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幾句：
端午節的前幾天，一家曾愉快合作多次的文化公司打來電話，說是他們為一個單位策劃了一次道德講堂活動，想請我在其中的一個環節作15到20分鐘的演講。類似的活兒過去幹過，所以就順口應允了。但活動文案傳過來，發現是要我解讀《卜居》。《楚辭》裡的這則名篇，我當然並不陌生，但詳細解讀，是須要認真準備的，不巧的是，最近活動較多，手忙腳亂，故而建議他們另請一位在大學教先秦文學的老師承擔此事。但不料建議不被接受，只好忙裡偷閒地積極準備，並把講演的內容加以拓展，與傳統節日端午聯繫起來。6月31日上午，總算勉為其難地完成了任務，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端午：萬古傳聞為屈原
商子雍
大家好！
剛才主持人誦讀的文字，出自《卜居》。《卜居》是《楚辭》中的一篇文章，相傳為屈原所作（東漢王逸首倡此說，宋代朱熹從其說），而現代學者多以為是楚國人在屈原死後為了悼念他而記載下來的有關傳說。不過，儘管對《卜居》的作者究竟是誰見仁見智，但對其內容的真實性，卻從來無人質疑。
《卜居》是中國先秦文學作品中的名篇，文章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腐敗，展示了屈原作為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這種黑暗、腐敗的憤慨和不滿，展示了他堅持真理、不願同流合污的鬥爭精神。全文以屈原問卜開篇，以太卜「釋策而謝」的答語收束，中間以排比式的對立設問語句貫穿，文采斐然，感情磅礴，句式嚴整，不板不散，有著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把這一段文字用現代白話文來表述——
屈原說：「我是寧可誠懇樸實、忠心耿耿呢，還是迎來送往、巧於逢迎而擺脫困境？是寧可墾荒鋤草勤勞耕作呢，還是交遊權貴、沽名釣譽？是寧可毫無隱諱地直言為自己招禍呢，還是順從世俗貪圖富貴而苟且偷生？是寧可鶴立雞群而保持正直操守呢，還是阿諛逢迎、強顏歡笑以侍奉那位婦人（按：這位婦人，指的是楚懷王的寵妃鄭袖，一個壞女人）？是寧可廉潔正直以保持自己的清白呢，還是圓滑詭詐、油滑適俗、趨炎附勢？是寧可像志行高遠的千里駒呢，還是像浮游的野鴨隨波逐流而保全自身？是寧可與騏驥並駕齊驅呢，還是追隨那劣馬的足跡？是寧可與天鵝比翼高飛呢，還是同雞鴨在地上爭食？上述種種，哪個是吉哪個是凶，哪個該捨棄哪個該遵從？現在的世道混濁不清：認為蟬翼是重的，千鈞是輕的；黃鐘大呂竟遭毀棄，瓦釜陶罐卻響如雷鳴；讒佞小人囂張跋扈，賢明之士則默默無聞。唉，沉默吧，誰人能知我廉潔忠貞的心啊！」
不管《卜居》是出自何人之手，但文章在用簡短的文字展示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復見」﹐為此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就前去見太卜﹐請他決疑的心態和行狀之後，主要的篇幅，是揭示屈原孤傲而又堅定的為國為民、義無反顧的崇高精神，一種寧死也不與邪惡妥協的凜然正氣、志士風骨，洋溢在字裡行間，時隔數千年之後，依舊能讓閱讀者深受感動，油然而生仰慕之心、崇敬之情。
在傳統的端午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重讀《卜居》，當然是有緣有故。
端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節日。在漢語中，端字有初始之意，端五遂泛指每個月的初五；而在中國傳統的曆法中，五月是被稱作午月的，所以，端午，就理所當然的是專指五月初五了。戰國時期，詩人屈原作為楚國大臣，主張修明法度，選任賢能，富國強兵，聯齊制秦，進而統一中國。不料被人詆毀，屢遭貶黜。屈原憂傷國事，發憤作《離騷》，傾訴自己眷念祖國和人民的真摯之情。後來，楚、秦兵戎相見，楚軍節節潰退，敗局已定。屈原懷著滿腔哀怨和憤怒，在五月初五這一天自投汨羅江。當地民眾得知此事，紛紛劃舟相救，但未獲結果。民眾為避免屈原的遺體受到江中生物傷害，把飯糰用樹葉包裹投入江中。以此為嚆矢，賽龍舟和包粽子這麼兩種民間習俗漸次形成。唐代有人曾賦詩慨嘆：「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在中國歷史上，屈原一直是被尊為愛國詩人的，但近一些年來，學界卻出現了不同聲音。有個把人認為，屈原愛的不是整個中國，他愛的楚國「只相當於一個郡，只是中央政權統一領導下的地方行政區劃的一級，也證明這種國只是『天下』，『九州』的一部分，與我們中華民族的以地區團體為基層單位的統一的祖國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只能說他愛鄉土，不能說他愛國。甚至還進而上綱上線說：愛楚國的屈原「對這樣一個阻礙統一的封建割據政權睠顧繫心，流連忘返，我們認為是不能叫做愛國的。」
以上言說乍一聽來，似乎不無道理，但稍加思忖，卻不難發現其完全不能成立。
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分久必合」，追求並實現統一，是大勢所趨。當時的七國之中（尤其是其中的幾個強國），沒有哪個不希望由自己來完成統一大業，作為楚國的臣子，屈原殫精竭慮輔佐楚王抗秦，何錯之有？秦始皇最終消滅六國，一統天下，有著天時地利人和諸多方面的原因，我們尊重秦國的勝利，但因此便剝奪其他各國在天下未定之時爭取問鼎中原的權利，甚至把他們統統定位為「阻礙統一的封建割據政權」，這合適嗎？在我看來，這種成王敗寇的歷史觀，才是一種最要不得的腐朽貨色。所以，應該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也必須讚揚屈原在七國爭霸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崇高愛國精神，肯定前者和讚揚後者，絕非水火難容。
至於屈原愛國主義崇高精神的具體表現，可以從多個方面來解讀，但最應該被我們珍視並推崇的，是他的愛家鄉、愛人民。
先來說愛家鄉。在屈原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現了他對家鄉的熱愛和眷念，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其熱愛之深沉，眷念之殷切，幾千年來，一直感染和陶冶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並且，屈原對家鄉的愛，是遠遠超過了楚國的範圍，讀他的《天問》可知，那裡面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大部分是對整個中國歷史的敘述，可見在屈原心目中，無法忘懷的並不只是楚國，而是整個天下！
再來說愛人民。但凡讀過幾本歷史書的人想來都會知道，民本思想在春秋戰國之前已經出現並不斷發展，載入文獻的言說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論。屈原是民本思想的積極倡導者。他的作品裡，對人民的苦難深表同情的詩句比比皆是。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是在激怒地呼號蒼天，責問它為什麼向老百姓發怒降災，造成人民妻離子散，四處逃亡。並且，即就是在政治失意的逆境之中，屈原仍然牽掛著人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吟誦屈原的如上詩句，怕是很少有人不為之動容。
屈原的悲劇，是由於他遇到了一個昏聵無能的君王和一幫子心術不正的權臣。固然歷史無法假設，但我有時會想，以屈原愛家鄉、愛人民為前提的愛國情懷，來治理一個統一的中國，大概絕不致於如秦朝一樣「二世而亡」吧！
三十多年前，我在宜昌有過一面之交的朋友符號先生（當時他任宜昌市副市長），曾對愛國與愛民的關係有著十分精闢的論述。他說：「屈原既是偉大的愛國詩人，更是偉大的愛民詩人。愛國的內核是愛民，愛國的目的是愛民。『愛國』而不愛民，不過是假愛國以『愛己』。」正是由於此，幾千年來，屈原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一面愛國大旗，直到今天，這面大旗依然指引著我們奮勇向前！
還想換個角度來說端午、說屈原。
把端午確定為法定假日，是有著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的崇高價值取向的，曾在西安掛職市委副書記的學者李書磊（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就尖銳而深刻地指出過：「我國一些傳統節日的禮俗形式已經殘缺不全了，要想重興傳統節日，恐怕得在形式方面有所修補、創造，否則，即使將其法定化也不過多休一天假而已。」
李書磊先生還強調：成熟的節俗形式，「要有真實的內容和功能，能打動人心，不能是空洞的虛文假式；要生動有趣，有娛樂性，使人樂於加入；還要有適當的經濟利益驅動，這樣才會持久。」
舊時端午，祭祀屈原是一項重要內容，而粽子，則是最緊要的祭品；而眼下端午，粽子倒是及時上市，品種也算得上豐富多彩，但如今的粽子，是被人視為一種節令食品，而粽子和屈原的關係，則幾乎無人提起，這讓人不解、痛心。
每年端午，除過粽子，讓人怦然心動的，還有香包。
最初人們在端午之時佩戴香包，和懸掛艾葉，塗抹、以及噴灑雄黃酒一樣，目的在於祛病滅災；而眼下端午，隨著科學的進步，雄黃酒似乎已經絕跡，艾葉、香包仍有存在，不過物質層面的作用小得很了。
不過，古人在端午佩戴香包，最初是希望可以「令人不病瘟」（香包中的香藥，也的確有著驅除病菌、提人精神的作用），但是，香包的佩戴，還表達著古人祈福的意願。這可是個不可丟棄的好的文化傳統。所以，我一直認為，在端午時送香包給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意義起碼不亞於情人節時送出玫瑰。
送人玫瑰，手有餘香；送人香包，亦是如此。所以，作為一種民俗，佩戴香包應該天長地久地延續下去。
我對屈原、對端午的粗淺解讀就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