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政策： 中華帝國的沉重枷鎖
啟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人類文明交流是常態，封閉是變態。故步自封帶來的不僅僅是傲慢無知，還有落後和消亡。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暫停東南沿海的貿易，我國首次出現了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貫穿元、明、清三代，持續長達500餘年，直到鴉片戰爭清朝被迫開關結束。海禁，指的是官方禁止民間私自出海，並限制外國人進入中國通商的一種閉關鎖國政策，也被稱為「孤立主義」。
漢代以來，中國便通過絲綢之路和海道與多國進行貿易往來，唐宋時期的外貿尤其繁盛，元朝時，首次出現「海禁」政策，並被明清兩代繼承。這期間，海禁政策時常調整，據情況有張有弛。
從長遠來看，海禁造成了不少負面影響。
海禁阻礙了中外貿易的正常進行，而混亂的外貿管理使得走私活動更加泛濫，造成了海盜屢禁不止的情況，並嚴重束縛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尤其是清朝時期的海禁，使中外交流不暢。有學者認為，封閉的環境不僅給了統治者盲目的優越感，還導致了中國科學技術相比西方落後，最終造成中國近代被列強侵略的後果。
那麼，海禁政策實行的具體過程到底如何？
元朝時期是海禁政策的起步階段，這個時期的海禁時興時廢，且持續時間較短，一般在調整之後會迅速得到恢復，沒有對中外貿易造成嚴重的阻礙。
元朝的第一次海禁發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元世祖為了征伐爪哇國，暫時禁止了兩浙、廣東和福建的通商行為。戰爭結束後不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下詔海禁結束。
第二次海禁於大德七年（1303年）開始，因海盜賄賂官員成風，為了整頓吏治，元成宗下令 「禁商下海」，並取消市舶機構，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明令重新整治市舶司，標誌著第二次海禁結束。
第三次海禁，也是為了整治受賄嚴重的市舶司，元武宗在至大四年（1311年）下令取消市舶提舉司。後來，元仁宗延祐元年（ 1314年）七月「詔開下番市舶之禁」，復立市舶提舉司。
最後一次海禁從元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開始，因走私行為屢禁不止，元英宗下令擴大違禁物品的範圍，並「罷市舶司，禁賈人下番」，後在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為止，在 「泉 州、慶元、廣東」三地， 恢復市舶提舉司，第四次海禁正式結束。此後至元滅亡，市舶機構沒有再發生變化。
短暫的海禁沒有對元朝的對外貿易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元朝海外貿易非常頻繁，商業經濟發達，國內出現了風氣開放、文化繁榮的景象。
到了明朝，海禁政策被統治者進一步強化，管制範圍更大，持續時間更久。
明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山東、直隸、浙東、福建等地深受其害。加之元末農民起義的殘部，如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黨亦遁入海島，與倭寇相互勾結，嚴重地威脅到明朝新生的政權。為了防止民眾「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規定「寸板不許下海」，並從洪武三年（1370年）開始，逐漸罷黜太倉、泉州、明州、廣州等市舶司，幾乎等同於斷絕了中外貿易。並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廢昌國縣（今浙江省舟山市），將附近居民內遷，禁絕民眾的一切海上活動，包括捕魚。這樣斷絕沿海居民的謀生之路，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人民紛紛流亡各地，不少人入海從盜，或參與走私行為。
到了明成祖時期，雖然有鄭和下西洋這一盛舉，但明成祖卻從未放鬆海禁政策。他不僅延續了明太祖的海禁措施，還下令將民間海船全部整改，以切斷沿海居民出海的行為。另一方面，明成祖則大力發展朝貢貿易，在恢復了浙江、福建、廣東三市舶司之外，還專門設立了來遠、安遠、懷遠等驛，以接待外國朝貢的使臣。
為了彰顯明朝的國威，朝貢貿易往往秉持著「厚往薄來」的原則，忽略市場規律。這令各國為了獲利，大量輸入明朝人不需要的東西，因此經常出現供求不平衡的現象，導致明朝大量虧損。朝貢貿易自身的缺陷，使得它的壽命必然不會長久。於是，在鄭和下西洋活動結束後，朝貢貿易也隨之衰落。
明朝中期，海禁政策造成的惡劣影響全面爆發。民間走私貿易的規模越來越大，形成了一系列武裝走私集團。代表人物為嘉靖年間的海盜頭目王直，一時「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擁躉達到數十萬，並自稱「靖海王」、 「徽王」，他與日本倭寇相互勾結，造成了40餘年的「嘉靖倭亂」。明王朝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財力，也難以禁止。
後來，靠著兩浙總督胡宗憲和軍事天才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斷打擊，才瓦解了走私頭目和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的騷亂。
嘉靖帝死後，明穆宗認識到了「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道理，於是著手調整海禁政策，並在隆慶元年（1567年），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允許民間進行海外貿易，史稱「隆慶開關」。
堵不如疏，隆慶開關很快就發揮了積極作用。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公開且合法的正常發展道路，不僅走私行為得到抑制，朝廷還獲得了大量的稅收。史料顯示，僅福建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明朝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廣受世界各國歡迎，於是大量白銀流入明朝，有力促進了國內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
好景不長，清朝時期，海禁政策發展至頂峰，全國只有「一口通商」。
清朝建立後，統治者為了防止沿海民眾支持反清復明勢力，尤其是明鄭小朝廷，順治帝實行了「遷界禁海」。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比明太祖有過之而無不及。
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後，於1684年設立了四大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機構。分別是粵海關（廣州）、閩海關（福州）、浙海關（寧波）、江海關（上海），其中每一個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康熙皇帝甚至恢復了與日本的往來，比隆慶開關的範圍更廣。
此時，距離歐洲人的航海大發現，已經過去近200年。歐洲人將殖民勢力逐漸擴張到全世界後，一直嘗試突破中國的貿易門檻，比如葡萄牙在明朝登陸澳門後，不斷經營，到清朝時已經在澳門生根發芽，擁有自己的武裝、教堂和城牆。這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悅，1717年，康熙下令實行「南洋禁海」，關閉了部分通商口岸。
後來雍正曾短暫開海，但是到乾隆年間，西方殖民者仍不斷試圖滲透中國，1755年發生了「洪任輝事件」。
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輝前往寧波增加貿易量，這導致廣州港大受影響，於是朝廷將浙江海關的關稅加倍。洪任輝便進京告御狀，申訴海關官員的勒索行為，以及爭取洋商的貿易權利。這觸怒了乾隆皇帝，直接導致清朝的海禁政策再次加強，最後只允許廣州進行對外貿易，史稱「一口通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的爆發。
從上述海禁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歷代政府不斷加強禁海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統治者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消滅反叛勢力。
元、明、清初期，為保證新生王朝的統治，配合國家剿滅前朝的反叛勢力，統治者通常選擇將海外貿易一禁了之，來避免不穩定因素的出現。短時間來看，海禁對於穩定邊疆地區，鞏固國家統一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第二，統治者為了獲得海外貿易的最大利潤。
元朝實行「官本船」制度，是中國古代加強官方控制海外貿易的典型特徵。所謂「官本船」，即由官方出錢出船，委託商人經營的一種官本商辦的海外貿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貸款給海商進行海外貿易，後由政府直接經營。貿易所得利潤，官七民三。
明朝初期實行的朝貢貿易，實際也是官方壟斷對外貿易的制度。清朝實行「一口通商」，也是為了減少海關管理難度，提高獲利效率。
第三，統治者維護封建專制的慣性思維作祟。
元朝開海禁之先例，影響了明清統治者加強海外貿易控制的思維慣性。再加上我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發展比較穩定，且「重農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從而抑制了商品經濟的活躍性，讓統治者認為我國沒有對外貿易的需求。
比如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提出與中國通商的要求，但乾隆卻以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為由拒絕了。
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
趙武靈王學習胡服騎射，日本遣唐使學習唐朝的科技文化，都是通過主動交流從而改善自身的缺陷與不足，而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卻使得領跑世界的中華民族逐漸被現代科技甩開。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經濟、科技和文化再次進入了新的繁榮時期，這說明平等與積極的交流，有利於個人和國家取得長足的發展和進步。