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它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幾位年輕學者在進行邊疆少數民族民歌與民間文學的考察時，行走於滇、康、藏的古道上，提出了一個對這一地區的文化進行統合的新線索——茶馬古道。這是幾條古道，並且是現在仍在使用的活的古道，其周邊保存的未開發的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使這裡豐富而神秘。它很快壓倒「南方陸上絲綢之路」這一提法，成了通用的文化概念。
在古代，茶葉運輸基本上有四種方式：一、人背；二、水運；三、牛車運輸；四、騾馬馱運或氂牛馱運。邊疆地區由於河道不暢、旱道崎嶇，茶葉運輸基本上靠背夫和馱馬。凡是有商業價值的、背夫可以馱運的路線，馬匹大多也是可以走的。因此以運輸方式定義茶馬古道的話，古代茶葉貿易大省四川、陝西等地的大多數古代道路都合格。
但茶馬兩詞的連用，卻並不是源自運輸方式，而是來自於宋朝開始的「以茶易馬」政策。由此產生的「茶馬互市」、「茶馬司」等概念已沿用將近一千年(以北宋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宋朝在各地設立買馬司記)。從北宋一直到清初，茶馬貿易的主力一直是四川和陝西馬政，兩省年輸出大量茶葉，每年交易戰馬5000到20000匹。茶成了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直接影響國力、軍力的強弱，也間接成了控制邊疆少數民族的利器。馬匹的作用如此重大，將它用在運送貨物上，似乎就有些大材小用了。加以川人吃苦耐勞，背夫的成本並不比騾馬運輸高，因此，川陝兩省的古道是否為運輸方式上的茶馬古道，又似乎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了。
在雲南，清朝以前，我們找不到茶馬貿易的記錄。我們的學者們常常引用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的說法是出現於清代的過於浪漫主義的猜想。它源自檀萃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普茶》：「頃檢李石《續博物志》云：『茶出銀生諸山，采無時，雜椒、姜烹而飲之。'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宋人不知，猶於桂林以茶易馬。」
我們認真分析檀萃先生的論證時就發現，首先，「茶出銀生諸山」語第一出處並非宋代，而是唐代樊綽的《蠻書》。其次，無論《蠻書》還是《續博物志》均未提到茶葉產量或茶葉貿易，以此推論西蕃在唐代就用普茶有些武斷。在傳統的志書上，提到物產時往往並不是以產量作為人選標準，雲南明朝以前的志書中也提到過很多地方產茶，但這並不表示其產量達到貿易水平。
我們知道，茶從唐代開始一直是中央政府進行茶馬交易、控制吐蕃的利器，儘管南詔、大理並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如果有茶葉進入吐蕃，將極大削弱中央政府對戰馬的獲得和對吐蕃的控制。又從史料看，如果大理國有茶葉供應吐蕃，那吐蕃也不必用它的重要戰略資源-戰馬去換中央政府的茶葉和布匹，宋朝也就沒必要在桂林設立茶馬司了。
如果我們用後期的史料反證唐宋的茶葉生產狀況的話，正史中有如下關於茶葉稅收的記錄。《元史》(1370年編纂)雖然提到過大葉茶，但將雲南列入不產茶的行省；明初雲南茶課(見《明會典》，1502~1587年編纂)為十七兩三錢一分四厘，即使按茶稅較低的明代中期每茶引三錢記，雲南上稅的茶也僅五十七擔多，不到六千市斤。雲南茶葉生產是在明代中葉才開始飛速發展的。其時，鶴慶府收茶課銀一百三十兩。天啟年間，由於普茶產量的增加，景東府「新增茶稅銀一百二十五兩」(劉文征，《滇志》，1621~1627年編纂)。此時，四川茶產量在七萬擔以上，發邊引——也就是進行茶馬貿易的三萬四千引(擔)。
滇茶進藏的正式記載出現在清代。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同意達賴喇嘛的要求在北勝洲(今永勝)建立茶葉市場。吐蕃對茶葉的大量需求，極大地刺激了雲南的茶葉生產。「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准，雲南商販茶，每百斤給一引，應以茶三十二筒為一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於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每年註冊銷量為3000擔，約相當於現今150噸左右。這個數字是雍正年間茶葉進藏的理論數字，也就是最大允許量。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麗江府改土歸流後，清政府在麗江建立茶市，商人領引(茶引相當於後來的稅單加准運證)後赴普洱府買茶販往「鶴慶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銷」。其時，販茶人藏，每馱抽稅銀四錢五分，年解銀三百七十九兩五錢二分，相當於八百四十三馱。雲南共發茶引三千引，以稅收推算，則茶葉人藏數為允許出關數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