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了幾百年的當地神秘民謠，居然成為考古發掘的重要依據之一。傳說中農民起義軍領袖埋藏的寶藏引起專家學者們議論紛紛，但究竟該往何處找尋無人可知。
三百多年來未破解的謎團，竟被幾個貪財的亡命之徒誤打誤撞破解。渾濁的河水下，沉睡的灘涂中，到底還有多少珍貴文物等待著考古學家的發掘？
沉寶因盜掘「浮出水面」
2015年5月，幾個走投無路的亡命賭徒聽聞了四川省江河鎮一個民謠傳說，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來到了當地一條不起眼的河邊。
經過幾天的探查，他們從村民那裡聽說，確實偶爾會有人在河邊撿到古代的錢幣，但他們都上交給當地的文物保護協會了。
這番話非但沒有敲響幾人心中的警鐘，反而讓他們更興奮了。既然真有財寶埋藏在河裡，那不更應該「干票大的」？懷著這樣的想法，一行人開始為下水找尋文物做準備。
幾天後，他們裝作自己是潛水愛好者，帶著剛剛購置的潛水設備，一個接一個跳入了湍急的河流中。
由於此次正好是個河流轉向出，所以不僅水深流急而且河水十分渾濁，幾個人剛開始往下潛時都感到十分不安。
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河床淤泥中埋藏的寶藏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難以發覺。沒有費多大的功夫，他們很快刨出一個虎鈕金印。得手後，生怕事情敗露的他們匆忙離開了。
之後這件珍貴的文物被他們通過一些非法手段流通到地下黑市上，並最終以3200萬元的高價成功轉手賣出。
然而，正當這群亡命之徒陷入狂喜之中，覺得以後可以靠著「渾水摸魚」發家致富，走上逆襲的人生之路時，警方已悄悄盯上了他們。
在察覺異樣後，警方一直暗中蟄伏，等待他們露出馬腳。最終在他們決定開展第二次潛水時，被埋伏在河邊的警方全部緝拿歸案。最終一行人被判定為私自盜挖文物，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全部入獄。
其實在江口鎮，幾百年來一直流傳著一首歌謠——「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但由於該地之前一直都並沒有什麼重大發現，所以沒有引起有關部門和社會的重視。
直到2005年4月20日，施工隊為開展一項引水工程，對江口鎮河道進行了一些較為深入的挖掘，才無意中挖出幾件文物。
當時一共發現了7個明代銀錠，其形制與銘文都表明，它們是明末崇禎年間的稅銀。而且根據當地縣誌記載，明末著名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曾因局勢有變想要撤離成都陣地。
但探查到陸路已被敵軍封鎖，所以匆忙之下決定改道水路出川。但乘船沿著錦江行軍，到彭山縣江口鎮時，卻遭到伏擊，幾乎全軍覆滅。
成都是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的根據地，從中心腹地撤離的他，想必船上應該是滿載著各種金銀財寶才對。
實際上，歷史上也有許多文獻記載過這場戰役，其中都描述了張獻忠軍船隻被焚燒殆盡的慘狀。所以張獻忠沉銀江口的傳說，一直在當地流傳甚廣。
更重要的是，隨著2011年到2015年以來盜挖盜掘現象的日漸嚴重，許多具有極高歷史價值的文物就這樣流落民間。
當地政府和考古學家們越來越感到，開展大規模的考古，徹底揭開這一寶藏的秘密刻不容緩。於是，一場極大規模的現象級考古開始在江口有條不紊地開展。
水下轉水上，河床變灘涂
2015年9月，專門為這一項目組建的考古小隊來到了江口。一行人首先分散開對河流沿岸、上下游等地進行了為期多日的實地踩點調查，觀察水流和地形的變化等。
每天開會匯報發現，最終才劃定了一個文物集中的大致區域。隨後，考古學家們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考古工作中。
與此同時，問題也很快出現了。一開始，專家們是讓專業潛水人員和水下考古學者們深入水底進行作業。
但由於泥沙淤積和水流湍急，水下的能見度實在太低，導致搜尋工作開展的十分困難。對於這個重大項目來說，在渾濁的水底河床上一點點摸索，效率實在太低了，得儘快改變考古工作的大方向。
在嘗試了眾多方法都沒有明朗進展後，考古學家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首先，將原定的兩萬平方米左右大致範圍區域用堤堰圍起來。隨後，出動了近20台超大型抽水機，讓施工人員輪流換班，24小時不停歇地工作。
在現代的機械設備高強度的工作一個月後，範圍區域內的積水幾乎被全部抽乾了。本應深埋於河底的河床全部暴露在了考古專家們的眼前，巧妙地繞開了本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在考古學界，這種方式一般被稱為「灘涂考古」。
可能有人會問，那河流中原本的生物呢？為了不確定是否存在的文物這樣大動干戈，是不是一種「殃及池魚」？這種可以稱得上勞民傷財的考古方式，真的有其必要性嗎？
答案是肯定的。「江口沉銀」如果能得到徹底發掘，那不僅僅是文物財寶能得到保護那麼簡單而已。更為進一步探討張獻忠的歷史功過，揭示明末農民戰爭的成敗得失提供了新證據和新思路。
這些文物所反映出來的，必將是當時最真實的歷史的痕跡。正所謂以史為鑑，從中了解到明王朝的衰敗後，我們才能更好的從中吸取教訓和啟示。從這一點上來看，它的學術價值甚至遠高於單純的收藏價值。
正因如此，從全國各地匯集到這裡來的專家，才都對「江口沉銀」抱有著如此高漲的熱忱。而在灘涂暴露出來後，也便於引入使用各種高度技術和精密儀器進一步縮小範圍了。
首先是檢測地質構造。干地上被插滿了由線路連接而成的儀器，通過它們探測到的地下構造和異物等，會通過圖像的形式直觀顯示在計算機上。
確定好範圍後，再開啟地毯式搜查。專家出動了一種形似地雷探測儀的工具，在範圍內一點點地排查任何有金屬反應的地方。
再加上還有之前抽水時，抽出的泥沙，也通過一個大型設備清洗揀選著。流水線上的工作人員緊緊盯著被沖洗完的砂石，生怕自己一眨眼就有什麼價值連城的寶物錯過，造成嚴重損失。
就這樣，採掘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著。而結果也如專家們所料，灘涂中埋藏著數不清的珍貴文物。金磚、金鐲、金鎖、金幣、銀錠，還有像普通紙張一樣摞在一起厚厚的數沓金冊，稱得上是數不勝數，看得人眼花繚亂。
專家甚至誇張的說，進入發掘現場之前就要做好準備，因為只要正式開始作業，就連抬頭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要不停的彎腰拾起地上的文物。把這裡比作是一個大金庫，是再恰當不過了。
專家隨手拿起一塊銀錠科普道，以這個分量來看，它甚至足以支撐一個明朝時的大戶人家好幾年的衣食住行開銷。而那些在一種文物中並不起眼的小金幣，幾年前一枚一模一樣地在香港拍賣出270萬元的最終成交價。
而這些東西，在灘涂上卻好像石頭一樣隨處可見。這樣重大的發現，也難怪會吸引來社會各界好奇的目光了。但與此同時，它們也吸引來了一些不懷好意的窺伺和覬覦。
文物失竊引出主人身份
儘管現場如此戒備森嚴了，還是沒能防住鬼迷心竅的內賊。就在考古學家和安保人員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有幾名工人偷偷順走了幾件文物。但既然是為財，就總要讓其進入市場售賣。
沒多久，警方就順藤摸瓜揪出了幾名罪魁禍首。令專家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這幾人居然相當「識貨」。他們拿走的並不是隨處可見的金幣、金冊，而是兩件成色保存極為完好的文物。
一件是一枚足足有一百兩的超大型銀錠，專家經過稱量對比，判斷這幾乎是目前所有考古發現中分量最重、保存最完好的銀錠，是當世獨一無二的存在。第二件是一枚50兩的大金錠，雖然稀有程度比不上那枚銀錠，但同樣也是能納入國家一級文物的存在。
那麼，到底是誰才能擁有如此豪華奢侈的藏品，數量如此之多的財寶呢？真的是當地民謠中那位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嗎？發掘出來的文物中，有沒有什麼能進一步推斷主人身份的呢？
好在雖然這些文物常年被浸泡與水底，但大多數金冊的品相都保存的十分完好。經過簡單的技術處理和專業人員的分析後，可以輕易從文字記載中分辨出上面所記載的各種信息。
很快，當地的民謠傳說得到了證實，這確實就是張獻忠當年「江口沉銀」所留下的財寶。因為其中發現有張獻忠「永昌大元帥」金印、冊封后宮的金冊、鑄刻有「西王賞功」字樣的金銀幣等，與他本人及政權緊密相關的珍貴文物。
那就算是兵敗而逃，幾乎全軍覆沒。一個農民出身的起義軍領袖也不應該擁有數量如此龐大的財富吧？更何況還是在明末動盪不安，國家和社會各方面都每況愈下的時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巨量財寶來源何處
晚明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政治腐敗，皇室貴族、貪官污吏利用政治特權，大肆搜刮和收斂巨額的白銀。他們的私有土地，如莊田等不停急劇膨脹，侵奪平民百姓賴以生存的家業。
從歷史記載來看，明朝的宗室人數是周期性幾何倍數不斷增長的。到了明末，給數以萬計的皇室宗親發放俸祿，已經成為國家和地方財政支出的嚴重問題，也是造成社會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要追溯張獻忠巨量藏寶的來源，這就是一條重要線索。因為他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一路擴軍收買人馬的各項費用，幾乎都來自於沒收官府、鄉紳、打擊各屬地的藩王宗室所得。
崇禎十四年，張獻忠攻下當時的軍事重鎮襄陽。並在下令處死襄王后，沒收了他王府中所藏的全部軍需餉銀及個人財產。史料記載，他從中抽取了白銀五十萬兩「以賑饑民」，可以想像僅一處藩王府就有多少財寶。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攻下楚王駐地暨王府所在地武昌。楚王世代盤踞武昌，一代又一代皇室宗親在這裡搜刮聚集了大量財富。僅楚王個人的私有莊田，每年收繳的租銀就多達兩萬餘兩。
大西軍到來之前，文武百官曾齊集楚王府，向他借軍餉守城，他卻只是糊弄了事。後張獻忠攻入武昌生擒楚王，清點其宮中金銀時，發現就算幾百輛馬車一時半會兒都運不完。他深感楚王的昏庸無度，當即下令將其投入河中。
同年八月，張獻忠揮師長沙，準備往衡州方向推進。僅被封於長沙的吉王一人，在當地就占有沃田七、八十萬畝，在臨縣還占有籽粒田近九千畝。
在大西軍的打擊下，包括吉王、桂王在內，分封於湖廣的幾位藩王幾乎全部覆滅或逃往他地避難。而他們囤積的財富，自然都歸大西所有了。
崇禎十七年，大西軍一路勢如破竹，最終進川。當時的末代蜀王眼見著火燒眉毛了居然還捨不得出銀子，說自己沒有積蓄，只能把一座宮殿賣掉來充當軍餉。可明明蜀王就以成都為中心，霸占了大量跨府連縣沃土，積聚了驚人的財富。
後張獻忠攻下成都後，直接將此地改名西京，建立了著名的大西政權。跟隨著史料還原再現張獻忠一路的行軍和斂財，就不難知道為什麼他會擁有數量如此驚人的財寶了。
以史為鑑
發掘後期出土的文物中，有幾本信息量巨大的金冊。所謂金冊，並不僅僅是因為長得像一本冊子，還有「冊封」的意思在裡面。但皇帝要授予某個人位份時，就會將這個人的信息鐫刻在金冊上再發放，當做這個人身份的象徵。
而從這四本金冊上面記載的文字表示，這是四名皇室宗親的金冊。又由於朱元璋其實給後世子孫制定了嚴格的命名標準，所以能從四人的名字輕易得出他們依次是父子關係。
奇妙的是，雖然時間相近，四代人前後相隔並沒有多長時間。但四本金冊的腐蝕程度卻大不相同，經過歲月的腐蝕後，外表差別非常大。
經過檢測鑑定，四本金冊的含金量存在十分明顯的差別。這也難怪有的還保持著明亮的金屬光澤，有的卻已經腐朽殆盡。
專家推測，呈現出如此大的差異，是側面反應出了明朝的衰微。如果不是國庫空虛實在拿不出那麼多金子，不會在這種彰顯皇室尊貴地位的事請上，有半點馬虎敷衍的。
然而從張獻忠一路打擊藩王宗室的過程來看，地方的皇室宗親可是個個都富得流油。他們和貪官污吏互相勾結，強占壓榨百姓田地，以此斂財的現象十分常見。正所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也難怪明末會出現如此頻繁的農民起義了。
只可惜張獻忠的身上，終極還是帶有階級的局限性。雖然他也頒布了一些免稅免課的政策，但同時也對蜀地的反抗勢力採取了過於強硬的措施。
而像他一樣採取「流寇主義」的作戰方式，攻城而不守城，打下一處便丟了上一處的做法也終究是不能長久的。或許這，也是他最終惜敗於明王朝的鎮壓下，沒能開啟一個新時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在大西政權覆滅後，張獻忠還被入關的清軍冠以「屠四川」的罪名，被塑造成一個殘暴兇惡的罪人形象。間接導致了後來蜀地原住民凋敝，清初時不得不採取「湖廣填四川」的方式來恢復民生，使得大量外省百姓被迫離開家園長途遷徙入川。
珍貴价值
但不論如何，「江口沉銀」發掘出來的文物的價值是不可忽視的。它們佐證了野史傳說中的記載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可能正是它們「曲折的反映了歷史的真相」，可以讓後世的考古學家引以為鑑。
其次，它們將農民起義這個本來已經逐漸沉寂的話題又重新帶回到了人們的眼前。為研究張獻忠農民軍及大西政權，都提供了全新的實物證據，讓專家學者得以重新思考曾研究過的種種問題。
最重要的是，這批文物再現了張獻忠當年輾轉征戰的路線。不僅進一步證實了明末藩王宗室和地方官府的關係，也凸顯了考古文物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讓我們知道，應當高度重視和充分利用考古文物。以地下出土之材料，佐證或補充紙質文獻記載之真偽、謬誤、不足，讓我們能剛好的探究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