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易學與變法思想
劉炳良
摘要：歐陽修的易學適應了宋初儒學復興運動的需要，提倡義理經學，對宋代儒學發展乃至後世影響巨大。有必要從歐陽修變古疑經倡言治道，開宋學一代新風著眼，進而分析歐陽修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的天理觀，歐陽修易學的經世致用思想以及其研究易學的目的和研究方法，以求初步展示歐陽修的易學與變法思想全貌。
關鍵詞：歐陽修 易學 變法思想
歐陽修（1007～1073年），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他幼年苦學，天聖八年（1030年），以進士入仕，授將仕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五年後進京任館閣校勘，旋而因朋黨之論貶任夷陵令，後輾轉地方，於慶曆三年（1043年）召還進京任太常丞，知諫院，擢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積極支持范仲淹議行新政。慶曆新政失敗後，貶知滁州。嘉祐二年（1057年），權知禮部貢舉，利用科舉改革轉變文風，將北宋古文運動引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一年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政風寬和，秩序井然。嘉祐五年（1060年），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任樞密使，一年後，任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歐陽修任參知政事凡七年，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後轉任青州。熙寧四年（1071年），時年六十五歲，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歸居潁州。兩年後辭世，諡文忠。歐陽修一生歷仕地方和中樞，政治經驗豐富，政績斐然，並且學術精深，在我國學術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以文學名世，兼及史學和易學，是開時代風氣的文學宗師、史學大家。而他的抱負則偏重於政治，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錢穆先生認為歐陽修是宋代在范仲淹以後的第二號政治人物，歐陽修曾說過：「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認為治學明道不能空言，要付諸行事，他說：「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其學術思想的發展與政治實踐密切相關，而他的易學則是其學術思想的理論基礎。
宋代易學研究繁榮，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學家們紛紛通過解《易》釋《易》來闡述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北宋慶曆年間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歐陽修就分別有《易義》《易童子問》等若干易學專著和論述傳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歐陽修重視研究《周易》與《春秋》，他認為「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歐陽修支持慶曆新政，堅決支持並追隨范仲淹。他的政治生涯中充滿了起伏和波折。《宋史·歐陽修傳》稱他「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蘇軾在為歐陽修《居士集》所作的序文中，對他的學術思想及其巨大歷史影響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嘩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一 變古疑經倡言治道，一代宗師別開生面
歐陽修在宋代儒學復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宋學的先驅之一。他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也積極倡導復興儒學，同范仲淹一起成為北宋學壇的領軍人物。他領導的古文運動是宋代儒學復興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其學術思想與宋初的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繫。
漢唐以章句訓詁為主的經學研究走入歧途，逐漸偏離了儒家人文精神的軌道，佛道思想泛濫。宋代開國，一掃唐末五季之亂，重視文治，儒家傳統精神開始回歸。宋代統治者和士大夫們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意識到治亂盛衰在於人事，從天道回到人事，著手辟除釋老，復興儒學。歐陽修指出：「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全祖望在《慶曆五先生書院記》中說：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
慶曆之際的變古疑經思潮，是復興儒學的發端，是儒學從漢唐訓詁之學向宋代理學轉向的起點。
唐代的經學統一實際上成了儒家思想發展的束縛，以章句訓詁為主的經學研究不斷僵化，導致了儒家活潑生動的人文精神逐漸喪失。早在中唐時期就出現了嘗試突破《五經正義》的傾向，開始注重講求「經意」。但唐末五代之亂打斷了這種新的經學思潮的發展。北宋開國之初尚還有謹守漢唐註疏的風氣，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道：「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註疏之遺也。」直到宋仁宗慶曆之際，才出現了疑古辨經的思潮，一批富有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學者湧現出來。如孫復就對現實提出其大膽的批判：
不知國家以王、韓、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耶？……
專主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之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於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寧之說而求之於《春秋》，吾未見其能盡於《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於《書》，吾未見其能盡於《書》者也。
孫復認為前人的「傳注」並不能代替聖人的六經，專注於此領略不到經書的真正意義。陸游對慶曆年間的這種學術創新思潮評論說：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慶曆之後的幾十年間，學者士大夫們便視漢唐經學為「土梗」，疑經思潮遍布天下。慶曆之際疑經思潮的興起，歐陽修發揮了關鍵作用，著力尤多。朱熹說過：
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註疏而已，至永叔（歐陽修）、原父（劉敞）、孫明復（孫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李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欲復明於世故也。
清楚地表明了經學由訓詁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變和歐陽修在這一轉變中的地位。
歐陽修的經學適應了宋初儒學復興運動的需要，提倡義理經學，對宋代儒學發展乃至後世影響巨大。在完善儒家理想人格和砥礪士風、提倡名節上，歐陽修與范仲淹同聲相應，不僅在理論上倡言氣節，而且用其一生做了經典的註解。
歐陽修敢於疑經，並且得其法。他的《易童子問》開「變古」風氣之先，為儒學復興和理學的興起開闢了道路，在經學史和易學史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經學到北宋慶曆之際發生了重大變化，進入「變古」時代，其主要表現就是疑古辨偽思潮的出現，歐陽修是其中開風氣的人物。雖然因為其大膽的懷疑曾受到當時學者的反對，有的還是他所愛護提攜的青年後進，但他仍然十分自信。他說：
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
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
歐陽修懷疑《易傳》非聖人所作，也非一人之言。他說：「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他對此作了細緻的比較分析：「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
《易傳》為戰國後期至秦漢之際的儒家學者的集體作品，是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產物，這在今天已經成為共識。而歐陽修在千年以前就有這樣的觀點，體現了他過人的勇氣和深刻的洞察力。此外，還有疑《周禮》、辨《詩序》、辨古史等方面，他無不突破前人，見解獨到。蘇轍評價歐陽修說：「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
必須看到，疑經辨偽不是單純片面的懷疑論，而是要突破傳統經學的束縛，恢復經的本來面目，其真實目的還是為了經學的健康發展考慮。歐陽修說：「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他認為「《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反對曲解經典。歐陽修還認為「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知古明道，在於習經，通過疑經辨偽以求經之本意從而達到明道的目的。尊經和疑經都是為了重新確立儒學的崇高地位，探索詮釋儒學經典的新路徑，以此重新構建起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從而使人們重新樹立並堅定對儒學的信心，發揚儒家剛健中正、明體達用、經綸天下的積極進取精神。
二 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歐陽修的天理觀
歐陽修推崇王弼易學的義理之學，肯定張載的易學見解。他說：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
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
歐陽修就是沿著這個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注重義理的治易方向展開自己的易學研究的，其易學研究「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
天人關係始終是中國思想史上所著重探索的根本問題之一。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論後，逐漸了占據思想的統治地位。自兩漢始，「天命」觀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直到唐末五代依舊。清除「天人感應」觀，以天理取代天命，是復興儒學的前提，歐陽修的天理觀就起到了這種作用。他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一》中開宗明義地表明了他對於天的觀點：「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在歐陽修那裡，天不具有任何神秘色彩，他說：「夫立天之道，曰陰曰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這是認為天是有數可知、可見的客觀存在，而儒家傳統思想中的「奉天」也就成了修人事和行德政。歐陽修較為詳細地提出了他「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的天人觀，他說：
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跡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
他對待天人關係的態度是辯證的，肯定「不絕天於人」，「絕天於人而天道廢」；同時強調「不以天參人」，「以天參人則人事惑」。他認為人事即是天意，天道順應人理，「修吾人事而已」。歐陽修的天人觀體現了注重現實的理性人文關懷。
歐陽修基於《周易》的變易思維，總結出了「天理」的概念。他說：「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他又把「天理」稱為「道」：「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舍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跡見。」「『物莫能兩大』，此自然之勢也。……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歐陽修認為，理在萬事萬物之中，在社會人事之中，故又可稱之為「天人之理」，他說：「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與，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易》否泰消長之卦。」他又把這種天人之理稱為「人理」。
歐陽修易學思想的突出特點是重人事。他認為《周易》包含有「治亂盛衰吉凶之理」，《易》「止於人事而已矣」。他說：「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他釋謙、否泰等卦，反覆強調君子和小人的消長之理只是人事問題，無關乎天道。並且，他還認為天地鬼神都是按一定規律運動的，有跡可循，人們可以通過人事來掌握它們。歐陽修重人事的思想還在於他對於「道」的認識上，他認為「道」是切於世用的日用之「道」，是世人甚易知且易行的，不要「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道是六經之道，是古聖人之道，是易知而可法，易明而可行的。他說：
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嘆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
指出孔孟之道生動活潑，是一些具體的為治之道，「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是生活之道，完全不同於老莊的虛無之道，也不同於理學家們的本體之道。
歐陽修基於重人事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其「大中之道」的觀點。他認為世間萬物，有些是可知的，有些是無法探究的。「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這就是「大中之道」這種「大中之道」實際就是要求重人事，輕天道，在《易童子問》論謙卦時有詳細解釋。他提倡「大中之道」，反對怪僻，不談性論。他說：
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
在給李詡的信中，他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睱也。」歐陽修重人事的經學對掃除漢唐讖緯之學，恢復儒學中的人文精神有很大貢獻。他說唐代五經正義雜用讖緯之說，是「異乎正義之名也。」認為漢唐章句訓詁經學煩瑣龐雜，成為經學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歐陽修尊重史實與事實，在詩、春秋、易、尚書等糾正了前人的不實和怪妄之說，堅持在史書中不書「祥瑞」等異說，對史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歐陽修重人事的思想還表現在他的「德政」論。他說：「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認為帝王雖命於天，但若無德，還是不能久居其位。他以隋唐為史鑑，說：「考隋唐地理之廣，戶口盈耗與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德政的內容是重民愛民，他說：「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歐陽修強調善治國者必須愛民，他說：「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歐陽修還通過對《損》《益》兩卦的義理的闡發，提出「損君益民」和「順民」的思想。他說：「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使民忘其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為人君，要「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把減輕百姓的負擔作為重民、愛民的內容。
歐陽修對災祥說、天人感應說的批判也反映他重人事的易學思想。他在《新五代史》中明確提出「書人不書天。」他說：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
……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備有司天之所考。
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歐陽修「書人不書天」的原則已經突破了傳統經學的束縛。他說「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此外，歐陽修還批判漢儒的「災異」說，他說：
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李、五石、六鵝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
他還上書建議朝廷刪去九經正義中的讖緯之說，在《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札子》中說：
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這就相當於修改國家權威的教科書。直到今天，各國無不重視對教科書的修改，以之為貫徹意識形態教育的重器。
三 歐陽修易學的經世致用思想
歐陽修沒有脫離實際空談「人理」，而是依據易學的經世致用的思想，其治學是為了經世致用。南宋吳曾在《能改齋漫錄》以《歐陽公多談吏事》為題，記北宋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歐陽修認為，學者就注重緊密關於治道的儒家外王之學，而不必急於「性命之學」。他說：
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
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尚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腎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歐陽修對當時初興的心性之學表明他的態度和治學立場，認為君子應該「以修身治人為急務，而不窮性以為言」。歐陽修治學堅持經世致用思想，適應了慶曆年間政治改革的需要。
四 改革除弊，辟除佛老：歐陽修易學的目的
歐陽修生活的時代正處北宋的中期，這時的北宋社會，表面上的昇平氣象已難以掩蓋實際上的內憂外患，社會矛盾非常尖銳。歐陽修對此也深有體會，《能改齋漫錄》記載：
公曰：「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恂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面對這種現狀，歐陽修迫切感到革舊除弊，實行變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積極研究探索變法改革的理論依據。歐陽修說：「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他釋《困》卦指出：「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又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悅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於其中，則不懼於其外……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勸告君主要勇於變革，「處險而不懼」，「以致命遂志」。
歐陽修在政治注重務實。《容齋隨筆》記載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他曾說：「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新，則須有力行，方能濟務。」在對社會現實的進行深入考察與分析之後，他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發展生產、節約財用，嚴明賞罰、整頓吏治、強兵固邊等切實可行的改革主張及一系列除弊興利、革故鼎新的具體辦法。
在政治思想上，歐陽修也是以行王道的三代之治為理想，他在《本論》中描述了三代之治的情形：
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製，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
他慨嘆三代之治「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他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也是以寬簡為政，不論是位居中樞，參知政事，權知開封府，還是外任地方，興治教民，無不政風寬簡，民風淳樸，撫琴而治，怡然山水之樂，表現了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對三代之治的論述，實際上也是針對北宋所面臨的政治危局有所指而言的。他對北宋時局有著清醒的認識，多次屢陳時弊，提出改革建言。他在《本論》中針對北宋的統治危機說道：
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歐陽修認為以北宋當時的綜合國力而論，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人才，足以供有為之君一奮祖宗之威烈。然而竟至於目前之田地，「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此甚可嘆也。他在《本論》中提出了節財、用兵、立制、任賢、尊名等五項改革措施：「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
歐陽修易學思想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以《易》理來辟除佛老。周世宗滅佛後佛教遭到毀滅性打擊，但到了宋代，統治者崇佛，在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佛教又重新發展。同時，道教和「老莊」之學也受到崇奉。歐陽修堅決反對佛、道，對釋、老展開了全面的批判，而尤以闢佛最為著力。他為此專門作有《本論》一文。他認為要反佛，必須從根本上著力，提出了「莫若修其本以勝之」的深刻見解。他說：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他根據「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提出「莫若修其本以勝之」的主張，認為反佛必須從根本著手，重新樹立儒學的權威。《周易》是一個完整嚴謹、高度思辨性的理論體系，它通古今、究天人，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同時又有一個特殊的卦爻象數體系，具有比佛理更強的思辨性，足以與之相抗衡。歐陽修提出的「修其本以勝之」的主張，影響巨大。陳善《捫虱新話》說：「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 ……而《原道》之語幾廢」。更為重要的是，歐陽修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佛教「為善之說」的迷惑力。在歐陽修看來，佛法久除不去的癥結，在於人們「未知其方」，闢佛需要對症下藥。他指出：「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歐陽修一語中的，抓住了佛法盛行千年的核心問題。遺憾的是，他沒能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構建起取代佛教心性之學的儒學理論，這一任務要到了以後的程、朱、陸、王才能完成。歐陽修提出的方法是「修其本」，他說：「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使吾民曉然知禮義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火其書』而『廬其居』哉！」
歐陽修「修其本以勝之」的闢佛之道，在運用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樂之外，更重要的還應從心性之學的角度完善和加強儒學思想自身的理論建設。畢竟，佛教的心性之學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一套精密的體系和方法，稍勝過儒家。由於歐陽修重視經世致用的思想和忽視心性之學，他的學術重在外王，沒有朝內聖的方向深入。必須指出的是，這是儒學發展內在的歷史邏輯使然，完全無怪乎歐陽修，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擔當。關、洛諸學正是循著歐陽修指明方向繼續發展，研究發展儒家的心性之學，最終取得對佛、道思想的勝利。
五 歐陽修易學的研究方法
歐陽修研究《周易》的方法獨樹一幟。他勇於質疑，是有其原則所循的。他在《易童子問》中對此作了明確地說明：
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跡以為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雲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雲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跡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
這裡有三條：一是「質於夫子平生之語」；二是「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三是「推之天下之至理」，「思之至者」而「自得之」。所謂「聖人之中道」，就是「常人之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而「天下之至理」，就是判斷事物的客觀標準，即「思之至者」，這三條原則依次而發揮作用。
歐陽修注重闡發《易》理，他解《易》比附人事，多發議論，揭示言外之意，表現了強烈的義理派易學傾向。他依據王弼解《易》的精神，解釋每個卦義都是從人事出發，如他釋《乾》卦曰：「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插圖]認為六十四卦的卦爻辭都是用來說明人事的，也就是「聖人於卦，隨事以為言」再如他釋「《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辭，大發議論：「嗚呼！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者忿欲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欲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總之，歐陽修的易學作為其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易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其政治改革思想與易學思想相為表里，既成就了歐陽修的政治偉績，也為其易學思想注入了生機和活力。
作者單位：北京建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