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視野來看，石峁文化只不過是老虎山文化晚期的一個陝北類型而已。老虎山文化還有鄂爾多斯地區永興店—白草塔類型、晉中北游邀類型、冀西北篩子綾羅類型等。
老虎山文化因 1980 年首先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涼城縣境內的老虎山而得名。該遺址位於老虎山南坡，1982 年，由考古專家田廣金帶隊開始組織發掘，清理出了老虎山城址的大致輪廓：其四周有高出地表的石牆環繞，依山勢走向沿兩側山脊而上，至山頂與方形石城相連，規劃有序，壁壘森嚴。總面積約 13 萬平方米，已清理房址70 座、灰坑 38 座、窯址 6 座、墓葬 8 座。出土陶器 481 件、石器 214件，骨、牙、角器 16 件。
老虎山城址布局清楚：遺址分布在高低不等的幾級台地上，每個台地上的房子以兩三間為一組排列，門多面向東南。在石牆外西南方發現大片窯址。根據地層堆積和文化特徵，初步可分為早、晚兩期，與廟底溝二期文化大致相當。1986 年以後，考古工作者又陸續在晉中、晉西北、陝北等地發現了不少相似的龍山時代的文化遺存，考古學家遂以老虎山文化統一命名。
石城聚落群和三袋足器的出現是老虎山文化的兩大特徵。石城是中國古城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模式，其特點是依山勢築城。城隨山走，山繞城行，既有高低錯落、煙霧繚繞之景觀韻致，又有居高臨下、易守難攻之戰略意義。而以鬲、甑、瓮等為代表的陶器，因三足形似布袋而名。空心是為燒火時增加著火面積。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包括陝北、晉西北、冀西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老虎山文化覆蓋地區，龍山時代用袋足瓮和石棺作為死者葬具，也具有極其鮮明的特色。它表明在公元前 3 千紀中葉，已經掌握石砌牆技術的遼河一帶紅山文化後人南下、西進，與掌握了小口尖底瓶技術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第 2 期的主人在此相遇，經過碰撞、融合後，形成了這支特色鮮明的文化。
老虎山文化因其文化面貌呈現出很強的共性，形成相對獨立的一個空間，又因其中各個地區文化特色不盡相同，故考古學界對其命名也不盡相同，有稱之為三北龍山文化的，有稱之為游邀文化的，有稱之為寨赤文化的，還有稱為永興店文化、大口一期文化、朱開溝文化的，如此等等，但所指都是這個文化共同體。
前些年，這個區域的內蒙古中南部和陝北等地發現了不少石城聚落，但規模都不是很大，其貧富和等級分化現象，比起中原與長江中下游地區來說，差距也要小很多。因此，學者普遍認為在龍山時期，這個面積廣袤的「三北地區」，尚未進入高度複雜的社會系統。 直到總面積達 400 平方米的石峁古城橫空出世，人們才開始改變這一看法。
調查表明，從公元前 5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晚期開始，賀蘭山以東直到冀西北張家口的北方地區逐漸出現大量人口和聚落，至龍山文化時期達到了頂峰。
冀西北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調查數字公布，但內蒙古中南部渾河下游調查發現廟子溝文化遺址 168 處、阿善三期文化遺址 98 處、永興店文化遺址 76 處、朱開溝文化遺址 112 處（包括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時期）。
山西東北部滹沱河流域調查 2263 平方公里，發現仰韶文化時期遺址 77 處，但龍山文化時期遺址則達到了300 處。
不但如此，這個地區還湧現出一批石砌城牆聚落遺址，其中內蒙古中南部就有十多座，主要集中在今包頭市以南黃河沿岸及岱海地區，如包頭地區的威俊、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袋 5 處城址，准格爾地區的白草塔、寨子塔、寨子上、小沙灣 4 處城址，清水河縣的馬路塔、後城嘴 2 處城址，岱海地區的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廟坡 4處城址等。石城規模從 2 萬～10 萬平方米不等，其中岱海地區的老虎山城址的規模最大，約為 13 萬平方米。
晉西北以前這方面的調查工作也比較薄弱，近年才逐漸重視起來。
2015 年在興縣碧村發現了面積達 70 萬平方米的龍山時代大型城址，與石峁遺址大約同期。考古發掘清理出大型石砌房址、護坡牆，還獲得了城牆的相關線索。碧村遺址與石峁古城分布在黃河東西兩側，二者直線距離僅 50 公里左右。
儘管上述遺址在時間上有早有晚，譬如小沙灣、寨子塔等遺址據碳十四測定，約在公元前 2700 年，但這是一個大型城址孕育、誕生、發展和衰落所要經歷的正常社會現象。這個包括陝北、晉西北、冀西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在內的三北地區文化圈以石城聚落群和三袋足器為共同標誌，表明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訴求；同時又由於地域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差別而導致了文化面貌的不同，說明他們不可能是一個嚴密的社會組織。
聯繫到 400 平方米的石峁遺址這一特大型古城具有的超大威懾力，不難得出結論，這個文化圈所體現的應該是一個古國聯盟集團一類的組織，而石峁古國正是這個聯盟集團的盟主國。其中，周邊各個城址及其周圍的小型聚落共同組成了一個個小型古國或酋邦。
考古資料顯示，約公元前 2800 ～前 1800 年，亦即廟底溝二期文化至夏早中期，北方地區經歷了一個財富高度集中，高等級聚落湧現，大型宮室、公共設施和祭壇形成的過程。進入公元前 2300 年前後，陝北、蒙中南和晉西北地區中小型聚落出現了數量暴增的現象。聚落及聚落群之間層級分化嚴重，每個中心聚落或次一級聚落的控制區域面積大都在數百平方公里上下，區域內不同背景的人群經過整合，最終形成了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早期王權國家。
——摘自李琳之：《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個別地方有改動。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
本書是一部用考古學資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歷史發展脈絡的史學著作。全書主體共分16章80節，近50萬言。不同於以往學人關於夏代區域性、碎片性的論述，作者置這段歷史於同時期以西亞、中亞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發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遠矚的全局性目光、嚴謹縝密的思維邏輯和通俗明快的語言，用國際國內近幾十年所取得考古學成果，第一次系統、完整而清晰地為我們勾勒出了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這500年夏人興起、遷徙、建城、建國、定都、擴張等一系列發展行為的脈絡足跡。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餘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後,先後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