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流長，早在一萬二千年前，從日本列島上的舊石器時代文化與中國大陸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內涵基本相同，說明二者之間有一定的交流。到了新石器時代，由於兩國隔海交通不便，文化交流中斷，日本列島人類的原始文化朝著適應海島生活的方向發展，與大陸中國的原始文化始出現差異。然而，這種差異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不十分明顯。因此，日本列島上新石器早期文化與中國大陸新石器早期文化仍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石器的製作方法、用料、器型等，都是繼承中國大陸舊石器時代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原始陶器的胎質、紋飾、火候、燒制方法也大致相同。
日本新石器時代文化又稱繩文陶器文化，以陶器上的繩紋為主要特徵，其存在時間與中國大陸繩紋陶器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止於西漢前期的時代亦是吻合的。
如日本北九州繩文文化晚期遺址中曾發現一種表面經過仔細磨光的黑色陶器，日本學者賀川光夫認為，這是受了中國龍山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1]。但我認為，這種黑陶與中國龍山文化的黑陶不但有時代的差異，而且用料不同，作風也不同，差距甚大。相反，它與長江流域楚文化中的亮黑衣陶的風格較為相似，說它是受了楚文化（包括吳、越文化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則比較切合實際。
又如，1981年，日本山形縣飽海郡三崎山出過一件銅刀，從地層上看，屬繩文文化晚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其與中國殷商時期青銅刀形式大致相似[2]。1985年，在日本東北的青森縣東津輕郡今津遺址中又發現了一個商或西周的鬲相似的「鬲形繩紋土器」。而出土的日本繩文文化前期精緻的漆梳[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製作方法和施漆風格均與中國先秦時代漆器相同。
先秦時代，日本被稱為「倭」。東漢王充《論衡》：「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暢」與「」通假，即古代祭祀用的酒。成王屬西周時代，可知其時「倭」已與周王朝有交往關係，倭國常向周成王貢獻祭神的美酒。又，《山海經·海內北經》載：「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記載了「倭」的位置，系燕的征服國。《山海經》的成書年代是戰國時期，由此可知「倭」在戰國前的大概。「倭」，《說文》釋為「順兒，從人，委聲。」顯然「倭」曾被中國征服過。「倭」，是先秦時代中國創造的名詞，是對古日本的專稱，其字多義。「委」字從「禾」從「女」，即女性從事稻作耕種的寫意組合，說明這些被征服的人當時還處於原始母系社會，即以女性為中心從事稻作耕種的社會群體之中。而當時的中國大陸早已進入父系社會，國家強大，經常征伐近海各夷族，「倭夷」便是被其征服的夷族之一，並以「委」稱之。「委」傍增加「亻」，遂演變成由「委人」組成國的名詞了。
還在日本繩文文化晚期至彌生文化早期，中國大陸有大批的移民去到日本列島，並與當地土著居民（主要在北九州和本州西部）通婚，一段時期內甚至改變了當地人的體質狀況，使彌生早期日本列島人身高 突然增高了近3厘米[5]。中國人移居日本的事跡見之於兩國史籍記載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既已，齊人徐市（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羅山文集》記為：「徐福之來日本，在焚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秦始皇焚書坑儒載於《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上朔六、七年，正好是公元前218年或219年。
《日本百科大辭典》：「徐福乃入海，到我紀伊的熊浦著陸……時孝靈帝七十二年也。」日本孝靈天皇即位於公元前290年，下推七十二年，仍為公元前218年。
《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雲夢，上會稽，祭大禹，刻石頌德，然後「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仙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徐福兩次東渡，在日本九州和和歌山新宮市等處登陸。
徐福前後兩次率龐大移民在日本登陸，在中日交往史上是一大壯舉。他把先進的中國生產技術文化帶到日本，使日本社會由新石器時代躍進到銅鐵時代。
水稻種子、耕作方法以及養蠶桑織技術在徐福以前雖已傳入日本，但經徐福始大規模推廣。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為「農耕之神」、「紡織之神」。在其遺蹤所及之處先後建立有各種紀念物，如，日本和歌山、佐賀等地徐福登陸遺址有徐福墓、徐福祠、徐福碑、徐福丘、徐福岩……日本海濱新井崎建徐福廟，廟裡供有徐福像。日本新宮神社大殿中，左邊是神武天皇紀功碑，右邊則是徐福之宮。在日本徐福已廣泛地被尊為祖宗，奉作神靈[6]。
入漢以後，日本成為中國臣屬之國，文化交流更加頻繁。東漢光武帝於公元57年委有「漢委奴國王」，並賜給他「漢委奴國王」金印一方。此印於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岡志賀縣海濱出土，經中日考古專家共同考證，確認此金印確係東漢光武帝頒賜「漢委奴國王」印的原物[7]。
在此期間中國古代先進的鐵護甲和成套馬具傳入促進了日本古代騎兵裝備的發展。我們知道日本在古墳時代《（公元3世紀末——7世紀末）以前，未曾發現過金屬製造的護甲，只是在屬於彌生時代的遺址里，曾出土過木甲。這種色彩鮮艷裝飾性極強的木甲，不像是用於實戰的防護用具，很可能是舉行某種儀式的用具。金屬製造的甲冑遲至公元四世紀時出現，且一開始就是鐵製品。橿原市新澤千塚古墳群中曾出土12件鐵甲冑，其時代約自公元4世紀後半至5世紀末，主要是鐵製「短甲」和兜鍪，有的短甲附有頸鎧和披膊，「掛甲」只有新澤109號墳一例。
日本古墳時代的鐵鎧甲，基本類型有短甲和掛甲兩種。短甲4世紀開始出現，並成為鎧甲的主要內容。掛甲到5世紀中葉後才開始出現，並逐漸取代短甲的地位，成為鎧甲的主要類型，使短甲退居輔助的地位。而在古代中國，至遲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使用了由鐵甲片編綴的鎧甲，如河北易縣燕下都44號墓出土的鐵兜鍪，和13、21、22號遺址中發現的鐵甲片，僅在1956年對21號遺址的一次發掘中，就獲得261片鐵甲片。西漢時期，軍隊已大量裝備了各式鎧甲，製作都很精良。日本古墳時代鐵甲冑的出現和發展，當與中國古代甲冑的影響有關。但並不是簡單地模仿，而是在外來影響的基礎上，進行了適合日本古代具體條件和技術傳統的改進和創造，形成具有日本特點的「短甲」和「掛甲」。成套馬具的引進也是如此[8]。
中國水稻的傳入則促進日本農業的飛躍發展。日本水稻栽培最早的遺址是在九州板築地方發現的。該遺址屬彌生時期最早階段的板築型陶器的典型遺址，它表明，大約在繩文陶器時代最後階段水稻栽培被引進九州北部。
但早在7000多年前，中國浙江省河姆渡就已大量種植水稻。據推測，稻穀是在公元前1000年，從浙江省南部，越過東海直接傳到日本九州西北的。與此同時，傳入日本的農作物還有葫蘆、綠豆、構樹、菱角、芋頭、白蘇等農作物[9]。
日本成扶桑之國亦因中國蠶桑的傳入。中國很早就有「伏羲化蠶」[10]，「太昊伏羲化蠶桑為綿帛」的記載[11]。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中國，桑蠶已馴化為家蠶，在距今5千年左右，中國已有絲線、絲帶和綢等絲織品，歷經商、周時期的發展，蠶絲生產有一定的規模，絲織印染工藝達到一定的水平，在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帶頭作用。日本是蠶業發展較早的國家之一，但是在學習中國蠶業技術而發展起來的。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相傳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黃海至日本，向日本人民傳授養蠶、織綢和縫製吳服的方法[12]。及至公元前2世紀，通過朝鮮半島或直接從山東出發移居日本的中國居民，中日兩國蠶業科學技術和文物的交流，更加頻繁[13]。據日本古史記載，「中國西漢哀帝年間（前6—前1年），羅織物和羅織技術通過朝鮮傳到日本[14]，尤其是公元2世紀末起，中國蠶業科技全面傳到日本，對日本蠶桑生產更起了促進作用。東漢時（25—220年）有日本人來中國，私取中國蠶種連同蠶女4人一同私往日本。三國時期，中國的絲綢提花和刻板印花技術傳入日本。兩晉南北朝時代，日本屢次派使者來中國東吳進行絲綢貿易，帶去「鵝毛二羽」的美麗絲綢、「吳織」、「漢織」、「縫衣」等絲織女工和製衣女工去日本傳授技術。隋代，中國的鏤空板印花技術再次傳往日本。自貞觀四年（630年）至開成三年（838年）的二百年間，日本曾派遣唐使達13次，每次至少250人，最多時五六百人以上，這是日本全面向中國學習的時期，在此期間，日本國內一再勸課農桑，上層統治階級在禮冠、衣服方面，也幾乎完全仿照唐人，此即歷史上著名的「唐裝」時期。為了號召改用新裝，太平二年（730年）天皇還下詔「自今以後，天下婦女改舊衣服，旋用新樣」[15]。
經過宋、元、明、清數百年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的蠶絲業飛躍發展，故至1909年，日本產繭量超過中國而占世界首位，日本蠶科技的發展亦領世界先進地位。
中國古代的原始宗教對日本列島居民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84年夏天在島根縣簸川郡斐川町荒神谷發現了埋在一起的385件青銅劍[16]；1985年在出土銅劍附近6米的地方，又發現16件青銅矛，6件青銅鐸[17]。從這些珍貴的青銅兵器和樂器共存的葬式看，顯然這是用於農業祭祀的遺存，是受了中國先秦宗教祭祀的影響而產生的巫文化現象。東漢永平（58—75年）間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又從中國傳入日本，如三國孫吳赤烏(238—251)年間佛教傳入天台山，當時浙江境內共有九所寺庵，天台山一帶就占了6所。陳隋之際，「東土小如來」智者(538—597)大師集當時中國佛教之成，融「南義北禪」於一爐，在天台山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天台宗，使天台山佛教進入鼎盛時期。至唐代，天台山佛教開始「文化輸出」，東渡扶桑，對日本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唐代高僧鑒真（687—763年）六次東渡日本，在日本傳播律宗的同時，大力弘揚天台教義，從而揭開了天台山與日本文化交流的序幕。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高僧最澄帶弟子兼翻譯義真，乘坐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呂的使船入唐，當年九月二十六日到達台州抄寫天台教典。接著，最澄從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學習天台教義，並與義真受菩薩戒。後來，他又跟天台佛隴山行滿座主學習，並從天台山禪林寺僧翛然受牛頭禪。最澄歸國後，大力弘揚天台宗。最澄圓寂後，圓仁、圓載、圓珍、慧萼等繼承了最澄的衣缽，相繼入唐求法，為發展日本天台宗和促進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19]。北宋以後，日本高僧不斷來天台山巡禮求法，促進了日本佛教事業的發展。正是由於中國佛經典籍的傳入，引起日本雕刻藏經的熱潮，也促進了日本印刷業的發展。日本高僧入唐求法，攜帶了不少的中國詩集回國，對日本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佛教建築、寺院、佛像、寶塔是日本佛教寺院、佛像、寶塔的母本。
中國茶的流入，使日本成了愛飲茶之國。日本最澄是天台山雲霧茶的傳播者，他最先把中國天台山的茶傳入日本。榮西禪師兩度入宋至天台山等地求法，並將天台山雲霧茶種和飲茶習俗傳入日本，使日本一躍成為愛飲茶的國家之一，種植茶的事業也飛躍發展。
中國蜜桔流入日本，使日本變成產桔之國。明永樂(1403—1424)年間，日本天台宗高僧智惠至天台山求法，回國攜帶黃岩桔籽，播於九州大伊島（今鹿兒縣長島），後變異成無核的「唐蜜桔」。這種形質色味俱佳，抗寒力強，土質要求低的「唐蜜桔」，五百年後又從日本重返中國故土，在黃岩成片栽培。
中國貨幣的流入亦促進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沖繩縣那霸市外城岳貝冢出土有明刀錢（戰國）、長崎縣下郡豐玉村遺址、福岡縣系島郡志摩町御床松原遺蹟等出土有貨泉（新莽）、大阪府和泉市黃金冢古墳出土有（東漢）五銖錢，12世紀後，大量的中國貨幣輸入日本。在江戶時代鑄造「寬永通寶」之前，中國錢幣在日本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各地的中世紀遺址中，幾乎都有中國錢幣的出土，其數量十分驚人。寶冢市堂坂遺蹟一次出土中國銅錢就有十多萬枚，山口市大內出土的中國貨幣達250公斤[21]。中國古代貨幣幾乎遍布日本各地，唐、宋、元、明時代的銅錢是日本通用的貨幣。日本只到江戶時代才開始鑄造「寬永通寶」，也是仿中國明代銅錢而製造的。
日本文字受中國文字的影響也很大。日本人用中國草體漢字表示聲音，創造了平假名；利用楷體漢字偏傍表示聲音，創造了片假名。日本文字與中國文字結構大體相同或相似，日本文字中尚有很多的中國字。
中國上古時代就有太陽崇拜，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陶器上就出現很多太陽紋圖案，顯示著當時的人們普遍存在太陽神崇拜觀念，這種觀念在中國古代史上曾發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22]，並涉及海東的日本，把日本視為「扶桑之國」，用「太陽」取國名，名曰「日本」，用太陽做日本國旗，這些都滲透著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
注釋：
[1]賀川光夫《辳業の起源》，講談社，1972年。
[2]通口隆康《日本人はとツガまれガ》講談社新書，1981年。
[3]森川昌和《5500年前の福井繩文人》《烏濱貝塚》99—100頁，1983年。
[4]八幡一朗《世界考古大系》第一卷，109頁，1959年。
[5]引自池田次郎《日本人の起源》，講談社新書，1982年。
[6]楊秀實《徐福東渡史跡綜述》，《貴州文史叢刊》，1995年6期。
[7]周曉陸《「漢委奴國王」璽與「廣陵王璽」的鑄雕比較》，《東南文化》，1992年2期。
[8]楊泓《日本古墳時代甲冑及其和中國甲冑的關係》，《考古》，1985年1期。
[9]張建世《日本學者對繩文時代從中國傳去農作物的追溯》，《農業考古》，1985年2期。
[10]《皇圖要覽》
[11]《通鑑外史》
[12]內田星美《日本紡織技術史》，1960，地人書館。
[13]蔣猷龍《中國蠶絲業科技和文化的交流》，《農業考古》，1983年2期。
[14]內田星美《日本紡織技術史》，1960，地人書館。
[15]《續日本史》
[16]松本清張《古代出雲王權は存在てたガ》，山陰中央新聞社，1984年。
[17]見《東PッPヤ日本》，日本考古協會，昭和60年度奈良大會實行委員會，1985年。
[18]盧秀燦、周琦《天台山與日本文化交流》，《東南文化》，1990年6期。
[19]盧秀燦、周琦《天台山與日本文化交流》，《東南文化》，1990年6期。
[20]周琦《日本天台宗「般若心經塔」在天台建成揭幕》、《東南文化》1990年6期。
[21]周愛萍譯《日本中世紀遺址出土的中國錢幣述略》、《中原文物》，1996年1期。
[22]李啟良《玄鳥生商與太陽神崇拜》，《東南文化》，1995年1期。
來源：《貴州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