動」包括導師的認可、獨立自主程度，與導師的關係、導師的心理支持、與其他老師的關係。「學術交流」包括參加會議、在大會上作報告、學術合作。「學術資源與平台」包括課題申報獲得、福利待遇、休假、資助。「學術經歷」包括收集數據、分析數據、實驗設計、論文寫作、論文發表。上述四個維度下屬的測量題項在問卷中均採用李克特七點計分法進行測量，研究者分別從多個變量中提取四個公共因子，在0-1標準化後，再轉化為0一100的取值。「讀博動機」主要是詢問受訪者讀博動機是否具有學術追求。「學習與生活的平衡」主要是詢問受訪者在博士期間的學習與生活的平衡狀況。問卷中也採用李克特七點計分法進行測量，數值越大代表個人越能平衡好學習與生活的關係。
此外，本研究還涉及了年齡、養育義務(老人或者子女)、是否出國讀博、是否有工作、學位類型等控制變量。上述關鍵變量的描述性結果見表1。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基於T檢驗和分布密度函數圖的方法綜合比較男女博士生的滿意度差異;其次再利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嵌套回歸技術依次納人核心解釋變量，進而了解哪些因素對滿意度的性別差異有解釋力;再其次，研究者在線性回歸的基礎上使用Blinder-Oaxaca分解技術考察上述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以及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最後，基於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考察讀博滿意度不同維度上男女性學術職業認同的差異，初步探索滿意度與學術職業認同的關係。
四、研究結果
(一)女性讀博的滿意度真的更低嗎?
圖1報告的是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以及分總樣本和中國的情況。研究證實，女博士的讀博滿意度顯著低於男性，也低於博士生讀博滿意度的均值62.18(圖1)。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博士生滿意度也均低於國外，尤其是在中國的女性博士讀博滿意度最低(57.85 )。另外，問卷中涉及的讀博體驗與讀博前的預期差距的題項來看，女性讀博的體驗與預期的差距也相對更大。
以上的性別比較的核心思想是均值比較，接下來研究者將利用密度函數圖從滿意度的不同分布點比較性別差異。從圖2中左圖讀博滿意度的分布情況來看，相對於男性，女性的滿意度分布函數曲線更向左偏。尤其是在滿意度高分位點(70)上，男性的分布均大於女性。而右圖呈現的是中國的情況。研究發現，相較於總樣本，中國的博士生在滿意度低分段女性的分布更多，而在滿意度高分段，男性分布更多。
(二)哪些因素對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有解釋力
表2報告的是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研究者主要採用嵌套回歸的方法，在統一考慮了控制變量的基礎上逐步放人各核心解釋變量。例如，模型1為性別變量加上控制變量，模型2是在模型1基礎上加人「師生互動」維度。以此類推，模型7為在模型6基礎上加上「工作生活平衡」維度。
研究發現，在加人師生互動的模型2中，模型擬合係數顯著增加(0.026到0.185)，性別變量係數的絕對值由3.731下降到3.198。這意味著男女博士生滿意度的差異部分是由師生互動的程度導致的。同理，研究者發現在模型3、模型4、模型6、模型7中均呈現加人新解釋變量後，性別係數呈現下降的趨勢。模型3中加人的是學術交流維度，模型擬合係數進一步提升，性別的係數絕對值也繼續下降到3.080模型4加人的是學術環境維度，研究發現性別係數的絕對值也繼續下降到3.039。模型6加人的是讀博動機維度，研究發現進一步控制了讀博動機後，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下降到2.983。模型7加人的是工作生活平衡維度，研究發現控制了工作與生平衡後，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下降到2.835。意外的是在模型5中的結果。該模型顯示，在加人學術經歷維度後，男女博士生的讀博滿意度的差異反而還增加了(係數絕對值由3.039到3.118）。綜合上述結果可以發現，師生互動、學術交流、學術平台、讀博動機、工作與學習生活的平衡是影響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的重要因素，而學術經歷可能是一個抑制變量。此外，進一步對中國的樣本進行單獨分析(表格略)，研究發現對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解釋最強的依次是學術交流、師生互動、學術環境、學術體驗，而學術與工作的平衡因素是抑制變量。
最後，我們還考察了總樣本中控制變量對讀博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發現年齡為25-34歲的博士生，他們的讀博滿意度最低。原因可能是24歲以下博士生更夠全身心投人學術且沒有家庭後顧之憂，34歲以上的博士生很可能是家庭與事業都小有成就，而年齡處於中間段的博士生卻同時面臨學術與家庭的雙重尷尬。關於養育責任方面的結果也證實了上述推論。研究發現有養育責任的博士生滿意度高於沒有養育責任的博士生。這一結論也與人們傳統的認知相悖。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有家庭養育責任的博士生，他們能獲得更多的家庭心理支持，家庭關係為其提供了一個負面情緒的緩衝地帶。有無在職工作的博士生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是否在本國讀博對滿意度無顯著影響。雙學位的博士生滿意度高於非雙學位的博士生。
(三)上述因素多大程度解釋了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
以上分析表明師生互動等維度能夠解釋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但模型7的結果卻發現，即使控制了所有變量，女性的讀博滿意度依然比男性低2.835分。這也意味著仍存在變量無法解釋的部分，或是存在一種針對女性的本身的系統性歧視。上述分析方法也並不能知道各解釋變量的相對解釋力。基於此，研究者將進一步採用Blinder-Oaxaca分解技術探索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的關鍵因素。
表3報告的是差異分解的結果。研究發現，對於總樣本而言，本研究納人的變量共解釋了27.57%的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但還有72.43%無法解釋。較為訝異的是在中國的情境下，無法解釋的部分高達88.16%，而且可解釋的部分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也就說明本研究雖然納人了儘可能多的解釋變量，但是依然無法解釋中國博士生就讀滿意度的性別差異。這其中蘊含的意義是可能由於遺漏了的相關變量，或者是因為在中國的情境中女博士承受的歧視更嚴重，所以導致在本研究納人諸多變量之後依然無法解釋性別差異。進一步分析，總樣本中從可解釋的部分來看，對於讀博滿意度性別差異解釋力最強的前四名依次為，「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師生互動」「讀博動機」「學術交流」。其餘幾個維度解釋力相對較弱。而中國樣本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解釋變量的係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測。
上述研究發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與「師生互動」兩個維度上對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解釋最強。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比較了男女博士生在這兩個維度上的差異。首先，通過對「加班熬夜文化」和「每周科研花費時間」兩個維度來看(見圖3)，似乎男性博士生的科研投人更多。這也就意味著女性雖然在科研投人程度上不如男性，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此基礎上繼續平衡家庭一工作上的能力的也不足。其次，通過對師生互動關係維度的角度來看(見圖4)，研究發現女性在與導師或其他老師的師生互動頻率和質量都相對較差。尤其是在「與導師的關係」「導師的認可」等維度，女性的劣勢都較為明顯。進一步，結合問卷中涉及到的「如果能夠重來會選擇換導師」這一題項，研究發現女性博士生期望換導師的比例也比男性高5個百分點左右。
再者，考慮到控制了所有變量之後女性的滿意度仍然低於男性博士的結果可能指向女性遭受到了系統性的歧視。所以研究者還進一步比較了在遭遇歧視、騷擾和欺凌等經歷的性別差異。如圖5所示，無論是總樣本還是中國樣本，女性遭受校園欺凌、歧視和騷擾的比例均遠高於男性。總樣本中，女性受到欺凌的比例要比男性高8個百分點左右，女性受到歧視或騷擾的比例要比男性高10個百分點。具體來看(圖略，多選題)，女性受到較多的歧視或騷擾的類型依次是性別歧視(54.47%）、種族歧視或騷擾(25.68%)、性騷擾(21.46%）、年齡歧視(17.62%)。最後，我們通過對女博士生受欺凌來源的比例統計(見圖6),研究發現其他學生、導師、其他教職工是女性受到欺凌的最主要的來源。以上結果都指向女生在師生互動方面相對處於弱勢地位。
(四)讀博滿意度會影響學術職業認同嗎?
雖然女性的讀博滿意度低於男性，但是滿意度仍然受到部分學者對其在「過於主觀」或是「消費主義至上」的指責。換言之，學生在讀博上的低滿意度真的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嗎?所以研究者試圖探索讀博滿意度與學術職業認同的關係。女博士生低滿意度會影響學生較低的學術職業認同嗎?本研究借鑑黃亞婷和王思瑤的做法，將個體對畢業後是否繼續從事學術作為博士生學術職業認同的代理變量。雖然學界對當前博士生就業出現多元化趨勢持更加包容的態度，但不可否認的是從事學術職業依然是博士生畢業去向的主流。所以本研究將畢業去向意願作為學術職業認同的代理變量依然適切。
如圖7所示，研究發現博士生的讀博滿意度與學術職業認同有明顯的正向關係。女生較低的讀博滿意度會使得他們擁有較低的學術職業認同。具體來看，畢業後絕對不可能從事學術職業的學生，其讀博滿意度僅為43-44分左右，而非常有可能從事學術職業的學生的讀博滿意度為67-69左右。雖然圖中的結果也說明男性的讀博滿意度與學術職業認同呈正向關係，但是根據描述性分析部分的均值比較和密度分布函數圖來看，女性的讀博滿意度在低分位點分布更多。可以說明，對於滿意度處於劣勢的女性而言，低滿意度帶來的較低低學術職業認同會更加明顯。
五、結論與討論
(一)主要結論
本研究通過《自然》雜誌2019年對全球博士生的調查數據，探討女性在讀博期間遭遇的壓力問題及其相應的解釋。基於均值比較和核密度函數圖的方法，研究發現，女性博士生的讀博滿意度顯著低於男性，而中國情境中的女博士生滿意度最低。通過多元嵌套線性回歸分析發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讀博動機、師生互動、學術交流、學術環境等因素能解釋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而學術經歷變量則是抑制變量。換言之，控制了學術經歷之後，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反而還擴大了。同時，本研究也發現即使控制所有變量，女性的讀博滿意度依然顯著低於男性。再者，基於Blinder-Oaxac分解技術，本研究的結論儘管部分支持已有文獻提出的師生關係是影響就讀體驗的重要因素，然而進一步卻發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讀博動機、學術交流也是重要的解釋因素。但意外的是，本研究所涵蓋的變量只能小部分(27%)解釋全樣本的性別差異，幾乎無法解釋中國情境下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最後，本研究還發現女性博士生的低滿意度更容易導致更低的學術職業認同程度。
(二)討論與政策建議
儘管女性在研究生教育比例上的攀升引起人們對「男孩危機」的擔憂，但女性在博士生教育比例上依然不占優勢，尤其是在「男性占主導」的理工科專業中女性的比例依然很低。本文從讀博滿意度和學術職業認同的角度部分解釋了女性在學術領域弱勢的境況，即他們在博士階段就已經有諸多負面體驗，而這些體驗會疊加影響後續學術職業社會化程度。更為關鍵的是女性在進人學術領域取得更高成就上依然面臨重重障礙，無論是天花板效應還是女性學術的「管道泄漏」，種種線索都指向一個事實:女性在學術領域的代表性和成就依然處於弱勢。另一個需要提及的是差異分解的結果顯示，總樣本中仍然有70%左右的部分無法解釋，而在中國樣本中有接近90%的部分無法解釋。雖然存在遺漏變量的風險，但上述的相似結論可能提醒我們，女性在博士就讀期間的確存在一些由學術領域性別社會化帶來的系統性歧視或排斥，而這些危險且有毒的文化因素損害了女性的讀博體驗。遺憾的是，這些環境因素還無法被現有的變量觀測到。
結合上述結論，研究者認為學校需為女博士構建「安全和支持性」的環境的努力上做出行動。首先，推動女博士生與導師師生關係的質量提升，關注女博士生在就讀期間的負面經歷。既要鼓勵女博士生加強與導師的互動頻率和質量，也要有效監督導師在與學生互動過程的負面影響。例如導師在人格上對學生的欺壓，或是學術成果的不合理分享機制。其次，助力女博士生解決好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處理好家庭與學術間的角色矛盾。而這既依賴於學校和院係為女博士生提供一個更為安全具有針對性支持策略的環境，也仰賴於女博士生自身形塑一定程度的抗逆力和主動性。再者，推動女博士生積極融人學術交流和學術科研過程，為女博士生構建更多的積極學習經歷。例如參加高水平學術會議並在大會上報告，或是與學術同行交流討論甚至是合作。最後，注重女博士生的心理健康，提升其自我效能感。雖然本研究顯示相對於男性，女性更容易向他人傾訴焦慮和內心，但他們更願意與院系以外的同伴交流。所以研究者建議應建立學校層面的研究生心理疏導中心，為處於低迷期的博士生提供效能感提升的相關諮詢和活動，或是有出版或發行專門指導女性讀博的求學指南。例如國外學者在2001年出版的《女性讀博的指南》，專門指導女性如何順利進人博士領域。
當然研究者也承認本文還存在需進一步研究解決的地方。其一，由於該調查中並未涉及學科，而學科在博士生學術職業社會化過程中卻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後續研究可以在控制學科因素或者是探索不同學科內的異質性。其二，本研究最後探討的是讀博滿意度與學術職業認同的關係，但並不是嚴格意義的因果關係推斷，未來還需控制其他變量或採用複雜的統計手段，探索讀博滿意度與學術職業認同之間的關係。其三，無論是全樣本還是中國樣本，研究者依然發現現有因素仍無法完全解釋讀博滿意度的性別差異，而究竟是因為變量的遺漏還是性別的系統歧視都需後續研究進一步甄別。
來源：本文節選自《女性讀博的滿意度真的更低嗎?———基於《自然》2019 年全球博士生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作者：汪衛平（杭州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管理學博士），袁晶，（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人口學博士），楊駒（蘇州科技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劉河清(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原載於《高教探索》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