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才有生命，創新就會有活力。作為北京市文物局科研機制創新重要舉措，「一對一」科研幫帶課題和重點科研基地課題已經開花結果，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成果吧。
券台、明堂與買地券研究
——北京地區出土墓券與券台特點研究
課題負責人：董坤玉
一、成果簡介
墓券信仰自東漢時期從洛陽地區發生並向周邊擴散傳播，魏晉以後不僅中原地區，甚至西北、西南、江南、嶺南都受到了影響，北宋政府曾官方刊行過《地理新書》，其中明確了從皇帝、官員到百姓葬儀中墓券使用的具體規則。直到近代，福建等地仍存在使用墓券的習俗。
北京歷史文化悠久。早在西周時，作為諸侯國之一的燕國就曾定都北京，時名「薊」。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北京成為歷朝歷代經營東北地區和防禦遊牧民族進入中原的重鎮。自遼開始，金、元、明、清均在此建都。北京有著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其歷史之悠久，文化之燦爛自不待言。然，自東漢以來從洛陽地區發生並向周邊傳播擴散的墓券（本文將墓券與鎮墓文不做具體區分，統稱為墓券）信仰，在其產生後的漫長歷史時期直至遼代以前，在西北、西南、江南、甚至嶺南地區都得到了廣泛傳播，而有著悠久歷史與燦爛文化的北京地區似乎沒有被這種信仰激起半分波瀾。從目前的考古發掘材料來看，直到遼代，生活在北京地區的人們似乎突然開始出現這種墓券信仰，明代這種信仰更加普遍，從貴戚到普通民眾都受到了這種信仰的影響，墓券信仰在明清時期的北京地區得到廣泛傳播。但北京地區從東漢至遼代之前一直不曾發現與此有關的任何文獻記載或地下考古發現。直到遼代才開始出現墓券、元代才開始出現券台。本文搜羅了北京地區已發表的有關52方墓券（含51方買地券與1方鎮墓文）與30座券台的資料，對墓券與券台的特點進行了系統的歸納與分析，以期對北京及周邊地區的喪葬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歷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北京地區出土的墓券與券台
根據目前已經發表的資料，北京地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海淀，朝陽，大興，東城、豐臺、延慶、通州、昌平等8個區共發現了券台30座。此外，北京地區還出土了大量買地券。根據這些材料，以時代先後分別做表格——北京地區出土券台統計表、北京地區墓葬出土墓券表各一份。
（二）北京地區出土墓券與券台的特點
券台全部為磚砌，主體結構形狀多樣，以六角形居多；券台出土器物存在一定的規律性：券台內基本都出土有磚質或石質墓券，且明清時期墓券無論石質還是磚質多帶有硃砂書寫的痕跡；與墓券同時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銅鏡、石硯、鐵犁頭（或鐵犁鏵）、燈盞（或蠟扦、燭台等與照明有關的器物）、銅錢和香爐等；墓券與券台的出土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在東漢至遼代之前為北京地區墓券信仰的空白期。
二、課題研究結論
墓券作為一種從中下層百姓中流行起來的信仰，多數情況下都在普通百姓之間流傳，貴族以及文人名士甚少使用，因此，官方文獻與文人的記載中記載墓券的內容十分稀少。雖然宋代曾經官方頒發了《地理新書》，貴族文人或許對於使用墓券的情況並不排斥，但卻甚少親自使用者。明清時期學者文人中有很多對於本朝墓券情況並不了解。明代學者如徐渭、洪亮吉等很多把營葬使用墓券的行為視為古俗，不知他所存在時代的民間是否仍然在使用墓券。晚清及民國初年端方、羅振玉等著錄漢唐乃至明清墓券，也不過將其作為古物對待，甚少與當世葬俗相聯繫。柯昌泗就當時所見資料，總論歷代墓券之使用時，曾得出結論自漢代出現地券，歷朝均有使用者，明代仍有使用墓券者，而未及清。然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不但證實了明清時期墓券的使用始終存在，且不僅是在下層百姓中流傳，在皇親貴戚中也有使用者。除了明武宗毅皇后之父夏儒、仁和大長公主與駙馬外，還有誥封錦衣昭勇將軍王學、明代榮祿大夫谷奉，以及太監張端、李瑾等等。谷奉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太監谷大用之父，曾任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獲封榮祿大夫。谷大用深受明武宗寵幸，是當朝權宦。夏儒作為明武宗的岳父，谷奉作為明武宗時期深受寵信的權宦，他們都在使用墓券，說明墓券信仰在明代皇親貴戚中存在不少信眾。
三、學習研究情況
在廣泛搜集北京以及河南、河北、山西等相關地區所有與墓券券台相關的考古資料，採用統計學的方法，對北京地區出土的墓券與券台進行統計分析與相關研究，歸納出不同時期北京地區券台和墓券的演變規律，以及不同時期出土器物的組合規律。從考古學的角度分析北京地區出土的券台的使用和社會風俗情況，對該地區物質文化及社會史研究均具有一定意義。
其次，為龜鎮正名，糾正考古學界當前的錯誤命名，並對券台與明堂性質與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進行深入研究。
來源： 北京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