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既沒滅書也沒殺人，只是這八個字聽起來過於鋒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另兩件事雖說都是文化政策，但性質不同。為了您看著方便、我這兒好說，就這麼寫吧。

先說結論，即「四庫全書」和它背後「文字冤案」的破壞力是持續性的，深刻傷害了中華士氣——它在「文化惡政排行榜」上穩居第一；「焚書坑儒」大有名，但其酷烈的破壞被漢初的一系列文化重建工作所攔阻，大量先秦經典並未失傳，在今已是靜態的陳跡。至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它不是壞事亦不為過，近代人對它「壟斷思想，失去自由」（易白沙）的批評系求全責備，大而無當。

所學有限，愚才更淺，權做一簡單分析，以期辨明基本的是非。

三件事的性質有何不同？

性質上，「四庫全書」和「焚書坑儒」比較接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比較特殊。前兩件事都是典型的惡政。

其一，滅書或改書，嚴重阻礙了文明傳承。區別只是「四庫」滅書逾萬部、改書覆蓋前朝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文獻（呂思勉），而「焚書」的打擊面小太多（沒那麼多可焚，動機也不同）。其二，嚴刑或殺人，深刻踐踏了文明傳承者的尊嚴。四庫文人攜手遍地鷹犬，前者負責滅「文」後者滅「人」，受難者以千計，殃及者無算；「坑儒」殺了460多人（司馬遷），一說700多人（孔穎達引衛宏）。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既沒滅書也沒殺人，只是這八個字聽起來過於鋒銳。文景之世，「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武帝遂召見董仲舒、公孫弘等商議文化重建等工作。其實董仲舒的建議很激進，接近「罷黜百家」等八個字的字面意思，「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班固）。——好在漢武大帝最終沒重用他（用了更講實際的公孫弘），也沒全聽他的。

首先，「獨尊儒術」就沒全聽他的。漢武帝是啥人？一番對策，儒家學說的重點瞭然於胸。對於公羊學裡的大一統、內聖外王、尊王攘夷、伸君抑臣等等，「嗯，很好，我要了」；至於天道不變、法於先王那些，於事不合，「要以『更化』的眼光看問題」（班固）。武帝的「獨尊儒術」絕非「盲從儒術」。宣帝繼之，直言教訓崇儒的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班固）。——「獨尊」直接砍半。

其次，「罷黜百家」完全沒聽董仲舒的。兩漢不僅是儒學發展的時期，西漢初期及東漢以後，老莊道家亦盛於世；還有我們都知道的漢明帝的那個夢及後來的「白馬馱四十二章經」。若兩漢真地走「焚書坑儒」或「四庫全書」的路子，何來魏晉名士的抱膝長嘯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所謂「罷黜百家」，較準確的理解是「經費上、人事上，相對傾斜儒家」或「以儒家為主流思想」。

到這裡，大家一定看得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四庫全書」、「焚書坑儒」的不同。看他們的歷史評價也知道：從古至今，沒人說「焚書坑儒」好；近代以來，太多人為「四庫全書」感到錐心，魯迅稱之「陰險」、「驚心動魄」，呂思勉稱之「狠毒」、「一意孤行」。但正史總把「罷黜百家」作為漢武帝的重要功績（班固，姚思廉，司馬光等）；近代以前，學界亦從此看法（韓愈，歐陽修，顧炎武等）。

此中固然有儒生們的立場問題，但也體現了基本的是非。

「四庫全書」和「焚書坑儒」的可同情之處

總說「罷黜百家」如何如何好，難道「四庫全書」和「焚書坑儒」毫無可同情之處嗎？沒有100%的壞事，何況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四庫全書」的可稱道之處主要是對文獻的保存。毀的書多，留下的書也不少。不擺數字了，隨便能查到。只是自清代迄今，學者沒得選了才選「四庫版本」。無他，便是留下的那些書，改得太厲害。乾隆親自指示了三種改書尺度：1、對於「牴觸本朝者」，直接毀了，改都不改；2、有關前朝能臣的文字，寫劉宗周、熊廷弼他們的，「改易字句，無庸銷毀」；3、寫前朝忠臣的，「只須酌改」（《清史稿》）。

只是不知：若乾隆君臣沒那麼「努力」而放任天下書籍自然傳承，我們今天看到的典籍是更多還是更少？更優還是更劣？「四庫全書」當然有「保存文獻」這一可同情之處，但過於誇大它的話，是否沒法應對我提出的問題？換言之，把「四庫全書」抬得太高的人，是否需要證明一下「沒了它，典籍的傳承效果一定更壞」或「中國的學術一定更差」。——話說回來，「保存文獻」這一長處還是要承認的。

個人最過不去的坎兒是：沒有「四庫全書」之前，即宋明之世，中國仍不乏大學者；而在它問世之後，尋常人也看不到，且並不見清代中後期的誰能達到程朱、陸王的高度。所謂「保存文獻」，其實無異於「封存文獻」。倒是對於今天的學者，「四庫全書」已是公共資源，裨益更大。難怪常見現代人夸它（張岱年，任繼愈，羅家祥等），而極其少見前人夸它。——這個意義上，福澤後世了。

再看「焚書坑儒」。首先，「坑儒」完全不對，不管殺的是儒士還是方士。看「焚書」，其最大的正面作用乃力挺郡縣制。始皇34年，齊人淳于越建議恢復分封，丞相李斯反對，但哪種反對最有效呢？即人是滅不完的，「掀桌子吧」，奏諫滅文——於是焚書（司馬遷）。李斯與乾隆堪稱「邏輯伴侶」！公允地說，雖然始皇君臣的手段壞透了，但郡縣制的根基得以進一步夯實，並深刻影響中華文明至今。

總得看，「四庫全書」的可同情之處在於「保存文獻，澤被後學」，「焚書坑儒」的可同情之處大得多，在於「穩固中華一統的根基」。此處的「同情」，不是真正的同情，而是「了解之同情」（錢穆）。1、不要從動機上考訂一件事，主要看其過程的代價及影響的好壞，即儘可能摒棄個人好惡。2、不能把歷史事件封存在歷史的片段里看，而應賦予其流變的時空，即儘可能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開頭說了，它首先是對「焚書坑儒」的補救。武帝不僅沒殺人，還給讀書人以名譽和發展機會，「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不僅沒毀書，還能「選豪俊，講文學」，甚至「協音律，作詩樂」，開啟孔孟之後又一文化盛世。到什麼程度？班固動情地讚美道「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亦即恢復到先秦的文化水平，或可理解為《詩》、《書》裡的昇平治世都相形見絀。

當然，武帝的問題是禿子頭上的虱子，「邊庭流血成海水」。但不得不說，他的文化政策，起碼到班固的時代，仍為讀書人所推崇。上文說了，「罷黜百家」等八個字只是聽上去霸道。實際上，百家之學依然可以自由研究，甚至外來的佛教都是被歡迎的，「罷黜百家」言非其實；相比之下，「獨尊儒術」更符合事實，「霸王道雜之」非「霸墨道雜之」或「霸黃老雜之」，彼時的政治哲學至少有儒家一半。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可能，即「獨尊儒術」而「兼有百家」（非「罷黜百家」）並非只是兩漢的現實，而是貫穿於國史的普遍情況？

先秦不必說，百家爭鳴。兩漢說過了。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政府雖仍然尊崇儒學，但老莊與佛學成社會大風尚，看那些嬉皮士似的「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賢」。唐代，既有杜甫這樣標準的儒士又有李白這樣道家色彩的人、王維這樣佛家色彩的人，長安更是匯集了彼時世界上泰半的宗教。宋代保守一些，但依然有「鵝湖之會」，致使心學得以啟蒙。明初較保守，中晚期又開放，就提一個人：王陽明。

便是清代，「四庫全書」以前，我們還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一批逸民學者在做哲學批評和史學批評，還有金聖歎、納蘭性德、曹雪芹等並不合於主流儒家的大天才。「四庫全書」之後，訓詁學、金石學等小學學術皆有發展，然思想界「萬馬齊喑究可哀」，未幾，整個中華便急墜入「我勸天公重抖擻」的時代。但沉重的烏雲盡頭，嚴復、李善蘭、蔡元培及後來的「五四一代」依稀可見。

可以說，儒學是中國人最主要的學問，但儒學對百家之學並不是封閉的，爰以成為無比宏大、瀚海汪洋般的文明結構。便是現在，政治家仍能從中選擇社會所需，各種專門學者仍可從中汲取智慧和靈感，連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根據它的指導生活。所以我不能認同那種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於「壟斷思想，失去自由」的批評。這八個字應該原封不動地送給「四庫全書」，而非海納百川的儒學。

最後，完成題目里的算式

最後，回到本文的題目，「四庫全書」是否能等於「獨尊儒術」加100個「焚書坑儒」（原題目《「獨尊儒術」和「焚書坑儒」之間，差了100個「焚書坑儒」》，嫌太取巧，最終沒用）？

明面上這是一道加法，其實是減法，或稱「帶負數的加法」。它的真正含義是：「獨尊儒術」作為一個很大的「文明成績」，減去100個「焚書坑儒」，是否還能保持很大的正值而不會被「四庫全書」的巨大負值抵消掉（見瑪雅文明）？答案應該是樂觀的。儘管中華學術的成績必須扣去這兩道大題的分數，但今天的孩子仍然在讀《論語》，社會仍然主張「仁義禮智信」，且中國人正在不斷撿起失掉的自信。

【主要參考文獻】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姚思廉《陳書》，孔穎達《尚書正義》，司馬光《資治通鑑》，顧炎武《日知錄》，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阮元《四庫未收書目》，呂思勉《中國歷史常識》，錢穆《國史大綱》、《中國學術傳統精神》等。

寫於北京家中

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